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圈,也叫“仙人圈”,是自然形成的一個奇景:蘑菇菌生長絲輻射不斷輻射,時間長了,中心點及老化的菌絲相繼死去,外面的生活力強,于是形成了天然的蘑菇圈。每當夏季雨過天晴,草地上便出現一個個神秘的圓圈,直徑小則十米,大則上百米。周圍的牧草呈現出深淺不同的顏色,走近看,那圈子是由帶著水珠的白蘑菇組成。
正是這個“蘑菇圈”,陪伴了阿媽斯炯傳奇般跌宕起伏的人生,在一次次義與利的交戰面前,“蘑菇圈”成為她的某種精神支柱。
然而,當消費主義侵入時,一個人的堅持很容易被粉碎,在嘲笑聲中,“蘑菇圈”最終消逝了,在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系被切斷的同時,更可怕的是我們肉體與靈魂之間的失聯。
“一個人可以自己軟弱,看錯人,做錯事,這沒什么,神佛會饒恕,因為犯錯的人自己咽下了苦果?墒且粋人要是笑話人,輕賤人,那是真正的罪過!
《蘑菇圈》是一本不厚的書,里面承載了著名作家阿來新完成的兩篇中篇小說,即《蘑菇圈》與《三只蟲草》,雖內容各異,但精神一以貫之,作家用詩意之筆,探尋著個體尋找靈魂的可能,在挫折與堅持中,禮贊了人性的光輝。
對于新推出的這部中篇小說集,阿來有話要說。
寫中篇小說是為了休息
北京晨報:您似乎很久不從事中篇小說創作了,為什么?
阿來:是的,大概有10年沒寫中篇小說了。我寫東西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寫完一個長點的東西,就要去寫一些短的東西,然后再寫下一個長點的東西。這一方面是一個調劑,休息一下;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恢復一下感覺。
寫長篇小說需要一個過程,很容易讓人沉浸在故事中,讓人在審美上出現疲勞,所以寫完一個長篇后,人的感覺都會變遲鈍。所以需要寫點短的東西,恢復一下自己的文字感覺。
短篇展示的是生活的一個切面,對磨練文字感覺很有幫助。
當年我寫完《空山》后,也停了這么一段,一口氣寫了10多個短篇,都是非常標準的噸片小說,每篇也就5000字左右。
接下來,我就寫了《格薩爾王》,這是為“重述神話”系列而寫作的長篇小說,相當于一個史詩性的東西,寫完后,我就寫了一串隨筆,這就是《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候記》。
然后,我又寫長的,即《瞻對》,以瞻對兩百余年的歷史為載體,一部人類學、歷史學的作品。然后我又寫了一組隨筆,大概也有10多萬字,但發在網絡上,一直沒有出版。這次寫這兩個中篇小說,依然是在為下一個長篇做準備。
北京晨報:聽說這次您準備寫3個中篇小說,為何目前只出版了兩篇?
阿來:因為第三篇還沒寫完,你打電話過來時,我還正在寫。
中篇小說是個很中國化概念
北京晨報:好像目前國內寫中篇小說的作家不多,您為何選擇這一體裁?
阿來:其實中篇小說這個概念比較中國化,國外很少有這種說法。因為什么是長篇小說,長篇小說的藝術特色是什么?大家很容易說清楚;而什么是短篇小說,短篇小說的藝術特色是什么?也很容易說清;偏偏中篇小說是什么,不太容易說清楚。
一般來說,就是比短篇長、比長篇短,其實在國外,短一點中篇小說干脆就歸入短篇小說,而長一點的,比如六七萬字的,就歸入長篇長篇小說。
之所以寫中篇,是題材決定的,因為寫短了,覺得太可惜;如果寫長了,又要人為拉長,那樣也沒什么意思。題材就這么大,放在中篇里最合適。
至于說今天國內作家寫中篇少,這也不奇怪,因為今天寫短篇的人就少,大家好像更喜歡寫長篇。
北京晨報:為什么大家更喜歡寫長篇?
阿來:說實話,我也有點奇怪,這應該是當下中國文學中比較獨特的現象了,很少在國外看到類似的情況,國外很多大作家都在寫短篇,而且一個作家剛開始寫小說時,最好從短篇開始,因為短篇可以磨練你的文字感覺,對于小說作家來說,這是不能忽略的第一步。我自己就是從短篇開始寫起的,以后才開始寫長篇。
寫長篇未必是成功捷徑
北京晨報:作家不愛寫短篇,是不是與發表短篇小說的媒體太少有關?畢竟網絡平臺上一般只需要長篇。
阿來:我覺得不是這個原因,現在國內能發表短篇小說的媒體非常多,數一下,專業的文學刊物總有四五十種,它們都很歡迎短篇小說。如果說是為了銷售的原因,我覺得也未必,今天短篇的東西未必比長篇的難賣,很多短篇集子銷量挺高的。
也許與作家的浮躁有點兒關系吧,這就像追求GDP一樣,總想搞個大項目,這樣一下就推上去了。寫小說也一定要來個大部頭,好像這樣才能馬上成名,馬上賺到錢。但我覺得,事情沒這么簡單。
對于剛剛開始寫小說的人來說,一上來就寫長篇,很容易把自己的感覺掏空了,以后再想寫也寫不了了,所以還是從短篇開始比較好。
北京晨報:您這次出版的兩篇中篇小說,大概寫了多長時間?
