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濱遜漂流記》的徐譯本及其傳播史

　　徐霞村，原名徐元渡，曾用筆名方原，為新感覺派重要作家、翻譯家。主要譯著有：《菊子夫人》《洗澡》《法國現代小說選》《六個尋找作家的劇中人》《西萬提斯的未婚妻》(與戴望舒合譯)、《意大利小說選》《西班牙小說選》《皮蘭德婁戲曲集》《西班牙小景》(與戴望舒合譯)。其中影響最大的還是《魯濱遜漂流記》(以下簡稱“徐譯本”)。該譯著自1937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以來，一直深受業界和讀者好評。徐氏也借此一舉贏得了在文學界的地位和聲譽。

　　《魯濱遜漂流記》原著作者為被譽為“英國小說之父”的丹尼爾·笛福(1660—1731)。該著自1719年面世以來，備受歐美各國讀者喜愛。據魏穎超統計，至19世紀末，該著的各種譯本已達700多種；而據筆者粗略統計，單在中國過去的113年間(1902—2015)，該著的各種譯本也在100種以上。這樣的譯介熱潮及傳播力著實驚人。而在這100多種譯本中，最受讀者歡迎、最具影響力的當屬徐譯本。該書初版卷首有《譯者序》，詳細介紹了笛福的人生經歷和文學成就；內有笛福肖像和插圖一幅；譯者對原文中的地點、人名等都做了詳細注解。這部當時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委托而譯介過來的書一舉奠定了徐氏在文學翻譯中的顯耀地位。他不但憑借對這部世界名著的譯介而被人所熟知，而且也將原著在中國的傳播、接受推向了一個小高潮。該譯著出版后一個月就出了再版本，待1947年2月選入商務印書館的“新中學文庫”，已是第四版了。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徐譯版本為什么能夠從眾多版本中脫穎而出？除了譯者本身的文學修養、翻譯水平外，我覺得還與以下幾個因素密切相關。

　　一是版本的獨特性。在1949年之前，該著的中國譯本有十幾個版本，包括兩個文言文版、一個轉譯本和十多個白話本�！遏敒I遜漂流記》最早由沈祖芬(初版本署名“錢塘跛少年筆譯”)譯介到中國。該書稿譯成于1898年，初版于1902年，定書名為《絕島漂流記》(謳篴題寫)，由杭州惠蘭學堂印刷、上海開明書店發行。1905年，由曾宗鞏口述、林紓翻譯的《魯濱遜漂流記》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06年4月出第二版。1909年，由湯紅紱依據日譯本轉譯的《無人島大王》在《民呼日報圖畫》(6月13日至6月27日)連載。1921年，嚴淑萍翻譯的《魯濱遜漂流記》(簡寫本)由上海崇文書局初版。后又出現顧鈞正、唐錫光的合譯本，范泉的縮寫本，等等。據李淑玲、吳格非統計，1931年至1948年間，該小說的中譯本已達11種。這些版本的重版次數也較多，比如，從1931年到1948年，顧鈞正、唐錫光的合譯本出了11版，而范泉的縮寫本僅1948年就出了3版。這都說明，在民國時期，《魯濱遜漂流記》中譯本的種類、版次和印量都是很可觀的。在“求新聲于異邦”的晚清文化啟蒙運功中，沈祖芬和林紓的文言文版所展現的開創性和對國人的啟蒙價值不可弱視。徐譯本的最大特點就是靠近作者思想，以適當歐化風格，嚴格保存原著風貌。因此，徐譯本都不同于同時代及此前的諸多版本，他的翻譯策略也適應了那個時代讀者對于文學語言的要求。

　　二是接受語境。自晚清以來，該小說被冠以“冒險小說”風行中國，其主要讀者群體為青年讀者、各類學生，事實上，直到今天，這一趨向依然沒有改變。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思想內容、主題一直被不同時代的讀者以各種誤讀方式不斷地改變著。徐譯版刊行的年代，中國青年讀者群對該小說的接受熱情依然不減當年。作為以“忠實原著”為特色的徐譯本也正暗合了這一趨勢。其中，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細節是，無論1937年初版本還是后來的1959年修訂本，“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解放”、“同志”、“人民”等這類明顯具有意識形態意味的詞語頻繁出現在譯本中(前者有11處，后者有9處)。徐氏早年對左翼思想、左翼文學多有接觸，其譯本中出現的這些詞匯是深受其影響的最好見證。須知，文學創作或翻譯面向“普羅大眾”，這不但是那個年代文學發展的主潮，也契合了那個年代中底層青年讀者的情感傾向和閱讀心理。

