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村上春樹最新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3月25日全國百家書店同步上市,這是他繼《東京奇譚集》之后,時隔多年再一次回歸短篇小說創作。該小說集收錄的七篇小說都是圍繞著同一主題:各種即將失去或者正在失去女人的男人的處境。村上每一本新書上市,都是一場盛大的節日,在這個閱讀式微的年代,村上小說為何流行,村上式的囈語和“孤獨感”僅僅是都市男女的致幻劑嗎?
村上春樹譯成中文的書,已有42種,可人們仍然關心:新出的《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會有什么新的驚喜。
這是一本很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集,最后一篇《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更像散文,前六篇中規中矩,基本延續了典型的村上式敘事策略:生活遭遇無法理解的變故——尋找發生變故的原因——似乎找到了,又似乎沒找到。
壹
好生意不需要太復雜的策略。單反相機只屬于發燒友,卡片機才是真王道。絕大多數客戶不會有耐心聽你講上30分鐘,他們拆開披薩餅的包裝,要的只是意料之中的那頓飽餐。所謂村上春樹的魅力,就在于他恰到好處地滿足了人們的期望——好故事、對生活無意義的感慨、孤獨感、自我不同的暗證、似是而非的愛……概括而言,就是“人這輩子沒什么意思”。在技術滿足了人們其他需要的時代,人人心中都有一份空虛無聊,等著小說來按摩。
米蘭·昆德拉喜歡將這個命題置于政治背景中,所以更悲情更壯懷激烈,但那份豪邁,其實是反存在主義的。不是所有讀者都能接受米蘭·昆德拉,因為他的時代正在消逝,今天的年輕人已不在偶像崇拜的重壓下長大,他們很少能體驗到形而上的激情,相反,他們感受更深刻的是來自現實的傷害。
在他們的生命中,沒有奇跡,沒有英雄,也沒有不可動搖的原則,他們從一生下來就被太成熟的世界所規定,他們無法不按照說明書的要求成長。既然人生最大挫折不過是戀愛和失戀,那么,也就只有村上春樹能打動他們的心。
幾乎所有村上春樹的小說都在寫日常生活,而驅動它的動力,無非性與愛。
在《沒有女人的男人們》中,第一篇是《駕駛我的車》,先生家福不明白逝去的夫人為何出軌,而自己和她的情人居然成了酒友,這雙重尋找終結于“我已經四十七了。假如六十死掉,往下還必須活十三年。太長了!那十三年該怎么熬過呢”。
愛,是否需要一種承諾,是否意味著一種責任?
其實想想都好笑,正是因為有了責任,才讓心靈覺得沉重,并為擺脫它,人們選擇出軌。責任創造了背叛,可如果沒有這種責任,生命的重量在哪里?該怎樣維系接下來的日子?
許多人會把支點放在家、孩子、愛之上,但我們心里都明白,愛如此短暫易逝,家又是那么不可靠,至于孩子,我們根本無力抗拒社會對他的扭曲。家福的麻煩是,他連這三點都沒有,他甚至沒有蒙騙自己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昨天》中的木樽承受的是另一種苦難:他不相信一切,卻對愛過分期待。
愛是如此神圣,讓木樽無法對自己的戀人惠理佳產生性欲望,這讓努力活得像“正常人”的惠理佳感到無法接受,而木樽體察出這個落差后,他的解決方案卓爾不群:介紹自己的朋友給惠理佳。
木樽為什么不實際一點呢?為什么不修改一下他的愛執著?因為那是他的精神支柱,他是通過否定建立起自我的,他刻意學方言,不努力準備高考,拒絕他人的規勸,在這個世界上,想做一個不同的人的代價太高了,將愛神話到麻醉劑的程度,才能支撐住他的世界,使其免于崩潰。果然,在明白惠理佳是一個“正!钡呐撕,木樽逃到了美國。
《獨立器官》的故事結構很像《昨天》,一生未婚的渡會醫生滿足于和不同女性交往,他習慣并依附于這種自由,但最終一個女人讓他體會到了愛?稍隍_到足夠多的錢財后,她嫁給了另外一個人,而渡會選擇了死亡。因為失去自由,渡會已無法維系內心的平衡。
《山魯佐德》寫一個被工具化的女人捏造了前生,并通過編故事來尋找自我。
《木野》基本是《駕駛我的車》的翻版,妻子出軌,他卻仇恨不起來,因神秘力量,他不得不逃離自己的小酒吧,四處游蕩。
《戀愛的薩姆沙》是一個片段,很像村上春樹早期短篇小說。
通覽全書,村上春樹彼此重復的問題依然明顯,細加推究,《駕駛我的車》其實是濃縮的《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而《昨天》頗有《挪威的森林》味道,至于《獨立器官》中的渡會醫生,則讓人想起《列克星敦的幽靈》中的美國建筑師凱錫。
