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重要的是一種眼光

　　閻浩崗最近問世的《現當代小說論稿》體現了他獨特的思想品位與學術眼光。

　　該書的上編主要關注現當代小說經典作品的“重讀”問題。隨著時代的變遷和讀者的變化，以及歷史的不斷延伸，經典作品的解讀是永遠不會完結的。因此，所謂“重讀”實際上是文學作品生存發展的一種常態化現象。但這里的重讀是以一個學者站在特定時代高度對小說經典進行的重新探討，是以全新的審美視角對經典文本展開的深入解析，是力圖以更加客觀公正的眼光對經典作品文學地位的重新評價。作者特別注意對魯迅、巴金等作家那些關注不夠、爭議不小的作品做出富有深度的解讀，給出了獨具見地并令人信服的解說。作者沒有因為“十七年”文學受到政治影響大、某種程度上存在“圖解政治”的現象而繞開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而是看到了即使在“十七年”文學中，還是存在《創業史》《紅巖》《李自成》《艷陽天》這些富有文學價值的優秀之作，作者的分析告訴人們，任何文學作品都會受到這樣那樣的時代因素的影響，包括特殊時期強烈的政治因素的影響，但是一部真正有價值的作品是會穿越時空的，它身上的那些令人感動的東西，那些給人啟發的東西，那些留下真實時代歷史記憶的東西，是不會因為當時的某種局限而消失的。這些東西終究會流傳下來，會繼續并長久地給人以感動和啟發。

　　該書的中編集中探討了現當代小說之間的“互文性”，即現當代小說的傳承與變化問題。當代小說是沿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脈絡繼續發展的結果，但將現當代小說放在一起論述，并不是兩段時期小說作品的簡單相加，而是以同一種視角共同考察小說作品的整體發展。文學史雖然需要分段研究，但歷史本身是不分段的，歷史進程中每個因素之間必然存在互相影響的關系。因此，本書作者從《紅樓夢》到《苦菜花》，再到《豐乳肥臀》，目光連通了古代、現代、當代的小說發展脈絡。不論五四文學對于文學傳統做出了怎樣的變革和改造，中國文學的傳統是不會輕易改變的。創造了五四新文學的作家自身就具有深厚的國學根底，現代文學的作品必然帶有古典文學的深刻印記；成名的當代作家大多成長在“十七年”文學繁榮期間，他們在今后創作中也必然有意無意地以“十七年”文學作品作一個參照。立體地看待文學的發展過程，充分意識到現當代文學之間的聯系，作者對于現當代文學作品的互文性研究就特別具有啟發意義。作者“互文”的不只是不同的小說文本，而且還有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生活內涵，不同的社會特質。這種眼光不僅對不同時期的小說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對“互文性”闡釋這種方法也有了新的補充和積極的推進。

　　該書下編則回到了作家研究上來，主要是“知人論世”研究方法的再度實踐。作者著力探討了中國現代作家“幽默”的特色、京派的浪漫、茅盾與沈從文的共同點，以及丁玲和“紅色經典”等等問題。最后的落腳點是文學史寫作的問題，以探討文學史寫作中對“文學”與“歷史”兩個方面所占的比例為結束。這一部分內容看起來有些散漫，其實核心是很明確的，就是以人論文，以文證人�！坝哪�”是現代作家創作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現代文學史上還曾經有過針對幽默的討論，現代作家的幽默也分為不同種類：有老舍那般充滿了親切感的詼諧，有錢鍾書那般因學貫中西而充滿書卷氣的尖酸，還有林語堂帶著“牛油氣”的調侃。甚至對幽默進行過批評的魯迅，其作品的一個最大魅力恰恰也正是深沉老辣的幽默。作者選取了魯迅、老舍、錢鍾書、張天翼、趙樹理這幾位作家進行綜合分析，所選作家從“知識精英”到“文攤”作家，作品基調也從“橫眉冷對”到平淡隨和，具有豐富的維度和開闊的廣度。尤其是著重分析了幽默產生的原因，這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觀、創作態度、個人修養等諸多方面。所選的五位作家雖然同樣具有“幽默”特質，但作者敏銳地看到了五者幽默之間的區別。不同的生活環境、不同的教育背景造就了作家看待人生世界的不同眼光，這也是作家幽默之所以能夠如此多樣化的原因。幽默的魯迅之所以一直與現代文學史上另一位以幽默著稱的作家林語堂合不來，在文學觀點不同的背后是看待問題的不同眼光，而這樣不同眼光的形成原因還來自于兩者差異巨大的經歷和家庭環境。林語堂沒有從小康家庭墜入困頓，也就沒有機會如同魯迅一般經歷人情冷暖，自然也就不會對人性之惡和革命等等問題的理解有魯迅的深刻和尖銳。此外，作者還以獨到的眼光分析了各位作家的幽默是從何而來以及如何表現的，如魯迅的幽默主要來自思想的深刻并以白描為主來實現，張天翼的幽默來自語言、行為、心理等的互相矛盾，老舍與錢鍾書主要以敘述語言取勝。難得的是，作者發現了老舍作品敘述語言與相聲等民間藝術手法之間的緊密聯系。趙樹理的幽默則往往體現在有趣的人物外號和大團圓的結局上。在論述京派的時候，面對這樣一個較難界定、創作風格多樣的松散流派，作者沒有對其“正面交鋒”，而是轉換角度，采取了逆向思維的方式，先論證了京派“不是什么”。作者以嚴密的推理和令人信服的舉證證明了京派“不是現實主義的”、“不是古典主義的”、“不是現代主義的”。既然這些特點均不符合京派，那么京派的風格特色又是什么呢？作者從“主張回歸自然”、“描繪理想境界”、“抒情色彩”，以及部分篇章對奇風異俗和民間文學的借鑒這幾個方面論證了京派文學與浪漫主義風格的契合。然而，京派畢竟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流派，這個流派的浪漫主義是非常獨特的。作者對于“京派式浪漫主義”也作了非常準確的分析。應該說，這是作者的一個重大發現，具有突破性的研究價值。該書還論述了茅盾與沈從文的共同點、丁玲的“革命”性格、“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評估、對新寫實主義小說的評估等等，都有非常精彩的觀點。而對于文學史寫作的論述尤其具有創見性。在文學史的寫作中，作品的選擇依據尺度不好把握，“文學史”三個字，首先是文學，而所書寫的又是歷史，文學性和歷史價值兩者均不能夠偏廢。而“文學性”這個概念比較抽象，作者從“真實感”、“藝術感染力”等方面論證文學性的評估標準，為文學價值的界定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維度。文學史的書寫過程本身是一個去粗存精的過程，文學史只可能越來越薄，絕不可能越來越厚，在文學作品篩選入史的過程中，具有歷史感的作品與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均有存在的價值，并且每一部文學史的寫作都帶有作者自身的觀點和選擇原則，進行文學研究，還需要借助大量的原始材料全面了解當時的歷史，這一點作者也給出了有益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