　　三是出版印刷。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外國文學名著，向以選題嚴謹、譯文質量高著稱。自1903年的“說部叢書”起，該社在外國文學名著譯介領域一直保持著良好的聲譽，再加之，商務印書館有較為完善的宣傳和發行體系，這也擴大了其譯著的影響力。具體到徐譯本，“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和商務印書館的合作更是大大推動了該譯本在讀者中的傳播。另外，商務印書館的出版、印刷也引領潮流。他們早在19世紀20年代初期，就不斷聘請德、美等國家的技術人才，革新印刷技術，較早跨入了現代出版行業。徐譯本《魯濱遜漂流記》采用高質量的重磅道林紙(光道林紙)印刷，紙面光滑，材質厚實，吸墨勻稱，字體美觀；而且，封面裝幀、圖書題名和內頁插圖，都由相關專家專門設計、題寫、制作，這也使得該譯著的品相極富現代氣息，深得讀者喜愛。

　　四是翻譯策略。徐霞村采用的是異化策略，即盡可能保持原著語言的風格、結構，充分移植英語詞匯、句式，吸收其修辭方式，雖有歐化的繁復邏輯，但最大程度地保存了譯著在內容和主題上的一致性。在1930年代，文學語言趨于歐化，不但帶有普遍趨向，而且被認為是先進的舉措。歐化語法及邏輯結構被認為是有利于推動現代漢語和現代文學語言的發展。徐氏對中國現代文學語言和西方文學語言的特質都很熟悉�！皟炐阕骷摇迸c“一流翻譯家”這兩種身份的重合，不但使得徐譯本的《魯濱遜漂流記》最能接近那個年代文學在語言上的趨向，而且以他對文學的理解所翻譯過來的語言也自然就更具文學色彩。

　　1959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署名“方原”的修訂本。在那個年代，這個署名也是無奈之舉。按照徐霞村女兒徐小玉記述，這部經由作者精心修訂的書稿原被定為“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之一種，但到1959年付印時，作者早就被定為“右派”分子了，因此，他的書就不能被正常出版。后按照出版社的意見，作者只好放棄了“徐霞村”這個為大家所熟知的名字，而另擬“方原”和“徐楊”這兩個筆名以供出版社選用。出版社最終選定“方原”，該版本遂得以面世。此后，該版本被選入多種叢書(比如商務印書館的“西方名著入門”，人文社的“世界文學名著文庫”，為開展希望工程而推出“希望叢書”，等等)，或作為單行本又多次再版，截至1997年，單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家，就至少有6版問世。以“方原”署名的1959年版本及其重印本，與1990年代以來的重新署名“徐霞村”的再版本，很容易引起認定上的混淆。后來，應譯者及其家屬要求，1990年代大部分出版社在重版該譯著時都改為“徐霞村”，但有個別出版社仍然署名“方原”。不過，筆者倒覺得，完全沒有必要改回原名，因為保留原名既可以見證一段歷史，也可以凸顯修訂本的獨特性。

　　1959年版本與1937年初版本相比，其變化主要有：卷首有由楊耀民寫的長達18頁的序；部分地修改了初版本中的歐化句式，使得修訂本中的句式更符合漢語的形式特點；語言在整體上由原來的相對晦澀趨于明白、曉暢；總詞匯量大大增加。王琴和徐劍曾對這兩個版本的語言做過實證性考察，其數據對比顯示：形符之比為116209：108557；標準類符之比為4414：4163；平均詞長之比為1.46：1.43；單音節詞、雙音節詞、三音節詞、四音節詞之比分別為：65945：64558、47599：42215、1832：1313、796：451。形符比初版本超出7652個詞，而且，其他各項數據都大于前者，這表明1959年的版本在用詞方面更多元，表意更豐富。語言的這些變化確實可見出新中國成立之后語言文字改革給當時文學翻譯帶來的直接影響，其結果之一就是，民國時期那種由于歐化所帶來的語言文字上的生硬、不規范現象，已經不適合工農兵審美趣味和閱讀習慣了，這樣，譯者就必須依據最新頒布的普通話標準來規約自己的譯介行為。另外，即便是文學翻譯，也必須與新中國的意識形態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比如，修訂本首次出現了“人民”(3次)、“小資產階級”(1次)、“同志”(1次)、“解放”(2次)這類意識形態詞匯，而“中產之家”一詞由5次減為1次，就很能說明問題。