貳
村上春樹并不是一位真正有創造力的作家,他太迎合市場,他要寫讓大家感動的故事,所以自縛手腳。他把太多的才能消耗在“用細節來打消重復感”上,單看皮相,很難注意到其故事結構的雷同。
村上春樹的細節寫作多信手拈來,不完全為主題服務,他很有耐心地去寫無關之事,比如《駕駛我的車》是否有必要精細地去描寫女司機渡利的性格與家世?是否有必要細寫他的老爺車?這種散漫與東方美學主張的“多點透視”相關,讓讀者不斷感到陌生,會干擾他們對主題的注意力。只要最終結果還沒有被猜出,故事就能繼續維系下去。村上的小說常常有三四條故事線,以哪個為結局都可以,這讓他游刃有余,而代價就是結局的震撼力有所降低,給人以“明明是一個簡單故事,卻講得這么復雜”之感。
所以,村上春樹不得不經常采用“第一人稱”寫作,正如日本學者加藤典洋所說:“村上文學其實有某種不變的特征,即從小說最為基礎的文體上講,他經常運用‘我’作為‘第一人稱’的敘事主體!崩谩拔摇辟n予的信馬由韁的權利,來掩蓋情節中的斧鑿、虛假的痕跡。
村上春樹就像古代東方畫家,一生都在畫梅花,卻堅信畫的是“我”,每幅都相同,每幅又不同,他不斷捕捉著瞬間的感悟與激情,以此強化對“我”的認知。
嚴格來說,這是對小說的誤會,小說固然有故事與表現的層面,但小說最終使命是認識自我。通過小說智慧,我們的心靈可以變得更豐富。
叁
小說的智慧有其自己的成長史:從《堂·吉訶德》開始,小說教會了我們嘲諷,一切莊嚴神圣都是可笑的,不論它表面看上去多么合理、多么肅穆;而在莎士比亞筆下,小說的智慧(雖然莎士比亞寫的是戲劇)最早揭示出了人性惡,我們黑暗的心靈才是世間一切苦難的源頭;到《卡拉馬卓夫兄弟》時,人性惡與人性善則高度融合,在我們的善念中,其實有絕大的惡存在;而到卡夫卡的《城堡》,這一切不再重要,人已經被綁架,成為系統中無關緊要的一部分,他的善惡只是裝飾品;而在加繆的《局外人》中,人徹底被邊緣化,我能否存在,要看系統究竟怎樣解釋……
過去500年,歷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人都從發展中分到了紅利,卻也變得更加迷茫。因為我們事實上失去了脫離正常秩序的自由,我們儼然進入了一座大監獄:3歲要上幼兒園,7歲按時上學,去學完全相同的課程,18歲后才能合法結婚,23歲時一起從大學畢業,為一份職位你爭我奪,在干了幾十年內容差不多的工作后,突然變老,然后像個正常的老人那樣病倒、癱瘓,最終在火葬場中團聚。
托爾斯泰曾經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边@話在今天并不準確,作為標準化制造出來的人類,今天我們的不幸也高度相似。當人們沉浸在現代化炫目的色彩中時,只有小說的智慧最早意識到了風險,并不斷在喚醒著我們。
這就是為什么,小說會存在嚴肅與通俗之分。因為嚴肅小說的價值在故事之外,它推動了小說智慧的進化,而通俗小說固然贏得掌聲,卻無法讓我們看清這世界的真相。相反,它的娛樂性還會進一步使我們入魅,讓自我更加迷醉在物化的泥潭中。
肆
也許,村上春樹最終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吧,但無法回避,他的小說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暗瘡:他對人類小說智慧并未做出太多貢獻,他不過是將前人的發現用更通俗的筆法解釋了一遍,從而讓人們較容易接受它。村上春樹小說的力量不在于發現了新天地,而在于他能用故事證明其存在,這就注定了:他始終沒成長為真正的巨人,最多只能算是嚴肅文學搖籃中,那個叼著奶嘴的大叔。
這,不完全是村上春樹的責任,要對小說智慧做出原創性貢獻,東方是被拖入現代社會的,傳統農耕思維并未內生出現代性,也就沒有反思和批判現代性的能力,所以只好將西方的思辨強行嫁接到東方的故事中來,固然可以做到天衣無縫,但終是沒有生育能力的死美人。
其實,在村上春樹筆下,不過是一批會說日語、行為很像日本人的歐洲人,這個模仿工作在芥川龍之介、德永直、川端康成手中不斷精細化。到了村上春樹,已無更多模仿空間,所以他只好反復模仿自己,并在模仿中嗨得不亦樂乎。
沒有消費主義時代,就沒有村上春樹,因為后者將失去仇恨、批判的對象,他學來的小說智慧也將無施展的舞臺,那么,他們彼此之間是敵對關系呢,還是伙伴關系?
實話實說:《沒有女人的男人們》一如既往好看,但也一如既往沒太大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