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學的多樣性與闡釋空間

　　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在江蘇里下河地區誕 生了以汪曾祺為代表的一批作家、評論家，他們以“里下河式書寫”建構起具有多重意義的空間，其創作在具有共性的同時又體現出多樣性。也因此，他們的創作引 起了文學界的持續關注。日前，由文藝報社、江蘇省作協、泰州市文聯共同主辦的第三屆里下河文學研討會舉行。20余位作家、評論家圍繞“里下河文學的多樣性 與闡釋空間”展開討論。

　里下河文學的多樣性與闡釋空間

　　范小青(江蘇省作協主席)：

　　里下河文學流派研究的主要依據，一方面是里下河文學的持續不斷的創作實踐，一大批里下河地區的優秀作家，始終在創造著，始終在努力前行著，不斷 地提供出優秀的文本；另一方面，許多有學識、有眼光、有熱情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對里下河文學現象重視、熱愛甚至是偏愛，這兩者的結合，共同促進了里下河 文學的發展。

　　張陵(作家出版社總編輯)：

　　“里下河文學”這個概念之所以成立，并被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得到闡釋的可能性，是建立在這片土地曾孕育出汪曾祺等偉大作家的深厚基礎上的。從這個 意義來說，有大作家、有大作品，才有流派產生的可能，才會有闡釋的空間。進而說，有了這不斷產生大作家的追隨者，形成獨特的文學生態，流派才得以持續。這 些條件，“里下河文學”都具備了。在承認里下河文學流派多樣性的前提下，我們對這個文學流派的闡釋應重點放在小說美學的引領價值上，也就是說，里下河文學 流派對當代文學的影響，不僅僅是多樣性，不僅僅是一個作家群體，更重要的價值在于獨特性、惟一性、不可重復性。

　　徐可(《文藝報》副總編輯、高級編輯)：

　　里下河文學從一個地理概念轉變為一個美學概念，是一種進步，也是一種升華。如果是一個地理概念，那只是一個以地域劃分的作家群，是生活在一個共 同地域里的作家群體的稱謂。這些作家的創作風格可以相同、相近，也可以相異甚至相反。但是如果成為一個美學概念，那它就是一個流派的概念，有共同的文學主 張，有相似的美學風格，有相近的審美趣味。

　　里下河文學經過多年發展，流派特征已經初步顯現，其標志就是明顯的里下河特色。大致而言，就是恬淡、內斂、溫和、中庸。這種特征是跟里下河地區 的地理特征和人群性格密切相關的。里下河地處蘇中，其地河汊密布，平疇千里，氣候溫潤。此地的人民性格也是內斂溫和、不急不躁。反映在文學上，就是恬淡沖 和、內斂中庸。其代表性人物就是汪曾祺。汪曾祺的作品影響了無數作家，在里下河及其周邊地區出現了一批優秀作家，如費振鐘、劉仁前、夏堅勇、龐余亮等。里 下河文學應該是一個開放的概念，應該把那些受到汪曾祺影響、風格上比較接近的作家容納進來，而不是拒之門外。當然，里下河文學與過去那些已經進入文學史的 流派不同，它是一個成長中的流派，是一個活的流派。對它的文學主張、美學特征，還需要深入研究、總結、提煉，以期得到更好發展。