　　1980年代隨著大量歐美譯著的引入中國，徐譯版《魯濱遜漂流記》也隨著新一輪的譯介潮流而得到更大范圍的傳播。盡管徐氏于1986年就去世了，但他的譯著《魯濱遜漂流記》卻依然在80年代被認為是最好的版本。1959年的徐譯本被收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之一種，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82年，人文社重印該版11.8萬冊。徐霞村去世當年，該版本又進行了第三次印刷，印量12.72萬冊。1989年，第四次印刷，印量亦在10萬冊以上。在1980年代，單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家就重印三次，數量將近35萬冊。徐譯本堪稱暢銷書、長銷書。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認為，其主要原因最終還要歸于語言比較上的優勢。在翻譯領域，語言晦澀，邏輯混亂，句法復雜，堪稱這一時期譯著的三大病癥，但經過1959年以后屢次修訂的徐譯版本卻基本不存在這樣的問題。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徐霞村經常采用把英語中的長句拆成漢語中的短句，用漢語中的短語、成語指稱英語中的繁復修辭，用漢語的簡練、明快風格沖抵英語字母的流動感、散漫感，用漢語的邏輯、語法和修辭統領英語的時態、語態和語式。這種翻譯中的“歸化”策略既保存了原著文學語言的風味，也最大程度地靠近了中國讀者的漢語思維。

　　1990年代以來的20多年間，《魯濱遜漂流記》的中國譯本猛然多起來，形成了該小說譯介史上的最高潮。據李淑玲和吳格非的統計，從1990年至2004年，僅《魯濱遜漂流記》不同譯本就達85種之多。其實，如果再加上2005年以來的譯本，數量就會更大。自1996年以來，有關這部小說的譯者、版本數量大幅增加，據筆者統計，至少有41位譯者參與原著的譯介，至少有36個新版本面世，至少有36家出版社參與新版本的出版和推介。每年都有新版本問世，譯介高潮出現在2005至2009年間，其中，僅2006年就至少有6個初版本問世。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年，這個數量還會持續增加。因為該著作的讀者群已經進一步定位為中小學生群體，這個群體龐大而具延續性。譯者和出版商都能從中看到商機，經濟利益的考量是出現這股譯介潮流的主因，但版本種類的增加并沒有減緩徐譯版本在閱讀中的影響力和傳播力，比如，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第6次重版《魯濱遜漂流記》，印量達到189330冊。再加上其他出版社的各類版本，比如插圖本，其印量就更無法統計了。這又是為什么呢？除了該譯著被公認為翻譯領域內的經典之作外，還與兩個因素有關。一、這個時期義務教育在全國全面展開，該版本被定為“新課標必讀叢書”，各級各類中小學都要訂閱該書。二、雖然版本種類高達幾十種，但翻譯質量參差不齊。我們先對此時期參與譯介的人員做個簡要考察：1996：羅志野、郭建中；1997：唐萌蓀；1998：繆哲、黃杲炘；2000：趙龍；2001年：張蕾芳、范純海、夏旻；2002：馬靜、鹿金、義海；2003：胡允恒；2004：筱綺、斯文；2005：劉榮躍、胡殿義、曾沖明、李智、艾文；2006：高奮、金長蔚、任戰、熊況、張琳敏；2007：王育文；2008：趙宇、石偉；2009：唐萌蓀、夏佳寧、馮雪松、蕭羽、郭建中、朱佳怡；2010：呂艷玲、閆曉娜；2011：鄧峰、叁壹；2012：科尼、孫夢霞。由此看，除了1999年外，其他年份都有一種新版本出現，但從譯者身份來看，大多為單純從事外文翻譯的非名家，精通翻譯又深諳文學者甚少，這使得翻譯質量難以保證。相比較而言，徐譯本依然是此時期的最佳譯本。

　　從一些名家的譯本(比如郭建中)來看，該時期的翻譯語言更加通俗易懂，轉譯也很準確、流暢，又一次矯正了80年代的歐化趨向，在整體上有向著母語規范靠近的趨向。但是，這種“靠近”徐譯本早于1959年就基本完成了，此后半個多世紀的持續傳播，其影響力已經定型。也可以說，徐譯本較早進入且初步完成了文學經典化的過程，并隨著時代變遷不斷實現著自身增值，其作為“翻譯經典”的特質，后來者是無法撼動的。最重要的是，徐氏是海派代表作家，其在文學界的名聲也蓋過后來的眾多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