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我體驗到自身無“家”可歸

王威廉

　　法國作家加繆說過一句話非常好，人活著最重要的不是活得好，而是活得多。多比好更充實更豐富，文學就是讓我們活得多的事業。

　　我自己的生命歷程，要從祖父講起了。祖父是國民黨，在各處抗日，抗日戰爭結束后，又去延安參加了紅色革命，后來被分配到青海省剿匪，他是青海解放的前驅者之一。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他抗日時期參加國民黨的事情重新被提了出來，被誣為“歷史反革命”。文革后，整個家庭隨祖父遷徙到青海省復職工作。我便出生在青海省海晏縣，那是什么地方呢？大家肯定知道一首很有名的歌：《在那遙遠的地方》，那就是西部歌王王洛賓先生在海晏縣的金銀灘草原上寫的。初中的時候，因為父母工作調動，去了一個更加西部的地方：德令哈市。海子在德令哈寫過一首詩叫《姐姐》，他說“今夜只想關心姐姐，不想關心人類”。據說那個“姐姐”就是德令哈人。后來，我還回到陜西短暫地讀過書。我的夢想和諸位一樣，是考上清華大學，但我沒有諸位幸運，我的分數不夠，只好去了中山大學，到了廣州。廣東是中國當代移民最多的地方，在這里，我才真正的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寫作。

　　當年讓我最痛苦的，是坐火車這件事。假如從青海德令哈坐火車到珠海(當時前兩年要在珠海校區上課)，你們可以看看地圖。要坐50多個小時的火車，快坐瘋了，坐過的火車里程，可以繞著地球跑幾圈。

　　我在本科的階段開始寫作，這時候就涉及到故鄉的問題了。剛才楚兄說了，他一直是待在同一個縣城，他對這個縣城太了解了，而我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哪里都是我的故鄉，哪里又都不是我的故鄉。我在廣州待了16年，可算是我此刻生命的一半了。雖然我很熱愛這個城市，可我也很難融入這個城市。我們知道廣州有一個最厲害的屏障，就是它的語言，粵語。我現在會聽，但是我不會說。作為一個北方人在那個地方，還總是顯得格格不入。所以我寫了一個小說叫《父親的報復》，這里面虛構了一個父親的形象，父親很早很早就來到廣州發展，他一直想融入廣州，把自己變成地地道道的廣州人，但他一直是失敗的。廣州跟北京一樣，遭遇到了歷史有史以來最大的拆遷運動，廣州的小巷子都沒有了，父親突然成為了廣州老建筑的保護人這樣的角色，他覺得自己比所有的廣州人都更愛廣州，最終，他以精神抗爭的方式贏得自己的尊嚴與身份。

　　但是鄉關何處？一個人在面對天地的時候，只剩下渺小的自己。

　　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時候，路過青海的一個鹽湖，叫察爾汗鹽湖，那是中國最大的鹽湖，里邊蘊藏的鹽可供人類吃上百年。高原鹽湖，就是古代的海水在高原隆起之后形成的湖泊，在強烈的陽光蒸發下，只剩下淺淺的一層鹵水。我第一次看到鹽湖非常興奮，水是綠色的，水邊是白色的鹽，你踩在上面像踩在雪地上，但那是鹽，非常神奇、非常美麗，但是格外荒涼。鹽湖附近是寸草不生的，沒有一點綠色。在那個地方特別想寫一篇小說來表達我對生命的認識，然后我就構思了《聽鹽生長的聲音》這篇小說。我用第一人稱來寫，寫“我”去到鹽湖看到了什么，但寫到一半我寫不下去了，我作為游客的身份融入不了這里。

　　這個小說放了半年，半年后，我突然有了靈感，小說中的“我”不再是外在觀光者的身份，而是在當地生活工作的一個人。在當地有鉀肥廠，“我”就是鉀肥廠的一個工人，“我”在審視“我”的生活，這樣整個小說的空間就打開了。文學為什么這么必要？就是讓我們可以去理解你不熟悉的、或者說外在于你的另外一種生活，文學就是在我和你或者你和他之間搭建一道想象力的橋梁。讓我們能夠理解彼此，我覺得這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這個時代經常有各種各樣的外力，試圖碾碎我們之間的聯系，如果人的心靈不夠強大，他就會早早失去自己的信念和信仰。

　　中國從《詩經》《離騷》開始，有一個非常漫長的、悠久的文學傳統。自古以來，可以說某種程度上，文學就是我們的信仰，它是一種對人、對活著、對存在本身的信念。尤其在我們今天這樣的時代，在這樣的網絡時代，維護這種信念格外重要。網絡其實是讓我們更加遠離了彼此，而不是接近了彼此。因為網絡看似是一個非常平面化的結構，但是它并沒有讓我們達到平等。我們知道為什么“大V”說話有人聽，而我們說話沒人聽，就是因為網絡的話語權更加顯著。所以文學就是給我們這種弱小的個體以強大的精神力量，讓我們能保持一個完整的自我，來對抗這個時代對我們的擠壓。

　　所以，我最終無法把精神寄放在某個穩固的土地文化上，只能在大地上漫游，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堵狖}生長的聲音》這本書的后記，我起名叫《沒有故事的人》，其實并不是我自己沒有故事，而是我覺得這個時代沒有故事，這個時代的個人沒有獨屬于自己的故事。這個時代生產傳奇，我們每天打開微信，打開新聞都是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但那真的不是文學，文學是我們作家用自己精神的力量，對生活的闡述以及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