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鴻君：我與格拉斯的緣分

　　

　

　　君特·格拉斯是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德國作家，他去世已整整一周年。作為德語譯者，我很幸運，從1979年就與格拉斯結下了緣分。

　　最初讀到格拉斯的作品，還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讀大學時，當代德語文學選讀課本里有格拉斯《鐵皮鼓》的章節，也從文學史和作家詞典里了解到格拉 斯的生平和創作情況：1927年10月16日出生在但澤一個小販之家，愛好戲劇和讀書的母親使格拉斯從小就受到文藝的熏陶。格拉斯最初以詩歌登上文壇。 1955年《幽睡的百合》在南德廣播電臺的詩歌競賽中獲三等獎。1956年的詩集《風信雞的優點》和1960年的《三角軌道》既有現實主義的成分，又受到 表現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影響，聯想豐富，激情洋溢，具有較強的節奏感。1967年的第三部詩集《盤問》政治色彩較濃，格拉斯也一度被稱為“政治詩人”。

　　格拉斯幾乎在寫詩的同時開始創作劇本。早期的劇作如《還有十分鐘到達布法羅》《洪水》《叔叔，叔叔》《惡廚師》，明顯受到法國荒誕派戲劇的影 響。后來他還寫了劇本《平民試驗起義》和《在此之前》，試圖將戲劇情節變為辯證的討論，力求揭示人物的內心矛盾。格拉斯自稱這兩出戲是布萊希特“從敘事戲 劇發展到辯證戲劇”方法的延續。之后，格拉斯又開始創作長篇小說。1958年，尚未完成的《鐵皮鼓》獲得了“47社”文學獎，翌年正式出版，小說以家鄉但 澤以及戰后的聯邦德國為背景，采用第一人稱倒敘手法，再現了德國從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的歷史。評論界稱之為聯邦德國50年代小說藝術的一個高峰。 隨后他又出版了《貓與鼠》《狗年月》，這三部小說被認為是德國戰后文學早期重要的里程碑。自1972年起，格拉斯潛心于長篇小說《比目魚》的寫作，通過一 條學識淵博而又會說話的比目魚和漁夫艾德克的故事，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寫到20世紀70年代，詩歌、童話、神話和民間傳說穿插其間，現實和歷史相互交織，展 現了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評論家認為，作品的主題是表達對現實的厭倦，而作者則聲稱是要再現長期以來被掩蓋的婦女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探討婦女解 放的可能性。

　　1979年9月，格拉斯帶著新作《比目魚》第一次來到中國。當時，還沒有任何格拉斯的文學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在華期間，格拉斯曾在北京大學和上 海外國語學院介紹了德國戰后文學并朗讀《比目魚》部分章節。我當時正在上外德語系讀大二，有幸見到格拉斯。1986年我進入《世界文學》當德語編輯。 1987年，編輯部擬出“格拉斯專輯”，由我負責選編，并和石沿之合作翻譯格拉斯的中篇小說《貓與鼠》，后來，我還幸運地得到他親自為《貓與鼠》中譯本寫 的前言。冥冥之中，命運似乎把我和格拉斯連在了一起。

　　1990年，我赴德國求學。1995年4月25日在法蘭克福又見到了格拉斯，那是他首次公開朗讀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遼闊的田野》。朗讀結束 后，我請他在1987年第六期《世界文學》上簽名。格拉斯立刻從封面認出這本當年曾收到過的樣書，并且回憶了他接到《貓與鼠》中文樣書時的愉快心情。此 后，我與夫人作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版代理人，把格拉斯的十多本書，包括《鐵皮鼓》《貓與鼠》《狗年月》《蝸牛日記》《鈴蟾的叫聲》《相聚在特爾格特》《母 鼠》《遼闊的田野》《與烏托邦賽跑》《啟蒙的冒險-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格拉斯對話》《局部麻醉》《德國人會死絕？》《我的世紀》《蟹行》《剝洋蔥》《盒式 相機》介紹到中國出版。1999年到2013年之間，筆者還有幸翻譯了《我的世紀》《蟹行》《盒式相機》。