　　汪政(江蘇省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

　　從寫作內容與作者的身份上看，里下河文學存在三種寫作方式，即“在鄉”式、“離鄉”式和“返鄉”式寫作�！霸卩l”式寫作不是說他們沒有離開那個 地方，而是說他們寫作的題材、寫作的趣味，以及寫作與地方的關系，呈現出典型的里下河特色，如劉仁前、劉春龍、顧堅的作品。相比較而言，畢飛宇、魯敏、朱 輝、王大進、楚塵、姜廣平等人在里下河文學中就是一種“離鄉”式的書寫。與“在鄉”式書寫一樣，離鄉也不僅僅看其是否離開了地方，比如羅望子、龐余亮雖然 沒有離開地方，但都體現出強烈的“離鄉”式書寫的特點與傾向。畢飛宇雖然寫出了與里下河生活密切相關的《平原》《玉米》以及不少中短篇小說，但里下河更多 的是素材、載體，他在作品里試圖表達的是另一種社會與人生的思考。介于這兩者之間的是“返鄉”式寫作。汪曾祺一直被認為是里下河文學的泰斗，并且是這一流 派的美學標本，其實，他就是“返鄉”式寫作的代表。他筆下的里下河不應看作是自然與歷史意義上的里下河，而是人工的、美學的甚至是虛構的里下河，同時，通 過這種創造，他能將這種里下河色調渲染到任何地方與寫作對象上，汪曾祺的“返鄉”式寫作的啟示極大，他不但喻示里下河書寫還有無窮的可能，更使“里下河 風”獲得了美學上的獨立。費振鐘也可以列入里下河文學的“返鄉”式書寫中。他本以文學評論立身，中年后斷斷續續地進行散文創作。理論的積累、學術的立場都 使他將故鄉的書寫置于新的視角下。這三類寫作很難說誰是里下河文學的代表，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各自呈現出里下河文學的豐富性、多面性與不斷的可能性， 正是這種和而不同的局面構成了一個地域性文學寫作的獨特性和內存的張力。

　　劉瓊(《人民日報》文藝理論評論室主編、高級編輯)：

　　作為文學流派而不是作為地域性寫作的里下河文學流派應該有它內在的文學共同性。談這個問題，還必須回到“地理”。位于蘇中的里下河是一塊洼地， 周邊是海、湖、河，內部也河汊密集。近水多智，這塊土地的文化是“河流文化”，屬于“藍色文明”。藍色文明熏陶下的文學創作風格是開放的、多樣的，但共性 也是可以提煉的，比如“恬淡沖和”、“風俗畫”、“靈秀俊逸”等等。介于江淮之間的里下河地區，內斂、溫和、疏淡、勤勉的中庸文化氣質迥異于左鄰右舍。鄉 土是作家寫作的重要面向，面向鄉土的寫作，可以是多種姿態的，在鄉、望鄉、返鄉，等等，還可以是以鄉土為原點向外拋物。如果要進入這個里下河文學流派，不 僅與里下河有地理關系，寫作上也應該是用文字自覺地建構和豐富這種鄉土精神或鄉土文化。這么說，不是排斥作家創作的多樣性，而是認為作為流派的文學內在精 神似應有共同特質。在這個共同性下歸納的里下河文學流派，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比如汪曾祺。這正是地域性寫作的意義，也是文學流派存在的價 值，即通過一個群體的局部創作豐富文學的整體版圖。

　　謝欣(《中華文學選刊》主編)：

　　里下河文學的多樣性，在于文化的多樣性。里下河處在江南水鄉與北方文化接壤的地方，文化交匯融合，帶來文學創作的多樣性。多元文化交匯的地方往 往能產生優秀的作家作品，里下河既有南方溫潤的文化形態，也有北方的厚重特點。里下河文化的多樣性，帶來了里下河文學流派審美風格的多樣性。里下河文學具 有豐厚、堅實的基礎，有一大批走出來的作家，還有一批在本土默默無聞寫作的作家，既有汪曾祺、畢飛宇、劉仁前這樣的傳統作家，也有比較年輕的作家，采取探 索的寫作方式。

　　丁曉原(常熟理工學院黨委副書記、博士生導師)：

　　里下河散文的起點很高，比如汪曾祺，既是小說家也是散文家，畢飛宇是小說家，但已出了三部重要的散文集。汪曾祺散文寫作的量很大，特色非常鮮 明，其特色既是個人的，也是里下河所給予的。汪曾祺的散文是文人的散文，受周作人閑適散文的影響，從容、雅致。他自稱他的小說是以散文筆法來寫的，喜歡小 橋流水，題材是日常風俗方面的，生活氣味很濃。里下河還有一些標志性的散文作家作品，比如夏堅勇《湮沒的輝煌》《曠世風華》，費振鐘的《黑白江南》《墮落 時代》《古典的陽光》等，他們也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歷史文化散文的重要書寫者。此外，在里下河本土作家中，也有很多優秀的散文作者，如劉春龍、龐余 亮等。在現在散文大量被復制的時代，里下河是永恒的、值得開采的散文富礦。

