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玉秋：共同的焦慮：不確定性

　　范小青的這部小說這樣結尾：“我弟弟發生奇跡了，我弟弟說：‘我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王村�！�”這是一句意義明確的話語，由弟弟口中說出，實屬不易。小說似乎也要就此給出一個圓滿的結局。但且慢，讀者都知道，弟弟并不叫王村，王村這個名詞所代表的村莊此時也瀕于消失。在弟弟身上發生的奇跡頓時變得毫無意義。至此，小說再一次強化了讀者此前的閱讀印象：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一個意象中隱含多重意義。而所有的意象最終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焦慮：不確定性。

　　這不是一部書寫鄉村和底層的小說。盡管小說以大量的篇幅敘述了這個鄉村30多年、特別是近10年的具體變化，其中包括村辦企業承包，村委會選舉中的賄選，村里籌辦高科技的“大蒜250”廠，為辦廠、修水塔村長借高利貸，因手續不全大蒜廠夭折，土地流轉，最后弄沒了小王莊……小說只是借小王莊為載體，演繹我們所生存的世界一步步陷落的過程。在中國，王是大姓，王村是重名率極高的地名。從一開始，小王村就可以是中國土地上的任何一個村莊，在小王村發生的一切都極有可能在任何一個村莊上演。于是小王村這個特定的空間就具有了相當普遍的意義。在小王村，我們看到了王村長與王圖各自的計謀籌劃，彼此之間的勾心斗角，一干村民興致勃勃又熱火朝天地附和參與。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是為了讓生活更美好，結果卻好像生了個怪胎，村將不村，家已不家。結婚十幾年的哥嫂離了婚，結婚幾十年的爹娘也離了婚。兩個大男人，一個在賭場上豪賭，一個以喝農藥要挾老婆復婚。對蒸蒸日上好生活的期待演變成了一場鬧劇，能夠守護小王村的只剩下了沒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弟弟。在整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在表面一致的假象下，每個人的訴求都不盡相同。這些不盡相同的訴求互相碰撞，彼此損耗，最終演變出不同于任何一個人的訴求的結果。周圍世界展現了不確定性。其實又何止是小王村，尋找弟弟的過程讓主人公自由出入城鄉，接觸到了從基層政府機構到社會救助組織，從醫院到旅店，每個人都在努力著，但每個人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結果，真可謂放眼天下皆王村。

　　這也不是一部書寫倫理親情的小說。盡管小說主要線索是丟掉弟弟又尋找弟弟，驅動人物行動的內因是倫理親情的譴責。小說從始至終都糾纏于“我”和弟弟的身份認證和患病認證：我是誰，弟弟是誰，弟弟有病還是我有病。給弟弟看病醫院搞不清，住旅店服務員搞不清，找弟弟救助站搞不清，最后連對象賴月也認為，只有找回弟弟，“我”才能證明自己是誰。就連證明身份的身份證也有真假，不僅不能證明身份，反倒把身份搞得更加混亂。當“我”面對人們的詰問百口莫辯時，荒唐、荒謬之感奔涌而至。其實，身份認證的混亂感不止發生在“我”和弟弟的身上。就比如那個王大包，他到底是打工者還是包工頭，是知名公司的員工還是欠了錢的債務人，是神通廣大人士還是吹牛撒謊的騙子，“我”弄不清楚，小說也沒打算交代清楚。病與非病的混亂也存在于王圖身上。他初去精神病院是為了以一紙診斷證明作為武器跟村長斗法，后來卻真的瘋了，還發生了性別錯置。其實不管是誰，一旦脫離了自己的生活坐標，如何證明自己是誰就會成為一個大問題。弟弟最后說“我的名字叫王村”，他真的就是王村了嗎？

　　《我的名字叫王村》當然是一個后現代文本。理性主義認為，世界是有規律、法則和制度的，不確定性只是偶然的存在。但對世界的這種看法只能理解可以歸類以及常識性、經驗性的事物，一般能夠概括自然規律。但如果把這種看法復制于社會生活、人生世界，就會失之于模式化。人文規律更多地呈現非規定性、非確定性，這主要來自人的主體能動性及其發揮。每個人都會按照自己的文化理想生存、與他人交往并改變世界。每個人的文化理想都存在差別，這才造就了千差萬別的個性。范小青的這部小說打通了理性和非理性、病與非病的界限，對人生世界的把握更貼近人的生活世界的常態，因而也更真實、更豐富、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