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鳴九：我們面臨的必然天命

柳鳴九的書房，書柜里是一套套他編選的書和家人的照片

　　手 記

　　日前，海天出版社的15卷本《柳鳴九文集》在京舉行了首發式，外國文學界尤其是法語文學界的大佬們幾乎悉數到場，從年過九十的許淵沖，到柳鳴九同輩的羅新璋、金志平諸位先生，到學生輩的余中先、許鈞等眾多譯林中堅，大家紛紛表示祝賀，最后輪到柳鳴九先生致答辭，他站起身，“我知道感恩，因為‘恩’在我的生涯中很寶貴，它來之不易，它主要來自我的兩個上帝，一是器重我的出版社，一是厚愛我的讀者……”短短一篇答辭，81歲的老人竟數度哽咽，一頭耀眼的白發，兩條同樣雪白的壽眉，在會議室的日光燈下微微顫動。

　　喜愛外國文學的讀者，誰的書架上沒有幾本署有“柳鳴九主編”的作品呢？他也翻譯過梅里美、都德等人的集子，不過更著名的是由他編選的一套套規模巨大的外國文學叢書：《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70卷、《外國文學名家精選書系》80卷、《世界心理小說名著選》10卷……剛剛面世的15卷文集，則全面展示了他的研究和翻譯成就，包含文學理論批評、文學史、隨筆、翻譯四部分內容。高高一摞書的背后，是數十年如一日的勤奮與寂寞。

　　柳鳴九先生常說自己是“布衣學者”，“既無書香門第的家底，又無海外深造的資歷”。他的父親是一位廚師，為了生計顛沛流離，但極重視孩子的教育。柳鳴九中學時輾轉各地，進的都是名校：南京的中大附中、重慶的求精中學、長沙的廣益中學和省立一中。1953年，他以第一志愿考取了北大西語系，修習法語�；赝�青年時代，他自己也說不太清，為什么從未考慮過當時最為熱門的俄語系，雖然他讀的第一本外國小說是屠格涅夫的《春潮》。

　　柳鳴九的家，在北京東南二環旁的社科院宿舍，他多次談到過的“陋室”。記者踏入其中時看到，確如他所說，“住進來的時候什么樣，現在還是什么樣”，水泥地、白灰墻、光線暗淡，但收拾得極為整潔。沙發對面是他心愛的書柜，整整齊齊排列著他編選的一套套大書。他不旅游，不度假，幾十年勞作不輟，小憩時坐在沙發上看著書柜，便覺得步入了“療養勝地”。這些書，凝聚著他生命的色彩。

　　“我有兩個小孫女，一個是有血緣的，一個是沒有血緣的�！币娪浾咴诳磿�柜里的照片，柳鳴九先生說道。兒子不幸早逝，留下一個女兒。他和夫人、英美文學專家朱虹女士還教導保姆的女兒讀書，如今兩個女孩都在美國。他們對保姆視如己出，這份善意也使得他們晚年的生活有靠�！叭缃裥姨澯羞@么個小女兒在身邊�！彼�感慨地說。

　　柳鳴九先生是與新中國一路同行的學者，見證過歷次政治運動，也經歷了時代的大轉變。80年代以來，他的工作與西方文學的譯介和研究密不可分，他為薩特正名，倡導研究西方二十世紀文學，對讀者、對當代文化潮流都很有影響。他無疑是個性鮮明的人，長于分析，也很容易從他的言談中感受到一股倔強之氣，而記者希望，對他的書面訪談，能夠更多地記錄這一代學人所經歷的時代變化。

　　如今，出版界的氣候不復當年，外國文學多是零敲碎打，大規模的叢書已極為罕見。柳鳴九先生手頭在做的，是一套“思想者自述文叢”，他自己也要寫一本，“這是自我精神分析，爭取能像盧梭、薩特那樣寫�！闭劶白约�，柳鳴九先生用過兩個比喻，都出自法語經典，一是帕斯卡爾的“會思想的蘆葦”，一是加繆的推石上山的西西弗。他相信個體的脆弱與易朽，唯愿自己推動的石塊在時光磨損之后能留下一顆小小沙粒�！皻v史文化發展的無情規律便是如此，我們面臨的必然天命便是如此”。

　　這是富于理性的、又讓人感到有點悲傷的預言。如果前輩們留下的是沙粒，那也必然是閃閃發光的、能鋪成前行之路的沙粒。

　　訪 談

　　打基礎：五六十年代的學術建設

　　青閱讀：您1957年從北大畢業進入文學研究所，參與蔡儀先生主持的《古典文藝理論譯叢》，這應該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一項比較重要的學術建設，請談談它的基本情況。