　　張王飛(江蘇省作協巡視員)：

　　作為一個文學流派，我們有領軍人物，汪曾祺老先生就是旗手，現在還有畢飛宇、魯敏、劉仁前、龐余亮等一批作家。從流派打造上來看，不僅需要我們 評論家在一起努力，還要有活躍性的作家活動，由里下河作家們發現自己趨于一致的文學主張、審美風格取向等。我們要做的不僅是多樣性，還要深入討論共同性， 找到一致性，比如作家們筆下的里下河的元素是如何表達的，地域文化是如何呈現的，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怎樣的特征，如何在作品中使用方言俚語，使作品具有鮮 活性等特點。

　　費振鐘(江蘇省作協專業作家，施耐庵文學院院長)：

　　里下河文學的多樣性、差異性是不言而喻的，不過我們還要回到一個共生性的問題。談里下河文學的共生性，我覺得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上來分析。一是 身份共生，即在里下河地域環境中，寫作者身份的共生性，決定了他們對于文學的選擇，以及文學價值觀念共有與構成。第二是經驗的共生性，里下河所有寫作者的 文學經驗，幾乎無一例外都來源于他們在這里生活的童年經驗，這種經驗從汪曾祺一直延續到現在的眾多寫作者，如龐余亮等，他們的童年經驗甚至決定了寫作的品 質。第三是文化的共生，里下河地區有著特殊的里下河文化，這一文化既是歷史形成，也是由江海土地的自然環境逐步塑造出來的，里下河作家從這樣的文化中汲取 營養，完成他們的文學個性和風格。最后是精神和心理的共生性，這一點尤為內在，是里下河文學及其作家生長的核心。以上幾點這里不能一一詳說，但有這共生 性，里下河作家的多樣以及闡釋的空間，才能夠成立。特別是，從多樣性回到共生性上來，才能對里下河文學有深入的理解和認識，從每一個里下河作家具體寫作 中，不僅能看到他們創作和作品的差異，還能看到這些差異是在什么情況下產生的，也就是從差異中，發現他們其實是“里下河”內核共生下的裂變。這樣，我們才 不至于在文學寫作的多樣性的分析上，與里下河文學的風格統一性上產生矛盾。而一個流派得以形成，對里下河作家來說，共生性才是它的堅實基礎和保證。即便有 的作家掩飾甚至不承認里下河作家的文學身份，但是終究無法擺脫里下河的共生土壤對他的染色。

　　李國平(《小說評論》雜志主編)：

　　里下河文學研究應該具有開放性，也就是如何將里下河文學研究和文學的時代性、歷史性的話題、問題相結合，把它既作為一個歷史話題，也作為一個時 代話題來討論。在里下河文學的傳承性問題上，一方面要關注經典性作家，如汪曾祺，另一方面，也要關注上升期的、當下里下河本土的作家。再比如里下河文學的 寬闊度問題，里下河地區何以產生這么多的評論家，他們給里下河文學帶來了多少思想資源和啟發，在智庫和思想庫的意義上，與本土的創作發生了怎樣的關聯，這 些批評家參與全國文學建設，先天性帶有多少里下河文學元素，這些都是我們值得挖掘的地方。

　　汪惠仁(《散文》雜志主編)：

　　我覺得稱為里下河文學、里下河文學現象或是里下河文學流派，這些名稱都無所謂，只要我們利用好了，就可以使之成為一種可貴的資源。我覺得更適合 將它定義為一個成長過程，里下河文學還處于一步一步自我修正、發展的過程，重要的是我們有了這樣一個開始。里下河文學的標桿汪曾祺老先生，他其實是一個文 學上的全能的人，汪老為里下河文學、為中國當代文學、為漢語寫作立下了不朽的功勛，研究汪曾祺的作品，對里下河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曉華(江蘇省作協創研室副主任)：

　　里下河文學之所以如此生生不息，并且顯示出令人驚訝的文學創造力，首先在于擁有龐大的其個體并不為外界所熟知的寫作人力資源庫，這是文學的生產 力。這種具有根性的地方文學流派是以其穩固的本土作者群為支撐的，這些寫作者就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必定影響到一個地區的精神面貌。在我們看來，像里下河文 學這樣的在本地生長出來的地域性很強的流派，在寫作形式上也應該是多樣化多層級的。從現實生活到純文學的表達，中間應該有許多實用的、原始的、混沌的、民 間的但卻是活潑潑的寫作形態。我們并不是硬要將這些中間形態的文字都提升到現代純文學的層面，也不是刻意地反對文學進化的歷程和成果，而是表明里下河文學 的所來路徑，它的源頭活水，它與其他表達形式共存的、互動的關系。事實上，要將里下河文學的源頭說清楚，不進行知識考古與文體采樣顯然是不行的。從里下河 文學這種生于本土并在本土繼續生長的文學形態而言，一定要在它與社會經濟的全面聯系中考量才能有全面的、體貼的認識，必須將一切寫作形態都納入觀察才能找 到其基因所在。

