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魁興：誰是“最后的大師”

　　在介紹作家汪曾祺時，資料上多是這么說的：汪曾祺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作家，不僅是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還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之前，我孤陋寡聞，對此深信不疑。但是，現在我對此產生了懷疑。汪先生真的是“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嗎？

　　我上網一查發現，1990年去世的我國現代歷史學家錢穆先生也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仍然健在的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先生也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既然錢穆先生和金庸先生都能稱之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那么汪先生的“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的稱號就得打個問號。雖然汪先生是“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的帽子還沒有被人搶著戴，但世界末日還沒有來臨，誰也不敢說誰就是“最后的某某”。

　　我們知道，所謂“最后的某某”不過是表示對故去大師的敬重。敬重當然可以，但是，對于活著的大師們來說則是一個尷尬，誰聽了也不舒服。況且，某些人連大師的稱謂也不配，更別提是“最后的大師”了。畫家朱新建去世后，有人稱之為“最后一位文人畫大師”。不久前，某拍賣行在舉行朱新建作品專場時，也將之命名為“最后一位中國畫大師朱新建專場”，似乎將朱新建的“最后一位大師”的名號進行了鞏固。此事在藝術圈引起了不小的騷動。一位畫家就直言不諱地說：“暫不說朱新建是不是‘中國畫大師’，就說這‘最后一位’，難道中國畫壇此后就再無大師了？”

　　“最后一位”的說法肯定不嚴謹，但是，我們卻經常聽說故去的某某被稱為“最后一位”。有人為科學家葉企孫寫了一本傳記，書名就叫《最后的大師》。有讀者提出質疑：葉企孫是大師不假，但說他是“最后一位”不妥，近年獲得國家最高科學獎、為中國作出巨大貢獻的那些學術泰斗都不是大師了？當“最后一位大師”滿天飛的時候，“最后一位大師”必然成為一句善意的謊言。季羨林先生很明智，生前已經辭去“國學大師”的帽子，但是2009年逝世后，仍然有人說他是“最后一位國學大師”，有人說“北大燕園的一個時代結束了”，事實上這都是算不得數的悼念之語。如果換個語境，“最后一位”也就是為了尊敬死者的隨便一說，因為地球還在運轉，社會還在發展，稱誰“最后一位”都為時尚早。

　　誰也不知道誰是“最后的大師”，因為我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誰是地球上“最后一位”公民。按照傳統的說法，說誰是“最后的大師”是“諛墓”，按照現在的說法也就是蓋棺定論，而蓋棺定論多有故意“拔高”的水分，而且是故意忽略了“不好”的一面。換言之，稱誰為“最后的大師”都不見得是客觀的評價。所以，對“最后的大師”的評價，你就姑妄聽之吧。如果是賣家和藏家嘴里的“最后的大師”，最好的應對就是左耳朵進右耳朵出。我們都不會知道誰是“最后的大師”，也不必把“最后的大師”當回事。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沒有“最好”，也沒有“最后”，只有“更好”，我們應把“更好”當做追求，對“最后的大師”就一笑而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