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奧·洛博·安圖內斯：難以遺忘的祖先陰影

安東尼奧·洛博·安圖內斯

《快帆船的返航》 《世界盡頭上的土地》葡文版

　　大航海時代無疑是葡萄牙最為璀璨、最為奪目、最為傲然也最為愉悅的時代。帝國的旗幟飄揚在世界各地，香料、黃金與數不盡的財富自殖民地源源不斷 地涌入宗主國。在那個時代，返航意味著滿載而歸，意味著新的土地與新的財富，意味著又一枚光彩奪目的珠寶即將鑲嵌在帝國那頂熠熠生輝的皇冠上。然而，4個 世紀過后，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幾乎緊隨其后、為薩拉查的獨裁統治畫上句點的康乃馨革命，帝國的殖民地在一場劇烈的戰爭后取得了獨立，大批當初載譽而歸 的航海家們的后裔不得不揮別昔日的殖民地，踏上返回故國的路途。只是這一次的返航，不再有任何榮光，有的只是綿綿無盡的感傷與失落。

　　葡萄牙當代大師級作家安東尼奧·洛博·安圖內斯(António Lobo Antunes)的小說《快帆船的返航》(葡語原名：As Naus；英譯名：The Return of the Caravels)便是設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小說題目中的快帆船(Caravel)指的是15世紀到16世紀被普遍運用到航海探險之中的一種小噸位快帆 船，它的返航通常意味著新大陸的發現，意味著帝國版圖的擴張。然而小說把時間設置為20世紀70年代中期，殖民地的獨立致使已經在異國他鄉扎根多年的人們 被迫放棄自己熟悉的一切，滿懷失落地回到故鄉，并且毫無意外也無一例外地成了“祖國的陌生人”。獨在故鄉為異客，自小說開頭，諸多歸來者中沒有任何人可以 “英豪”之名謂之，甚至連“返航”這一個看似普通尋常的詞匯，也有了一絲苦澀的諷刺意味。小說的主人公之一名叫路易斯，身份為詩人，毫無疑問他是16世紀 葡國著名詩人路易斯·德·卡蒙斯的化身。路易斯因種種意外無法安葬隨自己一同返還的父親的尸身，只得將其處理后隨身攜帶，父輩就這樣化身為一種物理學意義 上的存在，化身為一種無法擺脫的負擔加諸于后輩身上，無法被遺忘，亦無法被徹底拋棄�？�蒙斯在稱頌地理大發現的史詩《盧西塔尼亞人之歌》中曾經歌詠的一切 人與事，如今已近散落在伴隨著航船一同歸來的海風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當代的詩人路易斯——卡蒙斯的繼承者——嘗對“記敘英雄事跡的十四行詩”的書寫， 也終于不能成功，詩行伴隨著帝國夢想破碎在海浪中。

　　安圖內斯7歲時便有志成為作家，這一“錢途堪憂”的志向遭到了父親的阻擋。父親建議他學醫，于是年輕的安圖內斯便選擇了最接近文學的分支——精 神病學。在20世紀60年代，安圖內斯參加了對抗薩拉查獨裁統治的學生運動，正是在這一時期，他開始嘗試寫第一部小說，這部小說從不曾付梓，但在寫作的過 程中，他“發現”了菲茲杰拉德、梅爾維爾，尤其是威廉·�？思{。在他成名之后，批評家們在評論其作品時總會提及這位偉大的美國作家。不過，雖然敘事構建與 行文風格確有相似之處，但安圖內斯與�？思{的作品無論是主題還是掩藏于文本之中實質指向都大相徑庭。1971年1月，安圖內斯被派到了安哥拉的戰場，成為 一名隨軍醫師，直到1973年3月才返回里斯本。異邦戰場上的混亂、恐懼、不公以及過于喧囂的孤獨在安圖內斯的記憶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殖民地獨立戰爭 也因此成為他諸多作品直接或間接的主題。獨立戰爭中的境況在其極具自傳性質的長篇小說《世界盡頭上的土地》(葡語原名：Os Cús de Judas. 英譯名：The Land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中得到了震撼人心的表現，OS CUS DE JUDAS本為葡文俚語，指的是荒蠻、偏遠之地，不過其直譯卻是稍稍有些令人尷尬的短語，即“猶大的屁眼”，在小說中明指作為軍醫的敘事者所處的安哥拉戰 場，同時亦暗指他返回的故國葡萄牙——令人陌生的靈泊獄。而書寫手法更為純熟，敘事結構也更為復雜的《快帆船的返航》則將視線投向了作為前宗主國的葡萄 牙，這部群像小說的諸多角色各具特色，彼此相異，卻又因回歸而暗自相連。在異邦逾居留半個世紀且好歹有片瓦遮身的老夫婦，回國之后卻身無分文，無以為繼； 殖民地的走私販，幻想不斷的戀童癖，回到故國的公寓時，卻發現它已被大批流浪者般落魄的人民以革命之名占領；與混血妻兒一同回國的人們為了維持生活，不得 不讓妻子出賣肉體……或許在踏上故國之初，返航者們尚且滿是憧憬，不乏期待，而到如今，卻徹底陷入了失望的深淵，各自苦苦掙扎。殖民者們昔日的光榮，而今 安在？特茹河流淌依舊，祖國卻成為虛幻的水中之月。