　　北喬(中國現代文學館辦公室副主任)：

　　我個人以為，“溫暖的憂傷”這樣的文學氣質是里下河文學獨有的精氣神。里下河這個地方，地理環境相當有意思。一是與大江大海為伴，一片大平原， 水網密集，小橋流水也隨處可見。二是一片洼地，洼而不堵，既可以瞭望外面的世界，又接納許多河流在這里匯集入海。沒有高山，但堤壩在平原上也可以望及遠 處，有開闊之感。尤其是面向大海，一覽無余又無路可走。這樣特殊的地理環境，會讓人既安逸于現有生活，又有淡淡的絕望。三是這里的移民眾多，產生了“無根 文學”的失落性憂傷。而移民又帶來眾多外面的文化，使這里的文化具有多樣性和包容性的氣質。雖然生活中苦難不少，但里下河人卻能夠把日子過得有滋有味。人 生有大起大落，有悲傷有幸福，但似乎又不那么極端，或者說他們天生擅長把那些極端進行適度的軟化。當我們剝離作家作品外在的敘述形式時，我們可以發現“溫 暖的憂傷”如同血液在作家的作品里流淌，這是里下河文學流派中一種較為鮮明的質地。

　　葉櫓(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里下河文學流派不僅有汪曾祺這樣的旗手，在其逝世之后，涌現出了畢飛宇、劉仁前、龐余亮、顧堅等一批作家。從文學多樣性來看，里下河文學一方面 要發展小說、散文的優勢，另一方面也要發展詩歌，各種體裁應該都有長足發展。另外，里下河文學多樣性中包含重要的一點即民間性，汪曾祺擅長寫小人物，風格 很傳統。其實，里下河民間有很多慘烈的故事，也就是說里下河文學作品中單有小橋流水還不夠，我們的作家要能夠發展和深化里下河文學的傳統，拓展寫作的題材 與空間。

　　子川(《揚子江》詩刊原主編)：

　　曾經有人問我，里下河地區為什么有那么多人搞文學創作？正如興化古往今來出了大量小說家。從發生學角度講，里下河處于最低洼的地區，里下河人要 走出去其實很難，于是想要找到一種精神渠道，也就是文學創作，最終通過文學的渠道，里下河人像魚一樣游了出去，而那些走出去的著名作家、評論家，對里下河 的文學生態產生了很大影響。

　　蔡翔(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

　　在里下河文學創作中，我想要提倡或者說繼續保持一種老老實實的寫作態度。比如我們的寫作姿態是放在怎樣的位置，作家如何處理與寫作對象之間的關 系。里下河文學包括這個地方的生活、情感，涉及地方生活的奧秘。我之所以提倡這種老老實實的態度，還因為一個職業的作家，處于長時間的寫作，會有一種把自 己寫空的感覺，我希望里下河作家用“腳”寫作，老老實實地踏在里下河的土地上。此外，我們要從當下發展中的時代來研究里下河文學。里下河已經發生了很大變 化，里下河文學要能夠對這個時代進行綜合、深入地闡釋。我們不能很封閉地看里下河，而要綜合來看�！袄锵潞游膶W”是鄉土，又不僅是鄉土，而是完整地再現一 個“地方”的變遷。這個“地方”，由各種抽象的關系構成，而文學要考察的，也正是這些抽象的關系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朱小如(原《文學報》評論部主任)：

