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斯維特蘭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阿列克謝耶維 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1948年生于蘇聯斯坦尼斯拉夫。白俄羅斯記者、散文作家,擅長紀實性文學寫作。她用與當事人訪談的方式寫作紀實文學,記錄了二 次世界大戰、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切爾諾貝利事故等人類歷史上重大的事件。已出版的著作有:《戰爭中沒有女性》《最后的見證者》《鋅皮娃娃兵》《切爾諾 貝利的禱告:未來編年史》等。
2015年10月8日,因她對“這個時代苦難與勇氣的寫作”,獲得2015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佟肚袪栔Z貝利的禱告:未來編年史》 俄文版 ②《鋅皮娃娃兵》俄文版 ③《戰爭中沒有女性》俄文版 ④《最后的見證者》俄文版10月8號,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白俄羅斯籍的女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CNN報道說,“她是107位獲得該獎作家中的第14位女性”, 并輯錄她的論述,如“每個普通人都有自己微弱的個人命運史”。烏克蘭總統發文稱出生于烏克蘭的女作家獲獎是烏克蘭的驕傲,但她并非用烏克蘭語創作。女作家 不僅是白俄羅斯國民,且創作語言之一即白俄羅斯語,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辦公室發布祝賀信稱“您的創作,觸及的不僅僅是白俄羅斯人的感覺,而是許多國家的 讀者共同心聲”。令人疑惑的是,作家主要以俄語創作,且成名在蘇聯時代,蘇聯解體后她仍多次獲俄聯邦文學獎,卻未激起俄羅斯讀者、作家和政府的興奮,相 反,俄國作家協會兩主席之一的科魯濱及時發表關于她獲獎的措辭嚴厲的言論。與之相呼應的是她獲獎后的發言,提及烏克蘭危機——當下歐洲、俄羅斯和獨聯體最 敏感話題,批評俄羅斯政府對東烏分離主義戰爭應負責任;但她在接受廣播公司采訪時卻說獲獎感受很復雜,“這個事件直接喚起的是蒲寧、帕斯捷爾納克這些偉大 的俄羅斯作家名字”,又稱這僅是事情的一個方面。諾獎頒給一位出生于烏克蘭、主要用俄語書寫的白俄羅斯女作家,無論初衷如何,最終卻引人關注是否存在“白 俄羅斯文學”、能否把俄羅斯-蘇聯時代那些被強行納入版圖之中的非俄羅斯民族文學和“俄羅斯文學”剝離開來、重新思考“蘇聯”及其遺產問題。
這不是危言聳聽:無論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的初衷如何,借助諾貝爾文學獎肢解俄羅斯文學,絕非空穴來風。1932年,授予蒲寧諾貝爾文學獎,是因 為“他繼承了俄羅斯散文優秀傳統”:很明確地把蘇聯文學和俄羅斯文學區分開來,以此暗示蘇聯文學是對俄羅斯文學傳統的中斷。這在冷戰時代成為慣例,如帕斯 捷爾納克的獲獎理由是“在當代抒情詩和俄國史詩傳統上都取得了極為重大的成就”;索爾仁尼琴獲獎是“由于其道德力量,借助它,他繼承了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 的傳統”;1987年,10年前加入美國國籍的約瑟夫·布洛茨基“由于對作為作家身份責任的全身心領悟,以清澈的思想和強烈的詩意感染于人”而獲得諾獎。
