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張悅然：80后失去了最初尖銳的東西 變得溫和

楊慶祥、閻連科、張悅然（從左至右）在與讀者進行交流。

　　多年前，“80后”這個標簽開始火起來的時候，所指的是橫空出世般扮演社會叛逆者的一代。如今，他們畢業、成家、為人父母，并且漸漸成為各行業 的重要力量。然而，生存和精神上的困境與迷茫，是否讓他們變成懦弱的一代？近日，青年評論家、同樣是“80后”的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楊慶祥，攜手十 月文藝出版社推出一部提出問題的新書——《80后，怎么辦？》，分析80后青年的精神動向。在日前于單向街書店舉辦的該書讀者交流會上，大批青年讀者前 來，著名作家閻連科、張悅然也對這一話題展開思考，探討從尖銳到妥協，從反叛到懦弱的這代人。

　　80后

　　姿態

　　從橫空出世到溫和妥協

　　在《80后，怎么辦？》一書中，既有作者楊慶祥近年來有關80后一代人的文學評論，也有他與同代人之間文學思想上的對話。80后作為代際意識， 在這本書里得到了集中的敘述與思考。作為80后知名作家，張悅然說道，十幾年前在“80后”出來的時候，好像是一種特別橫空出世的那樣一種姿態。所以，好 像大家都會覺得說這代人會特別的不同。但是，十幾年過去了，我們這代人沒有表達出不同于之前幾代人的一些新思想，在文學領域也沒有呈現出真正的有別于之前 幾代人的出色的作品，或者是能夠代表這一代人的優秀作品。80后失去了最初的那種可能尖銳的東西，變成了現在溫和的，并且妥協的一代人。這個群體出了什么 樣的問題？或者他們遇到了什么樣的問題，使他們變成了現在的這個樣子？

　　楊慶祥則在書中，通過一些自己的生活經歷和其與更廣泛80后勞動者的交往，寫出80后切切實實面臨的生活問題。比如，楊慶祥說道：“大概是在 2011年2月份，當時我就住在人民大學旁邊，突然被房東趕走，說不再租房子給你住了。我是一個焦慮性的人格，因為當時放寒假了，我特別抓狂，在火車上就 不停地打電話給很多人，給很多中介公司，要不然沒地方住。與此同時我就在想，我當時還自詡自己是很努力的奮斗，讀博士，留在人民大學任教，還落得如此下 場。我就想，肯定有很多人比我的處境更困難。后來我這個書里面擴大了范疇，比如80后的農民工，這個龐大、沉默的群體他們是怎么生活的，他們對世界有什么 想法�！�

　　80后

　　精神

　　曾經的反叛也或是誤判

　　對于80后一代人，作家閻連科則說道：“我這一代人，或者說很多人對80后有一個誤判。比如我們在10年前、15年前，說這一代人非常反叛，我 那時候也覺得，好像反叛成為這代人的標志。到今天想，這代人幾乎沒有反叛的地方。1930年代，魯迅、郭沫若、巴金這一代人那是真正反叛的一代人。后來再 想80后的父親這一代人，不管是真正的反叛還是假的反叛，他也反叛，可以把父親、母親揭發出來，青年上山下鄉，不管父親同意不同意，他們扒著火車就到鄉村 去了。80后這樣一個反叛完全是一個誤判，現在幾乎找不到這個反叛在哪個地方�！钡�是，之所以之前人們對80后寄予希望，是因為“任何一個時代的進步，其 實靠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反叛進步的�！�

　　閻連科同時表示，人們常說的80后自我為中心，這種自我為中心更多是停留在物質上的，幾乎在這一代人身上找不到在精神上以自我為中心。相對他們的父親、爺爺那會兒，80后的這代人是相當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我們今天面對現實的時候，找不到一種80后的聲音。

　　■延伸閱讀

　　80后

　　不能只有雞湯

　　著名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表示，《80后，怎么辦？》主要是一本提問的書，但書中隱約談到了出路的問題，比如從小資產階級的白日夢中醒來，超越異己的失敗感，重新回到歷史的現場，不僅僅是講述和寫作，同時也要把講述和寫作轉化為一種現實的社會實踐。

　　作者楊慶祥則表示：“如果一個時代處在最前面的思考者都如此簡單地認同于這個世界的商業邏輯和資本邏輯，我覺得我們這代人就完了。所以在這一點 上，我覺得作為一個愿意思考的人，不愿意服從簡單規則的人，這一點上要特別的反思我們這一代，我們怎樣從我們的語言、表達方式、我們的生活方式方面能夠提 供一些抵抗式的東西。這一點對我們來說是一直困擾我的非常重要的問題�！�

　　對此，張悅然說：“曾經的青春文學，殘酷青春是一種叛逆的、尖銳的狀態�，F在變成了什么？變成了雞湯文學。為什么出版商會出那么多的雞湯文學， 是因為讀者需要。需要的東西是安撫心靈，像甜食能夠一點點的安撫心靈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從寫作上來看，如果我作為寫作者，如果我能夠認清我的處境，我不向 這樣的環境妥協，我能夠沿著自己的道路去走，能夠發出我自己的聲音，停下來，看到自己的處境，先認清這個環境，再找到自己的初心，堅持去走自己的路�！�

　　北京晨報記者 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