　　柳鳴九：大學一畢業，就分配到《古典文藝理論譯叢》工作，是一件很幸運的事，這個高級的學術機構，不僅是我進一步進修與深造的學校，而且也是我初步學術實踐的場所，至少是翻譯實踐的場所。這個叢刊在當時的背景下，的確有明顯的積極意義。

　　毋庸諱言，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文藝理論還處于一窮二白的時期，當然，中國人已經有了一部寶典——《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此外就只有蘇式意識形態的日丹諾夫論斷，以及這個“斯基”那個“諾夫”的文學理論教材與小冊子，其一邊倒是顯而易見的，從世界文藝理論發展史來說，其片面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五十年代中期出現的《古典文藝理論譯叢》，以翻譯介紹西方的古典文藝理論為己任，它所介紹的是從亞里士多德到二十世紀之前的歐美文藝理論，包括文藝批評史上所有的名著名篇。雖然譯介的都是“古董”，但它在“一邊倒”、“片面性”的背景下，卻顯示了先鋒性，它打開了一扇窗，朝向世界文藝理論經典的寶庫，開拓了人們的眼界，豐富了人們的思維，擴充了人們的學識，為中國的美學與文藝理論研究提供了嶄新的思想資料，這是中國文藝理論學科朝前跨了一大步的標志。

　　青閱讀：既然是“一邊倒”，當時為什么要成規模地譯介西方經典呢？這套書的影響如何？

　　柳鳴九：這個叢刊是怎么策劃出來的，我不清楚。當時文學研究所的所長是何其芳，理論研究室的主任是蔡儀，這個叢刊是由蔡儀主管的，他是實際上的主編。蔡儀是著名的美學家，早年曾留學日本，何其芳是一位卓越的詩人，也是一位延安老干部。叢刊能辦起來，顯示出了他們開闊的眼光、廣博的學識和務實的文藝思想。這個刊物的編委會，則集中了國內最優秀、最權威的西學研究家，有朱光潛、錢鍾書、馮至、李健吾、田德望、卞之琳、楊周翰、季羨林等等，選題選目由他們定，譯者人選由他們推薦或認可，相當多的譯稿由他們審定、校閱，如此強的編委力量，如此嚴謹的工作方式，自然就保證了叢刊的高水平，它大概要算新中國成立之后具有經典質量的一個叢刊。問世后，影響很大，每期出版，學界與文化界皆翹首以待�？上�，只出了二十多期，后來就�？�了，那時，我已經離開了《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的原委我說不清，我記得我當時非常非常惋惜。

　　青閱讀：您還參與過《文學概論》的編寫，這是后來通行數十年的文科教材，過程是怎樣的？

　　柳鳴九：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的編寫是一項大的基礎工程，上面總的領導是周揚。無論對周揚作為意識形態的總管有何評價，但應該承認他還是很有學問的，在理論方面很有修養。文科教材編寫這項大工程，其積極深遠的意義不能低估，雖然它有當時歷史的局限性。我參加的是由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編寫組一共有十幾個人，相當一部分是從各地高校調來的骨干教師，如樓棲、胡經之等；還有一部分則是蔡儀麾下的理論室的研究人員，張炯即是其中主要的一個。我在編選工作中，從一開始就獨立負責《內容與形式》這一章，記得一直就沒有動過窩，前后約兩年，每一章都反復提交討論、反復修改，完成初稿后，我的任務就完了，離開了編寫組。大家寫的初稿，都交蔡儀統一修改，他單獨一人修改了很長時間，最后才定稿出版。

　　當時我還要每周寫一份編寫組的工作簡報，這項工作倒是很重要，實際上是蔡儀的行政秘書，可惜當時我覺得它不是我分內的業務，做起來很不上心，有點敷衍了事，做得不合蔡儀的要求，蔡儀就及時走馬換將了。我記得我好像只干了不到兩個月，接替我的是張炯，他干得很盡責、很努力，后來他當上了文學研究所的所長與作家協會的副主席。

　　青閱讀：您怎樣看待五十年代到“文革”前學術工作的整體狀況？這一階段的理論工作，對您后來的學術事業影響大嗎？

　　柳鳴九：我的印象是，意識形態氛圍越來越左、越來越緊張，最后發展為“四人幫”橫掃一切優秀文化遺產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國的青年一代應該知道、應該記住那十年的糟糕。

