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洛伊·山多爾：虛擬市民文化的演說者

《一個市民的獨白》開篇介紹的考紹市容

馬洛伊·山多爾

　　同波蘭的米沃什、捷克的昆德拉等中歐作家一樣，生于1900年的馬洛伊·山多爾同樣也擁有著相似的歷史文化背景。這些中歐作家被同樣一種深刻的 集體經驗所侵擾，他們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時，在國內處于邊緣地帶，他們發出不一樣的聲音，卻得不到承認。他們的目光極其敏銳，他們努力地重新思考精神和 社會、政治之間的聯系，用決定性的方式激起個人和集體權利之間的沖突，這正是歐洲現代文化的主要問題。事實上，歐洲的問題，幾乎都是從中歐的知識分子中間 提出并傳播開的。我們所說的歐洲，實際上是兩個歐洲，一個是西歐，一個是東歐，兩個歐洲，兩種經歷。東歐經歷，用米蘭·昆德拉的話來說，是一種“從不曾體 驗過從來和永遠都存在的幸福感覺”的歷史，他們的歷史“都曾從死亡的前廳走過；永遠面對強大者們的傲慢與無知，永遠看著自己的生存被威脅或被質疑：因為他 們的存在是問題”。然而，東歐的小民族國家卻對質疑精神保持著開放的態度，這就使得這些國家的思想者們都染上了厚重的東歐文化特征，或者可以更全面地講， 具有一種歐洲文化特征的自我質疑精神。

　　對于自由浸淫在典型的中歐受壓迫小民族文化中，又出生于考紹這樣一個有深厚文化底蘊城市的馬洛伊來說，家庭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寬裕的生活條件，保 證了他受到精英式的教育。在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又面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威脅的緊張氛圍中，對奧匈帝國末期的貴族傳統仍表現出無限懷戀的同時，馬洛伊也 在思考著是否能夠構建出一個超越現實存在的空間，這個空間中的人們，無不精神高尚、思想自由、尊重個人尊嚴，“每個人的身上都有一個不會變質的核心”。但 是越是閱讀馬洛伊的作品，就越是感覺到，這個“美麗新世界”是“從不存在的”。就像馬洛伊曾多次強調的，現實中的很多時刻，人們無法做出其他應答，靈魂的 “擴音器”傳播著由個性所決定的惟一回應。這種“從不存在的”完美世界，就是馬洛伊在思想中所著力構建的一種“虛擬市民文化”。

　　在歐洲，馬洛伊被喻為“匈牙利的托馬斯·曼”。匈牙利著名馬洛伊研究專家弗里艾德·伊斯特萬對馬洛伊作品中的“市民”概念有所界定，他認為馬洛 伊的市民思想與社會學意義上的市民意義有所區別，盡管作家自己以“一個社會階層”來定義該詞，但《一個市民的自白中》用文學性文字所構建的市民階層，仍然 是一個與藝術界和知識分子圈相融合的群體。馬洛伊作品中的“市民”概念指的是“20世紀初匈牙利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形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包括貴族、名 流、資本家、銀行家、中產者和破落貴族等”。如果說，托馬斯·曼言說了一種經驗的、并在其“有機”的發展中走入了死胡同的市民文化衰落的悖論，并為此尋找 到了一種獨特的小說形式，那么，馬洛伊就是一個“虛擬市民文化”的言說者。但，世紀之交的恐懼，早在這種“虛擬市民文化”生成之前，就已將它擦除。

　　事實上，“虛擬市民文化”的場域在馬洛伊那里，是有原型的，這就是他的家鄉考紹。馬洛伊在小說《卡紹大爆炸》中寫道：“對于一個人來說，他在這 個世界中，感到熟悉的，大多是孩提時代記憶所觸及的那一部分。成年后碰到的其他一切，對他來說，都是一種陌生。這種陌生有時是令人欣喜的，而有時則又是令 人恐懼的，但一切都是陌生的。對我們的神經和感覺來說，世界只是沉入內心、具有魔力的那一部分，只是我們的童年、家鄉的一種反射�！边@段話闡明了考紹在馬 洛伊心目中的分量；向他人介紹考紹，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他的一個夙愿，《一個市民的自白》是馬洛伊獻給內心凈土的一份禮物，畢竟作家用了一本書的篇幅描繪了 家鄉的點點滴滴。

　　對于作家在離開匈牙利后，始終堅持使用“孤獨的匈牙利語”寫作的這個問題，我想可以引用詩人布羅茨基的觀點來討論。布羅茨基認為，一個移民作家 用他國語言書寫，要么出于極度需要，像康拉德；要么出于某種強烈的野心，像納博科夫；要么出于對祖國的疏離，像貝克特。顯而易見，馬洛伊對于祖國的初心一 直未改，他追求的從不是個人的名與利、得與失，他關心的是祖國的命運，是人民的命運。對于他來說，匈牙利語是他與祖國之間維系著的堅實的紐帶。

　　最后，我想用我翻譯的馬洛伊散文集《草葉集》中的一段來描述馬洛伊在我內心的形象：

　　一切能夠激發人類古老智慧的問題都歸結于：“人類的力量究竟是什么？”眾人一致認為：“只有靈魂�！�

　　這是原初的，是的，被人類認知所熟識且無條件接受的惟一真理。時間、經驗、體驗和思考都沒有改變這條真理。我們的力量不是別的，只有靈魂。但這 份力量是有限的，誰也無法傷害，誰也不能從我們這里奪走靈魂中受到約束的力量，任何暴君、制度或自然法則都無法阻擋我們靈魂的自由。這自由是理所應當的， 與之相比，一切身外之物，比如社會、權利和金錢，能夠給予我們的自由都是脆弱的，相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