　　不同于因為獲得諾獎而為讀者們廣泛接受的若澤·薩拉馬戈——尤以《拔地而起》和備受爭議的《耶穌基督的福音》為代表，安圖內斯的作品完全不親近 讀者，亦會去不時提示閱讀者那相對于小說人物的全知性，小說的敘述在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之間來回擺蕩，閱讀者仿佛時而身臨其境，當局者迷，時而又置身事 外，旁觀者清。更令人擊節叫好的是，除了黯然歸國的無名之輩們，以達·迦馬為代表的大航海時代的英豪也出現在殖民地已然獨立于宗主國的當下，以突兀而又自 然的姿態在小說中登場，雖然這種出場實在太遲，就時間上而言，又形成了絕妙的諷刺。盡管如此，歷史人物的頻頻出現并不代表安圖內斯要岔開路徑，開辟一片新 土，對久遠的歷史進行復現與重構，他所要著力表現的，依然是當下，他所要描寫的，依然是不斷接納失落返航者的里斯本。歷史在小說中以一種荒誕的形式被提及 和重述，但只是簡短重述，因為光芒屬于過去，現在亟待解決的是生活，為難以遺忘的祖先陰影所籠罩的生活。歷史——屬于過去的榮耀，僅被偶爾提及，作為陪襯 暗淡感傷的光輝背景。

　　詩人路易斯以當代卡蒙斯的形象出現，但這位卡蒙斯卻不完整，無可歌亦無可頌。為何達·伽馬——被歌頌者——等人以看似不著痕跡的方式出現在小說 中，而卡蒙斯——歌頌者——卻只有代替品？毫無疑問，是因為缺乏歌頌的主體。大航海時代的返航意味著載譽而歸，而70年代的歸返卻是無奈之舉，沒有擴充帝 國版圖的新殖民地，沒有香料與黃金，有的只是一群身在故鄉的異客而已。歷史人物在當下那微妙而尷尬的處境，被安圖內斯表現得淋漓盡致。小說中有這么一段描 寫，每逢周日早晨，倘若陽光明媚，唐·曼努爾皇帝便會在大街上一輛老舊生銹、帶敞篷的福特車里吹響喇叭，他身穿女式長罩衫、拿著權杖向達·伽馬揮手，叫他 下來好去沿著Marginal大街走走，聊聊東方諸國，亦即那作為陪襯暗淡感傷的光輝背景，那宛如高速行駛的車窗之外那轉瞬即逝的風景。世事無常，往日的 英豪也好，當今獨在故鄉為異客的人們也好，只能無可奈何地面對光榮而虛妄的過往與難以承受的現實。

　　在令人感傷的混亂時代，荒誕而又失常的場景一幕幕呈現在讀者面前：路易斯·德·卡蒙斯的《盧西塔尼亞人之歌》——昔日輝煌之象征——也只能落得 以印有裸體女郎的封面，并混同一系列偵探小說出售；“成打”的簿記員費爾南多·佩索阿，如同歷史上那位赫赫有名的詩人一般，戴著眼鏡，蓄著胡須，表情嚴肅 地走在上班的路上(熟悉佩索阿生平的讀者對這樣的形象不會感到陌生，雖然很難說這里的“成打”是荒誕怪異的表達，還是實際的指涉，因為佩索阿本來就作為 “群體”存在)；達·伽馬與唐·曼努爾皇帝被關進了瘋人院，因為皇帝在駕駛著福特車被警察攔下時堅稱“整個國家盡為我有”，同他們一道的還有50位哥白 尼……是的，即使真正的英雄回到帝國，已然土崩瓦解的一切也不會再度拔地而起，葡萄牙的榮光已經熄滅，迅疾如劃過蒼穹的流星。

　　盡管如此，那難以遺忘的祖先的陰影卻依然籠罩在這片陌生的故土，昔日的頌歌依舊在內心深處不時響起，并且永無銷聲匿跡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