阿來:寫作時間不是太長,都是今年上半年寫的。但是大家對蟲草、松茸的消費,以及這種消費在藏區造成的影響很早之前就發生了。蟲草被一炒再炒,炒到現在幾乎都脫離了它的價值,至少有30年了。松茸也是。我一直在觀察這種現象,不會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才開始觀察。所以要說整個時間的話也的確很長。
環保話題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北京晨報:一般認為,您是邊疆題材的作家,這兩部中篇小說卻切入了環保話題,這是為什么?
阿來:關注環保話題有什么奇怪的呢?環境問題與我息息相關,它對我的生活也造成了影響,身為作家,當然對此有所關切,只是大家習慣了用“邊疆題材作家”的眼光來看我,覺得我的寫作是帶著某種套路的,似乎與環保無關。
在現代社會,環保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不論是在城市,還是在鄉村;不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邊疆。
當然,環保問題的產生,離不開消費主義的泛濫,正是在消費主義的推漲下,才給我們的環境帶來這么大的破壞,而一般來說,消費主義主要發生在城市,但這并不等于說,鄉村就不存在消費主義的問題了。
以藏區為例,今天人們最關注的,一個是蟲草,一個是松茸。今天一提起藏區,人們首先就想到這兩種植物,當人們帶著消費欲求去掠奪這些自然資源時,就不可避免地給邊疆地區人們的生活帶來影響,而我的這兩篇小說就是在探討這個影響的。
北京晨報:不過《三只蟲草》這篇,似乎更偏重于社會問題?
阿來:這很正常,談環保,也不能就環保談環保,只涉及這一個主題,那樣就太簡單了,讀起來干巴巴的,社會問題、環保問題結合起來,有多種解讀的可能,這樣小說才能變得更豐富。
寫環保也能出精品
北京晨報:正如您所說,環保話題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可為什么今天中國作家很少涉及這一話題?
阿來:其實我也很奇怪,今天中國文學看起來多姿多彩,好像很豐富,可認真去看,其實也有比較單調的一面。除了一些比較技術性的文體,比如報告文學等,會關注環保話題,此外詩歌、小說等,幾乎都不太談這些。
作家應該回應時代的重大關切,讀者有關注,我們就應該有所回應,而為什么不回應,我也說不太好。
北京晨報:是不是大家覺得這個話題太實,切入過深,會影響作品的藝術性?
阿來:我寫這兩篇小說,恰恰是想證明給大家看,關注現實問題不僅不損傷藝術性,反而還會讓你的作品更飽滿,更有力量。
北京晨報:環保畢竟是個大話題,容易寫空洞。
阿來:確實,環保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主要由制度設計、科技發展等因素來決定,很多人會說,這么大的事我管不了,但我們并不完全被動,至少我們可以更負責一點,可以主動去抵抗消費主義的侵害。
我們不一定要寫那么大的話題,可以從自己入手,環境被破壞,與現代人過度消費息息相關,在今天,每個人都應該反省自己,面對霧霾,你真的一點責任都沒有嗎?你真的不應該有所行動嗎?
應該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北京晨報:您說的有所行動,指的是什么?
阿來:在國外,很多消費者會追溯產品的產地與來源,了解它的生產方式、生產過程、原材料構成等,如果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那么他們就會拒絕使用,他們只選擇那些負責任的企業的產品。
此外,當你面對琳瑯滿目的商品時,能否先冷靜一下,想想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它,畢竟許多消費品買回來了,實際上卻用不上。應該想到:你的每件消費品,最終都是向自然索取的,一旦被消費,它就成了廢品,反而會給環境帶來負擔。
所以我說,面對霧霾,你未必一點責任都沒有。
北京晨報:確實,今天抱怨環境問題的人們越來越多,這可能有助于環境問題的解決。
阿來:問題在于大家都在抱怨別人,而不是抱怨自己。
其實我說的這些很難懂嗎?都是非常簡單的常識,這些觀點也不是我發明的,而是很多人都講過的,誰會不懂?可大家都在裝不懂。
都是在抱怨別人,卻把自己排除在外,只等著別人去行動,自己卻什么也不愿做。我覺得,今天我們缺少的并不是信仰,而是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倫理、最基本的規范,中國社會中的個人很難承擔起道德的責任。
不能只拿來人家的壞東西
北京晨報:在今天,關注現實、回應現實的作家越來越少,文學史教材上常常會講這樣的常識,即小說應該直面現實,應該為那些受傷害、受侮辱的人代言,可為什么今天很少有作家這么去實踐呢?
阿來:你說的這些,是文學的一個巨大的責任,視而不見,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這是放棄了文學的基本立場。在今天,一些作家把寫作當成一種炫耀,覺得,我都屬于成功人士了,怎么能再去寫苦難呢?怎么也得寫五星飯店里喝咖啡、去海邊曬太陽吧?
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讓人擔憂的現象。消費主義全世界都有,資本主義國家搞了幾百年,而我們是上世紀80年代才剛剛萌芽,90年代開始產生較大影響,可對我們的文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卻是這么大。
國外有消費主義的東西,但也有價值關懷的東西,在國外,嚴肅文學創作依然很繁榮,依然有很多讀者,可我們呢?今天又有多少人關注嚴肅文化呢?要警惕這種可能,我們拿來的是人家最壞、最沒品位的東西,而忽略了人家閃光的、美好的東西。
今天我們生活在全球化時代,不僅是經濟的全球化,也是文化的全球化,在經濟競爭之外,同時進行著文化競爭。中國經濟與世界的差距正在縮小,但我們文化上的差距是否也在同步縮?如果按這個趨勢下去,將來會如何?我是有所憂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