　　如果說里下河文學流派小說創作是以汪曾祺為美學標志性的話，那么，我認為其主要原因，就是汪曾祺的小說與當時文壇上熱鬧非凡的“傷痕、反思、改 革”的文學思潮作品的完全不同。這種不同，不僅僅是思想主題和審美趣味上的不同，更是文學創作觀念上的不同。我認為汪曾祺的小說是讓當代文學小說創作重新 回到“小”字上來的第一人。汪曾祺的小說創作，有意識避開與現實社會生活的糾纏，有意識避開文學敘事的種種倫理光環籠罩。以他的《故里三陳》小說為例：汪 曾祺的小說在“小”字上下足了功夫�！靶　笔址�，“小”細節，“小”生活情趣，“小”人物，“小”主題。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回到了“小”說本身這一文體最本 質、最擅長的表達內容上，如魚得水，并且駕輕就熟。同時也就此影響了一大批后來的小說家，如畢飛宇、魯羊、沙黑、費振鐘、劉仁前等。我們現在談論小說回到 “小”上來，其實也是在尋找“里下河文學流派”小說創作的精神活水源于何方。

　　王春林(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

　　細致考察里下河作家群的創作歷程，不難發現，許多作家進入新世紀之后，把創作精力轉向了長篇小說文體，并且奉獻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文學文本。如 畢飛宇的《平原》，曹文軒的《草房子》，劉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包括《香河》《浮城》《殘月》)，劉春龍的《垛上》，顧堅的《元紅》與《青果》，龐余亮 的《薄荷》，羅望子的《曖昧》，李景文的《煙花三月》，錢國懷的《南瓜花》等。細致地翻檢里下河作家群代表性的長篇小說，除了其故事的背景全部是里下河這 一特定地域之外，不難發現這些作品還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思想藝術共性。其一，與作家成長的關鍵時期恰逢1970年代有關，他們的作品不僅都有成長小說的基 本構架，而且還都把自己的藝術聚焦點對準了1970年代后期。其二，這些作家都特別擅長于捕捉表現主人公成長歷程中的屈辱生存體驗，并以此為依托最終完成 對于畸形政治時代一種畸形人性的深度藝術透視。其三，與里下河作家群深受汪曾祺小說突出地域風情色彩的影響有關，這些作家的長篇小說中大多都有著對于里下 河水鄉地域風情的充分展示。

　　孫生民(揚州職業大學師范學院副院長)：

　　從文學研究上看，我覺得當務之急一是理順里下河文學現象的緣起是什么。最初提出里下河文學概念的是誰，是在什么情況下提出的。我印象中汪曾祺老 先生有三次回老家，作了三次講座，這些可以成為追溯里下河文學的緣起，由此也可以追溯其精神資源來源何處，比如泰州學派、揚州學派的精神資源，比如里下河 文學地方小傳統的精神資源，由此形成里下河文學傳統。第二，我們要對里下河文學的版圖、場景、精神進行探源，從而建立里下河文學的詩性空間、文化空間和原 型空間。第三，當下的里下河經驗如何處理，里下河文學作品更多是大時代的小敘事，基本是寫里下河的生活方式、生存姿態。就當下而言，我們還要關注到里下河 鄉土敘事經驗的轉變。

　　何平(南京師范大學教授)：

　　里下河文學流派既是地方性文學譜系和傳統的梳理，又是地方文學成果的檢閱，而且我們可以看出文學生長豐富的清晰的肌理，可以勘探里下河文風昌盛 的秘密。這些年，泰州“里下河文學流派”正漸漸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引人矚目的文學現象，它的與眾不同的地方不僅僅是因為從泰州這個“地方”走出過不少“著 名”作家，而且出現了數量可觀的“文學無名者”——大量的普通人成為自覺的寫作者。而在當下整個中國文學生態中，需要正視的恰恰是這些“業余”的地方性寫 作者之于其個人的精神建構，之于地方文化建設，之于整個中國當代文學格局的意義。一個個被“文學”所塑造出來的風格鮮明的地方就不會只是地圖上冰冷的地 名，而是有著自己的歷史、逸聞、風習、語言、性情等的“活”的地方。