斯維特蘭娜的身份、人生歷程、文學活動主旨、所在國和所關心的國家問題等,以及2013年以來烏克蘭危機引發的國際地緣政治沖突之局勢,顯示出此次諾貝爾文學獎同樣具有國際政治學效應。
1948年,斯維特蘭娜出生于烏克蘭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斯坦尼斯拉夫州的混雜民族之家:父親是白俄羅斯人、母親則是烏克蘭人。這種出身及人生歷 程,深刻影響了她后來的文學活動。她的出生地是后蘇聯歷程中烏克蘭的一個重要地點——伊凡諾-法蘭克福州——烏克蘭西部地區的經濟和文化中心,2013年 11月份以來的烏克蘭危機與這里有關——當地居民和地方政府強烈主張烏克蘭加入歐盟、北約,與俄羅斯接壤的烏克蘭東部地區居民和地方政府,則在對烏克蘭的 認同上,持完全對立的態度。
1972年國立白俄羅斯大學新聞專業畢業后,她先后擔任歷史和德語教師,在當地報社工作,后在白俄羅斯作協主辦的《涅曼》月刊工作,1983年 加入蘇聯作協。她工作后的文學活動,并不直接表達白俄羅斯民族身份認同問題,而是和當時的現實主義作家一樣,以激烈批評蘇聯社會問題而著稱。
1985年出版的俄語小說《戰爭中沒有女性》,是其第一部文獻性的中篇小說,內容選自阿列克謝耶維奇訪談的幾百位親歷二戰的白俄羅斯女性,她們 代表了蘇聯歷史上默默無聞的千萬女性的命運。當年保加利亞文譯本出版,第二年中國推出漢譯本。然而,該作問世于新思維之前,審查制度批評她創作有自然主義 和詆毀蘇聯婦女的英雄形象的趨向,但不到5年時間,該作發行量達200萬之巨,被批評界譽為“文獻小說的出色大師”,屢獲大獎并被搬上話劇舞臺。
1985年出版的俄語小說《最后的見證者》,采訪了二戰期間白俄羅斯的孩子們,實錄他們對二戰的見聞,包括戰爭突然就來了、和平生活由此消失。這些口述性作品展示出白俄羅斯作為衛國戰爭前線的境況,顛覆了蘇聯官方對衛國戰爭的宣傳。
《鋅制男孩》(漢譯《鋅皮娃娃兵》)是對10年間不同時段參加阿富汗戰爭的蘇聯士兵的訪談,由此實錄和蘇聯官方宣傳完全相反的真相。作者以逼真的敘述質疑這場成為蘇聯解體原因之一的戰爭,卻遭到參戰士兵的家屬批評,直到蘇聯解體后,還有人因此向法院提起訴訟。
《切爾諾貝利的禱告:未來編年史》輯錄親歷核輻射區的原蘇聯人的災難記憶,重現核大國蘇聯及其集權體制,其遺產對烏克蘭的威脅,沒有隨著蘇聯的逝去而終止。
創作于2013年的《二手時代》記錄后蘇聯社會轉型中不同階層的普通人找不到生活方向,經歷了夢想破碎及恐懼。在作者看來,這種敘述是要在五花八門的細節中展示蘇聯遺產給人們帶來怎樣的感受、狀態和理解。
阿列克謝耶維奇用與當事人訪談的方式,不僅真切呈現二戰、阿富汗戰爭、切爾諾貝利事故、后蘇聯社會轉型等重大事件,而且展示親歷者關于“蘇聯” 的認知,正如薩拉·丹尼烏斯在宣布授獎消息時所解釋的,“斯維特蘭娜是超常作家。過去三四十年,她一直忙于繪制蘇聯和后蘇聯的個人地圖,但不見得是事件的 歷史,而是情感的歷史——她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個真正情感的世界,所以她在各種作品中描繪的這些歷史事件……僅僅是探求蘇聯的個人和后蘇聯的個人之潛文 本”,她在文體探索上創造出“集體小說”、“小說-宗教劇”、“證據小說”、“合唱史詩”等,塑造“討論自我的人”等。按其作品的英譯者薇拉沙耶維奇所 說,“除了真實之外,不再有其他東西……這次她獲獎,將意味著有更多讀者要接觸到她作品所描繪的那些經歷蘇聯歷史悲劇之幸存和絕望的形而上維度”。
