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樹榛：懷念老友孟偉哉同志

　　從友人處得悉孟偉哉同志去世的消息，聽后感到非常震驚、十分悲痛，因為我和老孟是相知相識60多年的老朋友了，有著很深刻的友誼。

　　我和老孟是上個世紀50年代認識的。當年，我在天津大學求學，他在南開大學讀書。我讀的是機械系，他學的是中文系，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是，我偏偏是個文學愛好者，參與創辦了天津大學文學社，同時，又在報刊上發表了一些小文章，于是，便有機會接觸天津的一些作家。那時，老孟已經是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以“小劍”為筆名，在《天津日報》上經常發表詩歌和小說，我對他非常仰慕。恰好他又成為南開大學文學創作小組的帶頭人，于是，我們便在天津作協組織的一次活動上認識了。

　　認識之后，交往便多了起來。因為當時“天大”和南開是互相毗鄰的高等學府，校園之間可以隨意走動，沒有任何間隔，而南開的馬蹄湖，湖水波平如鏡，清澈見底，岸邊花木扶疏，綠蔭滴翠，風景非常優美，是自學和散步的好去處，我經常到此而流連忘返，在有意無意之間，便和老孟邂逅了。我是為復習繁重的功課而來，往往頭昏腦漲；他卻和一個漂亮的姑娘并肩散步，令人艷羨。

　　碰面后少不得握手敘談一番，一來二去，我們彼此就更加熟稔了。就此機會，我向他提出意想中的要求：代我們文學社約請南開的中文系名教授和社員們見面并講授文學創作知識。誰知他竟慷慨地應承了。于是，我們便得到李何林、李霽野等大師級的老教授的親臨教誨，大家都倍感榮幸；我對老孟也更增加一層敬重，友情也隨著加深一步。

　　不久，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青年文學創作會議，老孟是天津代表團中最年輕的一員，躬逢其盛，他自然是志得意滿；但他回來向我們這些文學愛好者傳達大會精神時，仍然表現得很謙虛，當然也有意氣風發的神采。我們從他的傳達中，受到很大的啟發和鼓舞，在私下里他還格外向我表達較高的期望，而我就在這種期望、啟發和鼓舞中產生了撰寫長篇小說的念頭。時在1956年，那是共和國的黃金時代，高層頭腦尚清醒，政治比較清明，社會欣欣向榮，年輕人都充滿著理想，憧憬著美好的未來。

　　1957年春，我已經是大學四年級下學期的學生，隨著全班同學去無錫柴油機廠進行畢業實習。無錫風景秀麗，我們生活得輕松愉快，那是我們大學生活中最愜意的時期。就在這樣的條件下，我抽暇完成了長篇小說《大學時代》的初稿。我原想回到天津后請老孟好好指點一下，因為他此時仍在南開就讀，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誰知就在這年夏天，中國政治氣候驟變，原本風和日麗，朗朗乾坤，突然雷電交加，風狂雨暴——反右派斗爭開始了！一大批單純的、才華橫溢、善于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突然變成階級敵人，被打入另冊，紛紛被流放到異域他鄉，進行勞動改造。我也“有幸”成為其中的一員(但屬于從輕發落者) ，而被懲罰性地分配到北大荒一個新建的工廠。那時當然無顏和老孟告別，從此，我和他便勞燕分飛，杳無音信。

　　誰知就在中國嚴寒遁去、春回大地之后不久的1978年，我和老孟又意外地重新見面了。那時，他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個編輯室的主任，我卻是從遙遠的邊疆來的業余作者，是應出版社之約來京修改稿件的。我們會面的地方竟然是出版社的食堂。當年來出版社改稿的作者都住在編輯部的辦公室內，和編輯們共餐于同一個食堂。也許因為當時我們還算年輕，容貌改變不大，老孟居然一下子認出我這個當年的“老朋友” 。于是，我們便在食堂的一角面對面坐了下來，邊吃邊聊；我們各自介紹了分別后的生存狀況。至此，我才知道別后的這些年，他因為家庭出身好，又當過志愿軍，歷次運動的驚濤駭浪中，都安全“進壘” ，先在人民大學教書，后到中宣部從政，最近又如愿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任職，而且居領導層；對于我，還沒等我介紹，他卻先我說道：你在“文革”前出版《鋼鐵巨人》時，我便注意到你了，那個年代能夠出版長篇小說，不簡單哩！可見他沒有忘記我這個老朋友。我沒有刻意向他敘述這些年“苦難的歷程” ，只簡略地談了談當前的境況，特別提及我此次來出版社的任務：修改長篇小說《大學時代》 ，說一定請他指教，因為我們是同時代人，會對那段生活更熟悉些。他聽后笑著說：一定認真拜讀(可笑的是：當時我還不知道他現在的職位是主宰我們這些作者作品命運的人) 。

　　經過這次敘談后，又見了幾次面，僅僅是打個招呼而已。因為他是個大忙人，不僅業務工作忙，社會活動也很多；而當我知道他現在身居要職后，為了避嫌，也不愿更多地叨擾他，甚至常常有意避之。誰知過了一段時間，在一天傍晚他突然來到我的住地，向我說道：請你今晚到我家去一趟，認認門。事情來得突然，我也不便推辭，于是便隨著他一同從出版社步行到美術館后街他當時的家中。