　　以上兩段工作經歷，對我以后的業務發展至為重要。在《古典文藝理論譯叢》工作期間，我打下了西方文藝批評史的基礎，雖然是初步的，但畢竟是入門了。在《文學概論》工作期間，我則打下了文學理論的基礎，至少對文學理論的諸問題都摸了一遍�？傊�這兩段工作經歷，使我在“史”與“論”兩方面都有了比較扎實的進修和磨煉，開始形成我學術生涯的兩個基礎，有了“史”就不至于成為沒出息的“空頭理論家”，有了“論”就能更好地理解“史”的規律。對于一個像樣的學者來說，“史”與“論”兼備才有可能有所作為，二缺一就是跛子。

　　大轉折：八十年代的“揭竿而起”

　　青閱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您站出來否定日丹諾夫論斷(也就是斯大林的文藝路線)，倡導重新評價薩特，在發難前，您對當時社會氛圍的變化，對意識形態的“底線”是否有充分的認識？對自己所冒的風險是否做過考量？

　　柳鳴九：我對日丹諾夫論斷的“揭竿而起”、“三箭齊發”的確是經過周密考慮和充分準備的。我們這一代人都有謹言慎行的習性，因為我們經歷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見到了不少因言論而招禍的先例，有前車之鑒。但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一來，我就感覺到了一股春意，我知道“文革”已經造成了百業蕭條、民生疲憊的局面，不容許再來一次政治權謀，我從這次大討論中感覺到了當局想解決問題的認真負責態度與誠心誠意，這是一個難得的解決問題的機會，必須趁這股東風有所作為。

　　那么外國文學領域有什么問題是當務之急呢？十九世紀之前的文化與文學的歷史，早有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評論擺在那兒，有準繩可依，但是二十世紀的文化與文學只有日丹諾夫的論斷一家獨霸，整個二十世紀文學藝術被他一棍子打死了，如果不把這尊神請走，二十世紀文學是沒法搞的。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對日丹諾夫“揭竿而起”，會不會招致“反蘇”的指責，要知道到了七十年代，中蘇關系已非新中國成立初期可比，中蘇兩黨之前有過公開的論爭，在此歷史背景下，我想不至于因批駁日丹諾夫論斷而招致“反蘇”之罪，而且我所涉及的，僅僅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評價問題，既不涉及社會主義道路也不涉及社會主義體制，那么何罪之有？

　　再下面要考慮的就是日丹諾夫論斷好不好反，反他對不對？在這一點上，我想得很清楚，日丹諾夫論斷有三個不符合：一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二是不符合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思想內容實際與藝術創新實際，講的基本上都是外行話；三是不符合國際文化交流的客觀需要，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政策的利益。用這三個名義去反他名正言順，有什么可怕的？

　　剩下來就是要做充分的準備了。首先是理論準備，要如何以大道理的名義，以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神圣原則的名義，義正詞嚴地去講？說實話，就是比一比高低，看誰是馬克思主義，誰的馬克思主義的含量更高。其次要做充足的資料準備，就是要把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整體與重要的內容摸得比較透，能做到如數家珍的地步。再次是要做純文學的準備，要對那些杰出作品的價值，有比較閃光的見解。為了做充足的準備，我集中精力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

　　剩下來的事，就是如何出臺了，我初步打算先在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外國文學研究集刊》上，組織西方二十世紀文學重新評價的筆談，然后我親自出場發表一篇總結性的長文，卻沒有想到，這時從天而降一個大的機遇。社科院外文所正籌備召開第一次全國外國文學規劃會議，所長馮至早就知道我在做反日丹諾夫的準備，而規劃會上正需要一個有分量的發言，馮至先生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于是我帶著一大摞卡片，到了會議地點廣州。這是一次高規格的學術工作會議，全國外國文學的精英學者會聚一堂，馮至所長竟給我提供了充裕的時間，讓我進行了兩段時間、共約五個多小時的發言，得到了熱烈反響。而后，我又整理為文，公開在刊物上發表，與在規劃會上的長篇發言，以及在刊物上組織筆談，合稱為“三箭齊發”。

　　這件事我做得不僅有充分的考量，簡直就是深思熟慮，精心策劃，總算把這件事做得頗有力度、頗有規模、頗有聲勢。但實事求是地說，如果沒有時代發展的條件，我也做不成這件事情，時代帶來了機遇，給了我這個有準備的人。這大概也算是“時勢造英雄”吧。

