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勝友：我參與鄧小平南巡報道

　　本文原標題《站在改革開放前沿的光明日報作者》，摘自《我們的光明之路：光明日報65年口述實錄》，由張勝友口述，宮蘇藝采訪整理。

　　回顧人生，光明日報是我的一個重要成長平臺。1982年春天我從復旦大學畢業，走進光明日報大樓，當時的感覺就是忐忑不安。光明日報是中國最大的一家知識分子的報紙，肯定是專家、學者聚集的地方，人才濟濟，進來以后只有老老實實，一切從零開始。

　　當時的總編輯杜導正把我從文藝部調到機動記者部，現在來說叫時政部，我有了更大的空間來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新聞報道，從此我一直走在中國改革報道的前沿，寫了很多通訊報道，也寫了很多報告文學。

　　1992年，我寫的電視政論片《十年潮》，由光明日報和中央電視臺聯合拍攝成電視紀錄片�！妒�年潮》播出后，反響非常強烈，中央電視臺又把它制作成錄像帶，送到鄧辦，鄧辦秘書又打電話給中宣部，傳達小平的精神說：這么多年了，在宣傳改革開放、反映改革開放方面，我還沒有看到這么好的電視片。這個指示傳達到光明日報，報社非常高興，因為光明日報直接參與這個片子的制作和宣傳，所以當時的副總編輯徐光春提議，給我一個總編輯特別獎。當時我感到非常光榮，總編輯特別獎啊。

　　這時我已經生病了，發高燒，深圳打來電話，要我馬上到深圳去寫小平同志南巡的片子，當時報社領導說：作者生病了。以后上級有關部門又打來電話，說，深圳的醫療條件不會比北京差，馬上把作者送到深圳，時間很緊。我發著39度的高燒，由常海同志和他秘書白建國陪我到深圳，我們就住在小平同志南巡時住的迎賓館。

　　因為是發高燒，又低血壓，當時醫生說，我的血壓只有50到80，沒有辦法，就喝一點紅葡萄酒和紅糖水，我只能躺在床上，深圳市委宣傳部的同志把小平同志南巡的所有原始資料，還有關于深圳特區的所有報道、報告文學、影視資料全部送到賓館，在我的床頭架起一個墊子和播放器設備。我躺在床上看了五天，看完以后，跟深圳市委領導和市委宣傳部的領導交流我的創作思路。我說，一共有三條線，第一條線是小平思想，小平兩次南巡，第一次南巡是1984年，在深圳特區改革最困難的時候，小平同志出現在深圳街頭，給深圳巨大的鼓勵，寫下題詞：現在證明，我們創辦深圳特區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再就是1992 年南巡，當時是八十八歲高齡的老人了，在中國掀起第二輪改革開放的高潮，吹響號角。所以，這個片子要貫徹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的思想，這是第一條線。第二條線，深圳的改革開放取得非常多的成就、非常多的全國第一，但是我們不是寫深圳改革開放的大事記，而是要理出一條主線，主線就是：深圳在探索國家由有計劃的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為全國做出了表率，提供了成功的經驗。第三條主線，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是共和國改革的長子，是中國改革的排頭兵，它要輻射全國，推進全國的改革開放，同時它的改革開放是在國家、在全世界第三次經濟浪潮、在產業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面闖出了自己的一條路。這三條線要結合起來。

　　他們都很贊成這個思路。我在迎賓館用了二十天的時間寫完大型紀錄片《歷史的抉擇》的解說詞腳本，這二十天里，我除了下樓吃飯，沒有走出賓館大門半步，完稿以后，當天下午就回北京了。實際上，這是中央交辦的重大的宣傳任務，當時那么著急，就是這部片子要作為十四大的獻禮片。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由當時的廠長，各部門骨干力量帶隊，馬上趕到深圳去拍這部電影紀錄片，深圳電視臺配合。我記得當時力量不夠，還調用了珠江電影制片廠的力量，90分鐘的片子很快就拍出來了，直接就送到鄧小平家里去審片。關于審片的情況，一個半小時的紀錄片放完以后，當時參加審片的中央宣傳組的負責同志都在，有李瑞環同志、丁關根同志、李鐵映同志、楊白冰同志等負責宣傳文化工作的領導同志，小平同志說話：大家看怎么樣，我看不錯嘛，我看很好嘛。大家都說了意見以后，小平又說：我們說了也不算嘛，聽聽代表們的意見，看他們怎么說。又把這個片子送到了十四大，請十四大的全體黨代表觀看。光明日報這個時候用了兩塊版來刊發解說詞，當時有大量的電影拷貝發到全國各地、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外交部也買了很多拷貝送到駐外使領館。我記得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還專門給我們光明日報送來一個拷貝。

　　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生態文明建設都是十八大以后提出來的重大改革任務，我想光明日報的影響越來越大，尤其是在文化體制改革方面，它將會大有作為，也應該要大有作為，而不辜負這張老報、這張大報，在全國讀者心中、甚至全世界讀者當中的聲望和影響。祝光明日報越辦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