　　邵明波(《中華文學選刊》特聘編審)：

　　今天，我們討論“里下河文學的闡釋空間”，如果結合探索里下河未來走向的路徑選擇來考量，或許思路會更為清晰。里下河文學的未來可供選擇的路徑 之一，有可能是“逃離鄉土”。20年來里下河文學豐富多樣的實踐，也已經在探索著“逃離鄉土”的多種可能性：向前、向外、向下和向上……里下河文學的未來 流向，邊界是無限開放的。畢飛宇的小說在“失故鄉”的審視里，賦予里下河文學“前出”鄉土的姿態，魯敏等人的都市小說，已經將里下河文學的邊界向外拓展， 王干的文化隨筆和費振鐘的歷史札記，則是在為里下河文學掘進多維空間，而劉仁前等“在鄉者”筆下的“香河”，也在和新世紀不可阻遏的城市化的進程實現貫 通。當然，即使逃離，里下河的基因，依然決定著這個文學流派的生命個性和審美特征。

　　劉仁前(泰州市文聯主席)：

　　從文學的多樣性而言，除去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在創作體裁豐富性方面的因素，就題材、敘事視角與創作手法而言，也是多樣的。以往許多里下河文學作 品以傳統鄉土題材來表達前現代性的“鄉土經驗”，顯得美好而詩意。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里下河的作家們感到一種不適應，于是產生了一種陌生的“鄉土 經驗”，許多傳統的里下河作家在面對中國鄉土社會現代轉型的時候，產生了諸多的迷惑與憂慮，從而又產生了新的鄉土敘事現象。就我個人的作品而言，比如《香 河三部曲》，也呈現出一種轉型，一種敘事多樣性�！断愫印肥峭耆�根植于興化傳統文化土壤的，更多地再現了興化鄉村原生態的純與美，偏重鄉土浪漫敘事。在 《浮城》中，雖然有許多地方寫到傳統鄉村日常生活，但我把小說的視角大體上放到改革開放之初的鄉村，小說塑造的人物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而是中國鄉村 變革與發展進程中的參與者，小說對鄉村政治、權力等現實問題進行了集中的書寫和揭露，可以說是偏重鄉土政治敘事�！稓堅隆穭t采取了批判現實主義的敘事方 法，把現實生存狀態中的人以及當下的社會生態借助“特定的年份”和“特定事件”呈現出來，表達出對現代化浪潮下人的精神世界的憂慮。

　　龐余亮(泰州市作協主席、靖江市政協副主席)：

　　我在探尋里下河文學的精神脈絡過程中發現了三封信，一是汪曾祺寫給朱德熙的信，他在信中說發明了一種新的做菜方式，會做一種“嚼之聲響動十里” 的菜肴，雖然很夸張，但這就是里下河人的表達方式，喜歡把日常小事夸贊得無限大。二是鄭板橋寫給弟弟的信，給人一種溫暖軟平的感覺，就像現在很多里下河作 家寫地方風情那樣，感覺很溫暖。三是宗臣寫的《報劉一丈書》，寫到“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其實就當下而言，我曾經生活過的村莊變化很大，而且我 離開了興化，愈發想念故鄉，這些對我的寫作觸動很大。

　　孫建國(泰州學院教授)：

　　地域對文學的影響是一種綜合性的影響，絕不僅止于地形、氣候等自然條件，更包括歷史形成的人文環境等種種因素。但是，這些地區除了地形、氣候等 自然條件大同小異之外，歷史形成的人文環境也不盡相同。確切一點說，地域對文學的影響，實際上是通過區域文化這個中間環節而起作用的。我們界定里下河文學 流派，要注重考察里下河地區文學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尤其要從文化風習和自然景致方面，探尋本地區文學的獨特性和豐富性，充分挖掘本地區已有的和潛在的文 學資源，在傳統文學史之外開辟出一派豐富而生動的文學景觀和話語空間。

　　卞秋華(南師大泰州學院副教授)：

　　我們討論里下河文學，很多人會覺得這是屬于我們這塊區域的文學，其實不管是在過去還是現在，能夠將一個地方的色彩書寫出色，它就有可能是一部好 的文學作品。雖然現在有學者提出了“文學地理學”的概念，但地域特色的文學作品應該是文學和地域的兩相結合，而不是把文學創作當成一面鏡子。我們的文學創 作中，要顯示基于我們這塊土地的相應的趣味、經驗和知識，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反映這塊土地上的人，人物要立起來。我認為我們對于里下河文學的書寫、閱讀 與闡釋，最終還是要把一個重要的著力點放在人物身上，只有那種既能夠體現地域性又能體現人性的豐滿的人物，才是成就優秀文學作品的基礎。

　　(文字整理：周衛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