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迪生：鄉土的冷酷與溫情

　　鄉村是觀察中國社會演進的窗口，想要真正了解并認識中國社會，立足農村，深入挖掘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脈絡，或許不失為一個有效可行的捷徑。因此，一些作家把視野投放于農村這片更落后、更廣闊的天地，他們并不試圖解決問題，更多的是以一種文人悲憫的情杯展現農村生活，謝連波的長篇小說《白云蒼狗》便是在這方面的一次嘗試與突破。

　　對于謝連波來說，鄉土并不是簡單的寫作對象，也并非單純寄托情思的創作素材。他生于鄉村，長于鄉村，經過多年的摸爬滾打，消不去的依然是心頭那抹鄉土氣息。1947年出生的他，兒時雖然伴隨著大時代所致的苦難，卻也享受著農村該有的自然與單純。然而，在商業發展的沖擊之下，故鄉正經歷著日新月異的變化，面對這樣的變化，或許，謝連波有些措手不及。商業發展所帶來的便利人人都在享用，而它的沖擊，卻是潛在甚至是無形的。他仿佛被這種潛在、無形的魔爪扼住了頸喉，難以忽視這種精神的苦痛。

　　《白云蒼狗》依托典型的嶺南村莊回龍鄉，展開小說情節，講述了鄭永炬、田世清兩個家庭延續三代的恩怨情仇，小說時間跨度前后超過60年，體現了作者對于時空敘事能力嫻熟的運用，展現了自上世紀40年代到本世紀初南方鄉村在各種政治運動與改革風潮中呈現出來的獨具特色的時代風貌。其中充滿奇幻、傳奇、曲折而又艷麗的故事，既可以看作中國鄉村變遷的某種縮影，也可以看作是人類的心靈史。

　　《白云蒼狗》并不以結構取勝，它沒有讓小說因龐雜的敘事結構、關系，而疲于細節刻畫。整本小說圍繞“復仇”這兩個字展開。通過對“殺父之仇，奪妻之恨”的描述，延伸出敘事的枝蔓。謝連波在敘事過程中盡量客觀地給予人性以充分的理解與尊重，通過對兩個家族關系變遷的描寫，以小窺大，揭開中國現當代發展過程中不為人所熟知的一面。田世清對鄭一虎的仇視源于奪妻之恨，而鄭永炬對田世清的報復則因殺父之仇，作者把人物置于情感支配之下，將這種古老而簡單的“復仇”融入當代中國闊大的歷史洪流之中，將人物的命運融入整個社會的開闔動蕩中，使人物脫離自身的軀殼，獲得更多社會學與人類學上的意義。

　　在小說中，作者試圖為我們全景式地展現當代中國鄉村的具象形態。作者將當代中國鄉村定義為浮世，既生機勃發又充滿著矛盾與徘徊，在“破”與“立”的蛻變過程中掙扎，充斥著兩種力量的交鋒：人們想要掌握自身的命運，卻又對神婆、廟祝等封建迷信深信不疑；人們試圖在改革的浪潮中獲得新生，卻又經受不起外面世界的誘惑。這是一場肉體與本能的狂歡，伴隨著的是精神如饑似渴的孤單。這是一場荒誕而真實的派對，如同無形的繩索裹挾著中國鄉村踉踉蹌蹌地前行。

　　謝連波筆下的鄉村顯得更加立體豐富。作者用自然主義的手法再現了鄉村變遷陣痛過程中結構的變動以及對人性的考驗。另一方面，貧窮意味著遠離商業社會的單純與善良，落后也極大地消減了人們的物欲。細微之處透露溫情，無論是田世清對孤兒寡母的照顧，還是鄭永炬對王杏花的堅貞，亦或是鄭永炬最終與田家的和解都透出濃濃暖意，似陽光穿透烏云，讓人看到重生的希望，也因此帶上救贖的意味。

　　深深的鄉土情結根植于作者的血液之中，表現在字里行間。他看到了農村在發展過程中的墮落與不堪，并為此感到心痛與惋惜。因此，小說中總是暗藏著一股流動著的憂郁，從作者的筆尖下散發到全書，氤氳而成為鄉村最好的注解�！鞍自粕n狗”不僅是對中國鄉村發展狀態的描述，也是作者為農村鳴不平的情懷。

　　從決心復仇到最終和解，鄭永炬的自我救贖具有特別的意義，不僅代表著兩個家庭的和解，同時也預示著以田世清為代表的政治生態和以鄭永炬為代表的商業生態之間的和解。這是謝連波最渴望看到的農村的狀態，這種和解可以被認為是一種象征：既是對人生的一種回饋，也是對時代的一種總結。

　　《白云蒼狗》還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比如作者在心理活動的刻畫上向現代小說提升。作者注重細節的典型作用，如永炬與杏花的初夜、金好與丘萌萌的矛盾等。這些都是來源于生活的真實，顯得特別生動。小說還在傳統文化浸潤上作了必要的努力。

　　“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我們正在經歷的時代，是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一切都以一種倍增的姿態狂飆突進。我們時刻面臨抉擇，如何適應變幻無常的人生？謝連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立視角：放下仇恨，克制欲望，用善意對待生活，用溫情融化殘酷，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作者為魯迅文學院第二十二屆高研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