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龍：以筆殺人罪難恕——我為什么寫《刺刀書寫的謊言》

　　2013年底，中央電視臺的一則新聞報道引起了我的注意。

　　該報道引述外媒消息稱，2013年的歲末最后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專程到東京一家電影院內觀看了熱映影片《永遠的零》。這部電影主要講述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神風特攻隊”如何實施自殺式攻擊的故事。安倍看后給予高度評價，連聲贊揚此片令他“十分感動”。

　　我頓時感到一頭霧水：一部表現臭名昭著“神風特攻隊”題材的電影，為何竟然令現任日本首相大為感動？后來我看完此片從網上搜索得知，《永遠的零》原來是日本著名右翼作家百田尚樹的代表作，此人曾屢放厥詞，堅決否認存在南京大屠殺。而他于2006年創作發表的這部暢銷小說，上架后在日本狂銷300萬本，漫畫版本也熱銷400萬本，拍成電影上映后一舉躍升到日本圣誕新年檔票房榜首。

　　二戰結束都七十年了，像《永遠的零》這樣一部赤裸裸為軍國主義戰爭狂熱招魂辯護的電影，為何還能在當今日本贏得如此廣泛的歡迎追捧，在日本社會“大獲成功”？我很快發現《永遠的零》并非孤案。日本人拍攝的許多二戰題材電影，如《自尊：命運的瞬間》《男人們的大和號》《太平洋的奇跡》《我想成為貝殼》等等，這些作品顛覆戰爭史觀、美化侵略歷史的手段都十分高妙，極為隱蔽，編導們有意回避了戰爭正義邪惡的因果關系，更逃避了對造成災難原因的深層追問，給人強烈的映象日本人才是戰爭受害者，而且是最大的受害者！

　　這些改頭換面的二戰作品把反思變成了頌歌，把戰犯變成了英雄，把侵略者置換成了“受害者”。它悄然混淆了真實的人道和虛偽的同情，用片面的寫實掩蓋混亂的邏輯，并最終將蘸血的謊言罩上一層蠱惑人心的反戰面紗，在世界范圍內模糊是非界限，美化侵略歷史，影響不容小覷。

　　那一瞬間幾乎條件反射一般，我想起了侵華戰爭期間日本那支名噪一時的“筆部隊”。他們混淆真假、巔倒黑白的手段實在太相像了！

　　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七十年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中，一支由日本作家組成的“筆部隊”曾經充當日軍“思想戰”的急先鋒，其成員遍布于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緬甸等地“協力”戰爭。這些表面上文質彬彬的“筆部隊”成員，與窮兇極惡的“槍部隊”互相配合，雙管齊下，相得益彰�！皹尣筷牎痹趹饒錾显丛床粩嗟貧⑷�，“筆部隊”則筆征四方，大肆煽動戰爭狂熱，為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喝彩打氣。許多知名作家都在“愛國主義”口號的煽動下，墮落成為對外侵略擴張的吹鼓手、馬前卒。

　　這批侵略戰爭催生的文學畸形兒，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他們進一步蒙蔽了不明真相的日本民眾，煽動成千上萬的日本軍人源源不斷地開往前線充當法西斯的炮灰，更加劇延長了戰爭受害國人民的災難和痛苦，寫下了當代日本文學史最為恥辱的一頁。

　　而對于這段日本作家助紂為虐的“思想罪案”，至今鮮有對他們的徹底清算，這才導致今天日本“筆部隊”的子孫們繼承前輩的“精神法寶”，肆無忌憚地故伎重演，繼續炮制《永遠的零》這類欺世之作，不斷誤導世界輿論。

　　作為近年來一直從事歷史創作的軍旅作家，我覺得有責任追溯厘清這段已被世人逐漸遺忘的日本侵華文學史。歷史的真實面貌要靠一代代人不斷拓展掘進，只有將日本侵華研究延伸到更新穎遼闊的精神疆域，將對歷史真相的打撈保存引向更尖銳復雜的深度廣度，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才越有利于用事實批駁那些歪曲事實、美化侵略的錯誤言論，也更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中國全民抗戰壯闊而豐富的歷史原貌。作為國內第一部詳實揭露日本作家“協力”侵華戰爭真相的作品，我花兩年時間創作完成此書，感到頗有意義。

　　日本“筆部隊”的活動軌跡，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維新。在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過程中，早期一些啟蒙主義思想家和作家如福澤諭吉、中江兆民、保田與重郎等人就扮演了“筆部隊”的開路先鋒，很早就為發動侵略戰爭制造“法理”基礎，在煽動侵華思想方面起了非常惡劣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10年間(1935—1945)，更是日本文學史上空前的“暗谷”時代。明治以來建立起的日本近代文學，幾乎被法西斯狂潮摧殘殆盡，軍部策劃下的“國策文學”成為文壇主流。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日本軍部立即在全軍設置了軍報道部。派遣空前陣容的隨軍作家、記者進入中國戰場采訪報道。