　　青閱讀：不過，您還是遭到過批評，當時承受的壓力大嗎？

　　柳鳴九：春天來了，也還有乍暖還寒的時候，我因為對日丹諾夫的“揭竿而起”以及后來的《薩特研究》，的確倒過霉，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不過倒霉并不大，沒有影響我的基本生活，“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畢竟已經到了改革開放時代。對于那些倒霉事，請恕我不再多說，現在老了，一切過去了的，未嘗不能成為親切的回憶。

　　理論場：歷史唯物主義與馬恩文藝觀并未過時

　　青閱讀：時代的關系，您從青年時代就必然修習馬克思、恩格斯文藝理論。從1972年開始編寫三卷本《法國文學史》到后來清算日丹諾夫，為二十世紀西方現代主義正名，您往往運用馬恩文藝觀、歷史唯物主義等作為理論武器。時至今日，文藝理論眾聲喧嘩，馬恩文論在研究批評領域實際上早已不是主流，那么今天，您怎樣看待馬恩的文藝觀？

　　柳鳴九：我可以說是學馬克思恩格斯理論出身的，這既是經歷所決定的，也是工作需要所決定的，比如，要把日丹諾夫這尊神請走，在中國的條件與環境下，不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神圣名義，你就師出無名。

　　至于寫《法國文學史》，我真誠地認為歷史唯物主義還是很頂用的，其實，它本身就匯集了過去社會歷史學派學說的精華，要闡明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文學藝術，與其時代社會、民族歷史、國別人群的關系，不靠歷史唯物主義靠什么？靠結構主義，靠心理學派，靠敘述學行嗎？每一種理論都是從一定的社會現實、社會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它往往有最適合運用的領域，也往往有只適用于某一領域的局限性。一句話，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方法，各有所長，各有所用。

　　我根本就不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學說與馬恩的文藝觀已經完全過時，我也并不認為一些現代派的文藝理論，就可以排除、排斥馬恩文藝觀，而居于宗主的地位。任何一種文藝觀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以為將心理分析學與結構主義以及敘述學的成分補充馬恩的文藝觀就比較全面了，就可以應對各種各樣的文藝問題了。

　　編選者：編書是研究工作的派生物、副產品

　　青閱讀：您在文藝理論和批評領域的幾次“戰斗”，主要集中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國社會和學界的氛圍變化較大，您是否有意識地把工作重點轉向了編選和出版大型叢書？

　　柳鳴九：我的編選、編撰與主編的業務，基本上都是我研究工作的派生物，副產品。舉例來說，我認為日丹諾夫論斷絕不是一篇文章、一次發言所能完全解決的，要真正放倒它，必須花大力氣夯實我自己的觀點，要做大項目才能鏟除根深蒂固的偏見。為了回答“批日丹諾夫就是搞臭馬克思主義”的指責，我創建了三個工程： 一是《法國20世紀文學研究叢刊》，《薩特研究》就是其中的第一種，后來出版的還有《新小說派研究》、《尤瑟納爾研究》、《馬爾羅研究》等十來種；二是《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一共出了七十卷；三是《西方文藝思潮論叢》，將近十卷。三者都是為了一個目的，讓西方二十世紀文學的事實本身說話，讓作家作品說話，以證實日丹諾夫論斷及其信徒的謬誤。此外，《世界心理小說選》十多卷，是為了展示我心目中世界心理小說的圖景，《盜火者文叢》則是為了展示我對中國西學研究家的認識，這些都是由我提出創意而做出來的項目。

　　還有不少大型叢書，是出版社委托我主編或編選的，如《雨果文集》二十卷、《世界短篇小說精品文庫》十八卷、《世界散文八大家》、《世界名著名譯文庫》上百卷、《外國文學經典》等等。出版社之所以委托我，大概是因為我是一個文學史學者，對這些內容很熟悉、對這些課題有研究，大概是因為認定了這是一個有準備的人、能勝任的人。而完成了一項就名聲在外，雪球越滾越大，不斷有新的大型項目找到你的頭上。雖然不是我的創意，但怎么編，采用什么視角，貫徹什么學術觀點，提供什么樣的序言，那就都與我的研究心得有關。

　　青閱讀：中國自古有“選家”、“選學”之謂。依照您的經驗，成為一個出色的主編、選家，需要具備怎樣的素質？

　　柳鳴九：要成為一個選家，你的編選工作要夠得上是選學，最關鍵的一點就是，你必須是這個領域真正的行家，是對這個領域了如指掌，擁有足夠的學識、必要的學養，特別對該課題有自己獨創性見解的行家。只有這樣，你的編選，才站得住腳，才翔實可靠，才富有啟迪性。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尚曉嵐

　　供圖/楊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