　　他的住房出乎我意外的簡陋：低矮的門臉，逼窄的廳堂，請我落座的是一張陳舊的木椅子。他說：這環境讓你見笑了！我連忙說：哪里，艱苦樸素點好。說話間，他從挎包里取出了兩瓶啤酒、一盤花生米、幾個醬熏的豬蹄，又隨手拿過來兩個茶杯。這才正式告訴我，今天請你到我這里坐坐，有兩個目的，一是敘敘舊，二是請你給我寫的小說提提意見。原來，他現在正在創作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長篇小說，取名為《昨天的戰爭》 �，F要進入高潮，有好幾個情節可用，但是他拿不定主意，讓我幫助他“參謀參謀” 。他說：這不算請客，只是這樣便于聊天。

　　由于不善于飲酒，喝了多半杯，我便說：對不起，我已經喝足了。老孟隨著將杯中酒一飲而盡，然后說：好，咱們書歸正傳。

　　隨之，他便順手從抽屜里取出一摞稿紙，翻了翻，直接向我朗讀起來。他寫的是朝鮮戰爭中最險惡的一段故事，字里行間，充滿血與火的焦灼——在一個段落的節骨眼里他停了下來，說了幾點他的構思，然后要我提出意見和建議。他詞誠意懇，我當然非常認真地提出我的想法。之后，我說：一點即興的建議，僅供參考。他稍稍思索了一下，然后說：很有啟發，多謝了！

　　這是我們倆最長的一次交談。此后再沒有更多的交流，他好像更忙了，很少能夠見到他的身影(后來聽說他在籌劃大型刊物《當代》的出版) ，直到我的稿子修改完畢交卷為止。

　　我沒想到我的稿子由老孟終審。當我的責編李景峰同志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我有點顧慮地說：這樣怕不好吧！會不會令他為難？可景峰卻說：他是我的直接領導，終審屬于他的職權范圍。不過，沒事兒！老孟會公事公辦的。你放心！

　　過不幾天，老孟把我和李景峰叫到他的辦公室，談他的終審意見。他開門見山地說：稿子我是抓緊時間看完的。優點是故事情節都非常真實，生活氣息濃。他順便笑著說：我和老程一樣，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有一種親切感。缺點是有些人物特別是教授的形象不夠豐滿，文字不夠老到。不過，可以理解，是大學生的文墨嘛！

　　終審通過了，我松了一口氣，盡管是“公事公辦” ，我對老孟還是感激的，我感激他的理解。

　　《大學時代》出版后，成為當年的暢銷書，受到讀者特別是大學生的熱烈歡迎，一版再版，發行10余萬冊。景峰告訴我，老孟對此甚為高興。

　　不久，大型文學刊物《當代》創刊了。由老作家秦兆陽任主編，老孟是常務副主編。他挑起了重擔。

　　因此，我們的接觸更多了起來，我是《當代》主要作者之一。新時期中我的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大部分發表在這個刊物上，以至于出版社的幾位主要領導(包括老孟)稱我和其他一些作者是《當代》的“基干民兵” 。由于老孟和我們是同時代人，故經常在一起談笑風生，他有時還跟我說點體己話。

　　但是，后來由于我國政壇的詭譎多變，深陷其中的老孟似乎也隨之升遷起伏，和一些作家產生了某種矛盾和隔閡，人們對他褒貶不一，且不乏微詞。我因為蟄居邊塞，置身其外，不想也不愿了解其究竟，故而和他仍正常交往，偶爾見一次面，也是只談友情，不論其他。我不想卷入任何漩渦之中。

　　后來，我奉調來京，主持《人民文學》的工作，對此，老孟是表示歡迎的。不過，雖在同一座大樓辦公，見面的機會很多，卻沒有更多的交流，因為他此時已是中國文聯的領導，我不愿多和他接觸，占用他寶貴的時間，特別是當時的文壇并不平靜。我仍然是過去的心態：不介入任何紛爭。

　　有一段時間，由于某種客觀原因，我工作上很不順心，很是煩悶。老孟不知從哪里聽到一點風聲，一天，他專門來到我的辦公室，熱誠地對我說：如果你現在確實感到工作很困難，那就來文聯吧！我設法安排。我領會了他的好意，卻婉拒了。我說：我是搞文學的，還是在作協為好，有人來取代我，正合我心意，專心搞創作，正是我所希望的。話雖如此，我對老孟的關心還是很感激的。他雖然身居高位，還沒有忘記老朋友，這是很難得的。

　　我們幾乎是同時退休的。之后雖然很少見面，但是還是經常有電話聯系，互問寒溫，偶爾同時參加某個會議，便聚首一談，互吐心腹，亦頗有快意。不久前，他告訴我正在編纂他的文集，同時征詢我的意見(因為我曾經把我的文集贈他) 。我將最初想法和編纂過程中的一些難題，坦誠相告。他似乎很高興，說：一定認真參考。

　　我本來期待好好閱讀他的文集，誰知卻傳來他不幸去世的噩耗，心里異常悲痛。痛惜我失去一個相交半個多世紀的朋友，文壇失去一個有實力和潛力的作家。斯人已去，我唯有暗自祝福：老孟，一路走好，在天堂里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