書寫“京味小說”的當代作家

　　生長出京味小說的，是一片滋潤豐沃的土壤。地域文化無可比擬的蘊含量，范本所造成的較高境界，都有助于后來創作的生長繁榮。新時期一時并出的數位京味小說作家，雖各懷長技，創作成就互有高下，卻共同維持了作品質量的相對均衡。在水準起落不定的當今文壇上，能維持這均衡已屬不易。構成這嚴整陣容的個體都值得評說，我們就由鄧友梅說起。

　　鄧友梅：尋找自己的筆調

　　我沒有條件描述發生在鄧友梅那里的“尋找屬于自己的筆調”過程。他自己的話或許可以作為線索：“我打過一個比喻：劉紹棠是運河灘拉犁種地的馬，王蒙是天山戈壁日行千里的馬，我是馬戲團里的馬，我的活動場地不過5平方米，既不能跑快也不能負重。我得想法在這5平方米的帳篷里，跑出花樣來，比如拿大頂，鐙里藏身……你得先想想自己的短處，然后想轍，想主意�！薄懊總�作家好比一塊地，他那塊是沙土地，種甜瓜最好；我這塊地本來就是鹽堿地，只長杏不長瓜，我賣杏要跟人比甜，就賣不出去。他喊他的瓜甜，我叫我的杏酸，反倒自成一家，有存在的價值�！闭f得實在。鄧友梅并不自居為天才，而以終于能經營自家那塊地上的出產自樂，并且更理解選擇——尤其筆調的選擇——對于作家的意義。

　　鄧友梅并不專寫京味小說，但他自信“我的作品不會和任何人撞車”。他明白自己的短處，自知、知止，于是就有了節制。寫京味小說，鄧友梅選材較嚴。他很清楚題材對于他的意義。他不追求“重大主題”，他稱自己所寫是“民俗小說”，且善能藏拙。鄧友梅有極好的藝術感覺、語言感覺，寫來不溫不火；即使并不怎么樣的作品，如《“四海居”軼話》、《索七的后人》，筆下也透著干凈清爽。他不是北京的土著，以外來人而不賣弄方言知識、不饒舌，更得賴有自我控制。因材料充裕、細節飽滿，也因相應的文字能力，自可舉重若輕，游刃有余，而不必玩花活。節制中也就有穩健、自信。

　　鄧友梅也并不缺乏寫人的能力，尤長于寫文物行中人，甘子千、金竹軒一流，有文化氣味，又非學士文人，介乎俗雅之間，正與他的小說同“調”。

　　劉心武：筆觸探向底層

　　似乎是，到寫《鐘鼓樓》、《五一九長鏡頭》、《公共汽車詠嘆調》，劉心武才把“京味”認真作為一種追求。他的《如意》、《立體交叉橋》寫北京人口語雖也有生動處，卻只能算是“寫北京”的小說。

　　劉心武并無意于追求純粹京味，他的興趣也不大在形式、風格方面。由《班主任》到《立體交叉橋》、《鐘鼓樓》、《公共汽車詠嘆調》，他始終思索著重大的，至少是尖銳的社會問題。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現的知識分子敘事人，即使不便稱作思想者，也是思索者。出于其文學觀念，劉心武不茍同于時下作為風尚的“淡化”、距離論，寧冒被譏為“陳舊”的風險，有意作近距離觀照，強調問題、強調現實性。他以其社會改造的熱情擁抱世界，即使那嫌惡、那譏誚中也滿是熱情。在這一點上，他的氣質略近于某些新文學作者：使命感，社會責任感，現實感，以文學“為人生”到為社會改革、社會革命的目的感；少超然物外的靜穆悠遠，少玄遠深奧的哲思等。不只是為適應自己的才智而選擇對象，也是為取得最適宜的角度對社會發言。

　　京味小說作者之所取，往往介于雅俗之間：胡同里未必有學識卻未必沒有有教養的市民。劉心武偏不避粗俗，把他的筆探向真正的底層，那些最不起眼的人物，那些因物質匱乏生存也相應渺小、常常被文學忽略的人們及其缺乏色彩的生活。不以“純粹京味”為目標，和對于底層世界的注視，使他保持了對北京文化變動的敏感�！傲Ⅲw交叉橋”無論對于作者的社會生活認識還是作品中的生活世界都是象征。他企圖以這意象喻示“生活本身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生活的“立體推進、交叉互感”。而他追求的現實感、變革要求使他較之其他京味小說作者，更少對于古舊情調的迷戀，也就更有可能注意到那些于老式市民社會“異己”的東西，無論其何等粗鄙。

　　當他直接以作品進行北京市民生態研究時，個案分析通常為了說明“類”。他使用單數想說明的或許是復數“他們”。因而他時常由“這個人”說開去，說到“北京的千百條古老的胡同”“許許多多”如此這般的人物。他力圖作為對象的，是普遍意義的“北京胡同世界”，并將這意圖訴諸表達方式。類型研究、全景觀照的熱情，流貫了劉心武的近期小說創作，與其他京味小說作者關心對象、場景的限定，有意緊縮范圍，也大異其趣。

　　汪曾祺：

　　感受平淡中的情趣

　　汪曾祺的京味小說不多，也并非篇篇精彩，因而迄今未以“京味”引起普遍注意。人們更感興味的，是他寫高郵家鄉風物的《大淖記事》、《受戒》、《故里三陳》之類，卻不曾想到，汪曾祺以寫故里的同一支筆寫北京。汪曾祺的京味數篇中，我最喜愛的是《安樂居》，其由內容到形式處處的散淡閑逸，最得老北京人的精神。

　　此作所寫人物生活，瑣細平淡之至。汪曾祺卻由這淡極了的淡中咂摸出淡的味，令人由字里行間觸到一個極富情趣的心靈。在現代社會，固然有人忙迫地生活，卷在時代大潮里；也有人更有余裕細細地悠然地品味生活，咂出從未被咂出過的那層味兒。在汪曾祺本人，決非為了消閑和供人消閑。一篇《云致秋行狀》，于平淡幽默中，寓著怎樣的沉痛和不露鋒芒的人生批評；《安樂居》提示一種易被忽略的生活形態及其美感，也同樣出于嚴肅的立意。那種世相，在悄然的流逝中，或許非賴有汪曾祺的筆，才能被攝取和存留其原味兒的吧。

　　較之其他年輕的作者，汪曾祺無論材料的運用、文字的調動，都更有節制。他也將有關北京人的生活知識隨處點染，如《晚飯后的故事》寫及縫窮、炒疙瘩，卻又像不經意。妙即在這不經意間。情感的節制也出自天然。即使所寫為性之所近，也仍保持著一點局外態度，靜觀默察，在其中又在其外。妙也在這出入之間。汪曾祺愛寫小人物、藝人、工匠，其他手藝人，或手藝也沒有的底層人，他本人卻是知識分子。對那生活的鑒賞態度即劃出了人我的界限。身在其中的只在生活，從旁欣賞的不免憑借了學養。

　　這些，都足以使汪曾祺即令有關作品不多，仍在京味諸家中占有一個無人可以替代的位置。

　　(本書摘自《北京：城與人》一書，有刪節，該書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于201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