　　隨著戰爭的大規模推進，“筆部隊”陣容也不斷擴大。一大批日本作家、記者開赴前線進行“筆征”，他們明火執杖地鼓吹對華侵略，煽動日本國民的戰爭狂熱。日本各大文學刊物也淪為宣傳戰爭的競賽場，爭先恐后開辟特寫專欄，為日本的侵略擴張搖旗吶喊，一時間日本文壇熱鬧非凡，作家各顯身手，全方位服務于侵略“國策”。

　　如果按照作品題材內容劃分，這些充斥滿眼的“國策文學”具體包括“兵隊文學”、“滿洲文學”“皇民文學”、“宣撫文學”、“大陸開拓文學”等不同類型；如果按照作家身份劃分，又分為“軍隊作家”、“征調作家”、“轉向作家”等不同類別。限于時間關系，本書只作了大致分類敘述，也許概念不盡準確，但我希望能夠通過對九位日本作家窺豹一斑的描寫，拋磚引玉地引出對日本文化侵華更加深入的探索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的縱容下，戰后日本文壇對戰爭責任的追究也虎頭蛇尾，不了了之。正是戰后日本政治所表現出來的種種曖昧、混亂和惶惑，使日本侵華作家的整個精神世界出現了一望無際的“黑洞”。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戰敗投降后，日本文壇日益明顯的“被害者意識”。他們抱怨的不是戰爭本身，而是“被打敗了的戰爭”。整體顯得訴苦有余，而反省不足。

　　反觀德國作家對于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反省態度，可謂有著天壤之別。戰爭期間，德國幾乎所有的優秀作家都恥于和希特勒為伍，除了80多名表示效忠法西斯政權的作家文藝家之外，先后共有近30萬作家藝術家逃離了德國，并在海外創作起了“流亡文學”。而留在國內的德國作家也沒有向法西斯繳械投降，更沒有像日本左翼作家那樣集體“轉向”，他們寧愿把作品鎖在書桌中不發表，也不和希特勒同流合污，因此產生了德國戰后才發表的“抽屜文學”。

　　二戰結束后，德日兩國文學中都出現了“受害的施害者"主題的作品。但戰后德國人對戰爭的反思極其深刻，同時刻意回避了德國人在自己發動的戰爭中也承受了苦難這一禁忌題材。日本作家則相反，他們更樂于描寫戰爭給日本國民所帶來的災難，表現日本戰后艱難困苦的生活。而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內容涉及二戰題材的作品就逐漸消失殆盡。當代日本文學對于侵略戰爭更是選擇了“集體失憶”。不僅真心懺悔的侵華文學作家寥寥無幾，甚至像林房雄這種戰時為侵略戰爭鼓噪加油，戰后依然堅持反動軍國主義立場的頑固分子，也不乏其人。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歷史大浪淘沙，當年日本“筆部隊”那些美化侵略的“國策文學”，早已經淪為一堆軍國主義的思想廢料，發出空洞的歷史回響。而在二戰已經結束七十年的今天，日本右翼分子依然活躍在政治前臺，諸多宣揚軍國主義戰爭狂熱的文藝作品又卷土重來，他們篡改歷史、美化侵略的手法與當年的“筆部隊”如出一轍，我們必須警惕這些人發動歪曲歷史的第二場“文化戰爭”。

　　伴隨時代的進步，我們有必要從人類生命價值的整體高度重新認識戰爭危害，建立起超越國境種族的歷史認識，但絕非縱容有些人打著學術和藝術旗號惡意違背歷史事實，借此誤導廣大民眾，給東亞和平互信帶來麻煩。要想真正化解仇恨，防止歷史悲劇重演，就必須牢記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講話中所作出的莊嚴警示：“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否認罪責就意味著重犯�！�

　　最后，我要真誠感謝廣東人民出版社肖風華副社長對出版此書表現的熱情和魄力，感謝段太彬編輯所做的艱苦細致工作。北京師范大學王向遠教授2005年6月出版的“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研究叢書”對創作此書啟示很大，特此鳴謝。此書創作中，還得到了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孫歌研究員、福建師范大學陳穎教授、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后流動站孫婧助理研究員等老師和朋友的熱情支持，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文明信先生、四川大學外語系的母丹小姐為我搜集翻譯了許多關于“筆部隊”作家非常珍貴的日文資料，在此深表謝意！目前此書已被列入全軍軍事文學重點扶持項目，部分篇目在權威刊物發表后反響較好，《解放軍報》《文匯報》《南方周末》等多家媒體進行了重點推介，這些都是朋友們傾力相助的結果，高山流水，謹銘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