后蘇聯時代流行“歷史文學”,即蘇聯親歷者感性地描述自己所經歷的蘇聯重大事件。其中,后蘇聯時代的俄羅斯作家在經歷了否定蘇聯風潮之后,因為 俄羅斯日漸有序、富裕、強大起來,自1990年代末以降,開始轉而對蘇聯的正面懷舊。但后蘇聯的獨聯體國家和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絕大多數還健在的蘇聯時代 著名作家,對蘇聯是持否定性敘述的,其中包括烏克蘭裔的蘇聯時代著名衛國戰爭題材作家瓦西里貝科夫。視貝科夫為文學導師的斯維特蘭娜亦然。
也就是說,斯維特蘭娜獲獎的意義,遠不只是要彰顯非虛構這種文類的敘述魅力。按她所論,“我長期尋找那種能回答我是怎樣看見世界的文類……最終 我選擇人類不同聲音的文類。我的書,是我出街頭,在室外,認真觀察和聆聽而來的……今天,當世界和人變得如此多樣化時(藝術則越來越承認自己的無力),藝 術中的文獻則變得越來越有趣,缺之,要展示我們世界的真正圖景就完全不可能”。其自傳又重復了這些表述:“抓住真實,就是我之所想。而這種體裁——由多人 的聲音、懺悔、人們心靈的證據和見證組成的體裁瞬間就攫住了我。是的,我正是這樣看待和傾聽世界:通過聲音,通過日常生活和真實的細節……從成千上萬的聲 音、我們日常生活和存在的片段、詞語以及詞語和詞語之間、詞語之外的東西中——我組織起的不是真實(真實是無法企及的),而是形象,是自己時代的形象,是 我們對它的看法,我們對它的感覺。真實性產生于視野的多樣性……我從和我同時代生活的人中組織起自己國家的形象。我希望自己的書是編年史,是我所遇到的和 與他們同行的幾代人的百科全書……”阿列克謝耶維奇以文獻小說的方式訴諸蘇聯及其所導致的各種問題、展示蘇聯-后蘇聯時代白俄羅斯小人物的命運,與蘇聯時 代熱衷的宏大敘述區分開來。
她因此被國際社會廣泛關注,2013年開始成為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墒,她的獲獎引發俄羅斯人的警惕,作家本人又不以俄羅斯作家自居,這樣的矛盾引人思考。
白俄羅斯歷史超過千年、人口近千萬、國土面積近30萬平方公里,1945年就作為蘇聯加盟共和國和蘇聯一道加入聯合國組織,有自己的國歌《我們 是白俄羅斯人》,理論上應該有自己的文學藝術,有著不同于俄羅斯-蘇聯的代表性作家作品、文學史變遷、文學思潮等。而探求包括白俄羅斯文學在內的復雜真 相,從而使俄羅斯-蘇聯所轄的諸多民族文學,與俄羅斯文學剝離開來,自然會遭遇俄羅斯文學家的抵抗。
得知斯維特蘭娜獲獎,俄羅斯著名作家、作協兩主席之一的科魯濱,在10月9號接受“俄羅斯人陣線”訪談時表達了對此次白俄羅斯作家獲獎的不滿: “一直有因政治主題,并非由于作者出色的藝術成就而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現象。西方起初是希望把白俄羅斯當作自己的附庸國與其調情的,可能現在找到了新的攻擊 俄羅斯歷史的方式。斯維特蘭娜……試圖強詞奪理地展示,俄羅斯沒有任何好的東西……她描寫了戰爭中的白俄羅斯女孩。當然,決不能否認沒有哪場戰爭不是這樣 的骯臟,要知道,戰爭不是和平。但作者凸顯的只是這種卑鄙的層面,暴露出其傾向性,這對一位作家而言是不體面的……我個人不認識她,但我要強調,超越政治 的諾貝爾文學獎是不存在的……當然,我祝賀白俄羅斯文學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我要重申,她無法把白俄羅斯作家分離出來……白俄羅斯文學,是一種強有力的 文學,但因為政治化的女作家而獲得諾貝爾獎!