　　在這期間，我也與格拉斯一起經歷了他的輝煌與坎坷。1999年3月底我因參加《我的世紀》翻譯討論會，與格拉斯夫婦在哥廷根的一家小旅館同吃同 住同工作整整三天。格拉斯不僅詳細解釋翻譯《我的世紀》中遇到的各種問題，而且結合書中涉及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介紹了許多他本人鮮為人知的往事。他還多次 用方言朗讀了部分章節，給譯者們增添了許多感性認識。遇到書里出現的經典老歌，格拉斯會輕聲吟唱，盡管格拉斯夫人烏特幾次都說他“跑調”；談到書中跳舞的 章節，這時，擅長跳舞的格拉斯更是眉飛色舞。早年學過雕刻的格拉斯自稱曾當過“石匠”，用專業術語向大家講解玄武巖和斑巖的區別。格拉斯喜歡烹飪，對蘑菇 品種了如指掌，最早參加翻譯討論會的譯者都曾有口福吃過他做的比目魚。提到一種烈性酒時，格拉斯對我說，就像你們中國的茅臺。他對1979年訪華期間喝茅 臺，對用火點燃茅臺的表演記憶猶新，還說自己回到德國后，去中國飯店有時也會要茅臺喝，還曾經為孫輩表現過點燃茅臺。這個看上去很嚴肅的大作家給人留下了 風趣、幽默、機敏、善解人意的長者印象，所有人都很快融進了這個被格拉斯稱作“第二個家庭”的圈子。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格拉斯作品翻譯討論會，我不僅被格拉斯的魅力感染，而且深感自己負有責任，我是惟一參會的中文譯者，要盡可能地把作者的原意傳 遞給中文讀者。就在我埋頭翻譯之際，瑞典科學院宣布將1999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君特·格拉斯。頒獎理由是，格拉斯“在語言和道德受到破壞的幾十年” 之后，為德國文學帶來了新的開始，他在“清醒的黑暗的虛構故事中展示了歷史遺忘的一面”，他的《鐵皮鼓》是二戰之后世界文學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瑞典科學院 還稱他的新作《我的世紀》是“按時間順序伴隨20世紀的注釋，并且對使人愚昧的狂熱顯示了一種獨特的洞察力”。2010年，《我的世紀》在大陸和臺灣同時 出版了簡體字版和繁體字版。

　　與此相比，2006年出版的《剝洋蔥》讓我經歷了一次“痛苦、難舍”的心路歷程。這20年來，Steidl出版社每次都會在正式出版前把格拉斯 的新書寄給譯者，已經成為慣例。這次收到的《剝洋蔥》，不像《我的世紀》《蟹行》是打印本，而是印刷的，只是上面專門印了：在2006年9月1日正式出版 之前不得寫書評。后來我才知道，Steidl出版社印了上千本寄給很多記者。第一遍讀時，書中主人公參加武裝黨衛軍的內容并沒有引起我太多注意。但在8月 中旬，《剝洋蔥》正式出版之前，格拉斯接受了《法蘭克福匯報》記者采訪，《法蘭克福匯報》大肆渲染了書中格拉斯曾經參加過武裝黨衛軍“經歷”，一時間， 《剝洋蔥》成為世界各大媒體的標題新聞，格拉斯受到了文學界、政界、評論界等各方面的猛烈批評。

　　年屆八旬的格拉斯首次披露參加武裝黨衛軍這一人生污點，需要極大勇氣。為了袒露這個埋藏心底60年的秘密，他選擇了自己歷來對真實性持懷疑態度的回憶錄形式�！斑@事令我心情沉重。我這么多年來的沉默是我寫作本書的原因之一。這事必須講出來，終于講出來了�！�

　　2006年的夏天，格拉斯經歷了一段他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光。面對責問，格拉斯建議大家先去看看書，并且在一些公開場合作了解釋。他說，他當年是 報名參加國防軍，結果后來卻被分配到武裝黨衛軍，從軍的主要原因是：“我一開始主要是為了出去，離開困境，離開家庭。我要結束它，因此我自愿報名了。這也 是一樁奇怪的事。我報了名，大概是15歲，事后就把這事忘了。和我同年出生的人有許多都是這樣的。我們參加了青年義務勞動軍，一年之后，征兵令突然擺在了 我的桌上。后來我大概是到了德累斯頓之后才發現那是武裝黨衛軍�！标P于秘而不宣的原因，他說：“這事一直埋藏在我心底。為什么現在才說的原因，我現在也說 不清。它始終纏繞著我，讓我不得安寧。我以前覺得，自己作為作家和這個國家的公民現在所作的一切，和自己年輕時帶有納粹時代印記的行為針鋒相對，這就足夠 了。所以過去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罪過。我是被征入黨衛隊特種作戰部隊的，沒參與過任何犯罪行動，但自己一直覺得必須有朝一日在一個內涵較大的場合里對此予 以說明。直到現在我克服了內心的障礙，終于拿起筆來撰寫自傳并將我的青年時代作為這本回憶錄的主題時，這一機會才得以出現。這本傳記記述了我12歲到32 歲這段年月的生涯，正是在這樣一本書里我得以敞開自己的心扉�！�

　　《剝洋蔥》的內容極為豐富，文學色彩很濃，它不同于一般的回憶錄，不是完全按照時間順序回憶往事，而是將歷史和現實生活拉近，將兩個敘述層面交 織在一起，格拉斯以一種“雙螺旋”的敘述方式，以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交織，試圖向讀者說明這段藏有秘密的青年時代是如何深深地影響了自己的寫作及作家生涯 的。書中沒有詳細記錄事件和人物，甚至很少提及具體人名，在敘述一件或幾件經歷的同時加入許多小事和細節。讀者在閱讀中不難體會到老人對隱瞞參加武裝黨衛 隊經歷的悔恨和羞恥。格拉斯的文學作品幾乎都是與納粹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戰后歷史聯系在一起的，對于納粹思潮，作家不僅深惡痛絕，而且竭力通過筆 下的人物形象努力揭示其之所以曾經在德國能夠蠱惑人心、盛行一時的深刻原因。書中現實生活和真實人物與作家筆下的奧斯卡、馬爾克、圖拉互相映照�？鋸堃稽c 說，《剝洋蔥》可被視為開啟格拉斯全部文學創作的一把鑰匙，同時也讓讀者思考：如果沒有這段曾被秘藏的“褐色”經歷，是否會產生現在的格拉斯和“但澤三部 曲“？

　　《剝洋蔥》引起轟動，中國大陸和臺灣的許多出版社立刻來信聯系買版權，展開了一場版權爭奪戰。最后，譯林出版社和時報出版公司分別獲得中文簡體 字和中文繁體字版權。在2006年10月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期間，Steidl出版社還專門邀請各國購買了《剝洋蔥》版權的出版社領導與格拉斯共進晚餐， 參加者有譯林出版社顧愛彬社長和時報出版公司林馨琴總經理。我看到的格拉斯，雖然有些消瘦，也不像過去那么健談、幽默，但是依舊精神矍鑠，興致不減。因時 間原因，我不得不忍痛放棄翻譯《剝洋蔥》，但受譯林出版社委派，參加了翻譯討論會，感到很滿足，收獲也很多。

　　與《剝洋蔥》不同，《盒式相機》(2008年)敘述的是家庭日�，嵤�，有很多作者本人和家人的生活細節，可以看作是用文字組成的格拉斯“家庭相 冊”。作者讓子女們自說自話，回憶早年的生活經歷和他們眼中的父親。據格拉斯證實，書里敘述的有些是真人真事，有些則是虛構，純粹是為了表現作者的興趣和 愛好。書中的那個盒式相機則以獨特的方式記錄了這一切。它經歷戰火卻幸存下來，“可以看見不存在的或者現在還沒有出現的東西”，而且能夠預知未來。它的主 人——小瑪麗或者老瑪麗確有其人，即作者在書前題獻紀念的瑪麗亞·拉馬，她是格拉斯一家數十年的朋友，為格拉斯及其家人拍攝了數千張照片。無所不見的老式 盒式相機和近似魔女的“咔嚓一下小瑪麗”，無疑為該書增添了魔幻色彩。

　　如果說格拉斯在《剝洋蔥》里寫了自己的歷史，在《盒式相機》里寫了他的家庭，那么《格林的詞語》則是他“愛的表白”(也是該書的副標題)。格拉 斯在《格林的詞語》里只寫了格林兄弟在抗議漢諾威國王破壞憲法遭到撤銷教職和驅除后，開始了編纂《德語詞典》的工作。他重筆描述了編纂工作的艱巨，格林兄 弟對編纂工作的執著等。同時，格拉斯對自己生活中的相似片段信手拈來，他所參與的重大政治活動和政治主張也不時地出現在字里行間。格拉斯在歷史與現實之 間，在格林兄弟時代與自己的生活經歷之間頻繁穿越。至此，作家完成了自傳三部曲，用“愛的表白”傾訴自己對德語語言的眷愛，似乎在為自己長達半個多世紀的 文學生涯畫上句號�！陡窳值脑~語》出版之后，媒體不約而同地將其稱為格拉斯的告別之作。但是，創作力超強的格拉斯又出版了《在德國途中》、詩歌集《浮蟲》 《勃蘭特與格拉斯書信集》《我的六十年創作》。2015年3月28日，他還參加了《鐵皮鼓》舞臺劇的首演活動。據格拉斯的出版人Steidl說，去世前不 久，格拉斯剛完成新作《論有限性》，該書可說是“一次小小的文學性的大膽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