對于這樣的論述,《華爾街日報》批評:“在俄羅斯,一些民族主義者已經批判斯維特蘭娜,指責她痛恨俄羅斯,會激起歐洲反俄情感”。這也令人思考斯維特蘭娜獲獎與白俄羅斯文學有何種關系。
所謂“白俄羅斯文學”,顯然是用白俄羅斯語言創作并表達白俄羅斯人審美訴求的文學。白俄羅斯文學史家主張:14-16世紀在立陶宛大公統治下, 白俄羅斯文學傳統開始形成,確定了古白俄羅斯語的官方地位,1517年布拉格刊行了弗蘭齊斯科·斯科林納用古白俄羅斯語翻譯的《圣經·贊美 詩》,16-17世紀在波蘭文化影響下出現了巴洛克詩歌和戲;18世紀,因信仰東正教的農民和商人的阻止,白俄羅斯出現波蘭化趨勢,古白俄羅斯語逐漸衰 落了;18世紀后期,白俄羅斯知識分子努力恢復民族語言文學,出現了古白俄羅斯語的杰作馬爾舍夫斯基《悲劇》和《被奴役中的自由》;19世紀延續這一趨 勢,產生了一系列著名作家及其力作,如維列尼欽的《帕納斯山上的塔拉斯》、拉溫斯基的《反常的艾涅伊達》、杜林-馬爾欽克維奇的歌劇《薩良卡》等;在19 世紀后半期,現實主義文學有長足發展,出現了現代白俄羅斯文學奠基人巴庫舍維奇。1905年后,白俄羅斯文學進入短暫繁榮期,如恰洛特及其長詩《赤腳站在 火場上的人》,敘述白俄羅斯人對俄羅斯革命和內戰的觀察。蘇聯時代,白俄羅斯作家仍保持著白俄羅斯文學傳統,出現了阿達莫維奇及其《游擊隊員們》《最后一 個假期》《我來自熱情的鄉村》、以及他與格拉寧合作的《圍困之書》等作品;尤其是瓦西里貝科夫,他創作的長篇小說《砂石廠》和諸多中篇小說,在蘇聯時代獨 具一格。
但是,在俄羅斯文學史家看來,17世紀之前根本不存在白俄羅斯語言書寫的文學。他們認為,10-17世紀,白俄羅斯文學、烏克蘭文學、俄羅斯文 學是一體的;所謂古白俄羅斯語即西俄羅斯語,和烏克蘭語一樣,都是古羅斯語的方言,是古羅斯語的民間稱呼;而18世紀以后白俄羅斯文學是俄羅斯帝國文學的 一部分;蘇聯時代白俄羅斯文學是蘇聯加盟共和國文學,并非獨立的,尤其是二戰結束后,白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獲得解放并統一,布羅夫卡、潘琴柯、唐克等作家發 表了謳歌統一的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作品,1950年代白俄羅斯作家沙米亞金長篇小說《深流》、梅列日《明斯克方向》、雷恩科夫《難忘的日 子》等,積極敘述十月革命、農業集體化等蘇聯文學共同題材。1960年代以后,被斯維特蘭娜視為導師之一的阿達莫維奇,其作品實際以積極敘述蘇聯而著稱, 而她的另一位導師瓦西里貝科夫的諸多作品,基本上以蘇聯衛國戰爭為題材,在基調上和當時的蘇聯文學毫無二致。
面對白俄羅斯人和俄羅斯人關于白俄羅斯文學的截然不同論述,斯維特蘭娜獲獎自然會促使讀者思考。按斯維特蘭娜對明斯克獨立報《我們的田地》所 說,“這絕不是對我個人的獎賞,而是對我們的文化,我們這個小國家的肯定”。既然如此,那么我們就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白俄羅斯作為一個國家的歷史,和俄 羅斯、波蘭糾纏不清,因而白俄羅斯文學不僅僅是白俄羅斯語創作的文學,可能還包括帝俄時代-蘇聯時代用俄語創作的白俄羅斯裔作家,只要他們表達了白俄羅斯 民族認同;而俄羅斯帝國時代以及蘇聯-后蘇聯時代,那些用俄語寫作的文學,未必都屬于俄羅斯文學,有的可能屬于烏克蘭文學,有的則屬于白俄羅斯文學,如瓦 西里貝科夫1993年以來的文學創作,完全不同于蘇聯時代,他對那場俄聯邦仍繼續稱之為“偉大的衛國戰爭”的敘述,已經滲透有強烈的白俄羅斯意識。
此次諾貝爾文學獎的國際政治學效應,姑且不論評審目的如何,至少客觀結果已經顯示,雖然按諾貝爾文學獎常務秘書薩拉·丹尼烏斯的解釋,“諾貝爾文學獎獎勵的根據是文學,僅僅如此。它從來不是政治獎項,未來也永遠不會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