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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與科學的另一種可能——文學達爾文主義創始人約瑟夫·卡羅教授訪談

    http://www.rjjlock.com 2015年11月06日09:47 來源:中華讀書報
    約瑟夫·卡羅約瑟夫·卡羅
    《進化與文學理論》英文書影《進化與文學理論》英文書影

      編者按:卡羅教授(Joseph Carroll)是文學達爾文主義的創始人和領軍人物,現為美國密蘇里大學英文系資深教授。他將進化生物學、進化心理學、進化社會學理論引入文學研究,致力于創建一種文學批評的新范式——文學達爾文主義,以突破后結構主義以來各種后學理論的思想框架,為文學研究提供新的批評話語和視角。近日,卡羅教授與清華大學外文系余石屹教授進行對話,闡釋了文學達爾文主義的主要觀點。

      余石屹:我們知道,在過去的20年中,您一直在呼吁文學研究領域的范式轉移,并且開創了一種新理論——文學達爾文主義。您能簡要介紹一下文學達爾文主義嗎?

      卡羅:文學達爾文主義者是這樣一些文學學者:他們認識到,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進化社會科學業已掀起了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認知和情感神經科學等領域的革命。雖然這場革命尚未完成,但是文學達爾文主義者們認為,在解釋人類行為方面,文學達爾文主義已經超越了其他諸多競爭理論,如傳統的人文主義、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率轿幕u、激進女性主義和酷兒理論。因此,文學達爾文主義者們致力于吸收當下最先進的進化社會科學知識,并將其運用于文學理論的構建和闡釋性文學批評的實踐當中。

      文學達爾文主義者們認為,人類的大腦和身體為了適應環境而發生了進化。他們確定了一個種屬性的生命周期,其組分包括:人類全部的生命階段、社會性的生殖角色,以及基本的動機、情緒和認知傾向。他們將這個種屬性的整體定義為“人性”。他們認為,所有的人類社會和文化組織都體現著人性,也受到人性的制約。因此,他們常稱自己為“生物文化”的批評家。這意味著他們的關注點主要在于生物性或遺傳性特征與某些特殊形式的文化組織之間的因果關系。他們同樣重視生物文化結構與作者和讀者的自我認同之間的關系;此外,與所有的文學評論家相似,他們還分析具體的文學作品中的認知和語言結構。大多數文學達爾文主義者相信文學具有自適應功能。他們認為文學和其他藝術影響人類的認知和情感組織,影響動機,并有助于規范行為。

      余石屹:為什么說文學達爾文主義是文學研究領域的新型范式?與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這些在過去40年間統治了歐美人文研究領域的文學理論相比,它有哪些不同?您倡導這一轉變的動機有哪些?

      卡羅:作為一門專業學科,文學研究已經存在了逾一個世紀之久。在此期間,其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由其肇始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人文主義階段,以及繼之而來的后現代主義階段。

      在人文主義階段,文學研究呈現出描述性、分析性、喚起性和評估性的特點。它極少對文學作品進行闡釋,然而在為數不多的闡釋當中,往往采取民間心理學與某些混合性一般概念相結合的做法。這些概念來源于哲學、宗教,以及各種思辨性、前科學形式的社會科學。人文主義者是典型的多元論者,盡管他們對哲學、宗教或思辨社會科學領域的特定術語進行了描述性和分析性的運用。人文主義者們認為,單一的解釋系統不足以完全解釋人類經驗或文學的定性復雜性。他們認為,常規的人文主義教育以文學研究為中心,同時也延伸至哲學、歷史和美學領域;它為學者提供一套描述性和分析性的術語,而這套綜合性的術語優于哲學、宗教或思辨社會科學等任何一個單一解釋性系統內的成套術語。故此,人文主義者們希望在對文學進行解釋時,能夠使用源于文學的概念;他們試圖從文學本身出發,來歸納出關于文學的一般規律。從此種意義上來說,人文主義者們的做法與某些社會學家們不謀而合:他們效仿埃米爾·涂爾干的做法,用社會制度來解釋社會制度。這種策略是行不通的。

      后結構主義者們認識到,為了解釋文學,需要引進其他領域的某些術語。然而,他們選擇的術語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來自語言和文化領域。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者領導了后結構主義革命的第一階段,他們認為語言本身是現實的終極構成形式,并且沒有任何一種語言結構能夠捕獲任何在其本體之外的現實。因此,解構主義者們于一個封閉的語言世界之中作繭自縛了。人文主義者們至少認為文學表達了生活;而與之相比,解構主義者們的世界則更顯閉塞。解構主義者們錯誤地認為,文學或語言實際上構成了生活本身。后結構主義革命的第二階段主要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早期到中期的美國。在這一階段,社會權力取代了語言,成為人類經驗的構成基礎。與解構主義者們一樣,?屡蓹嗔φ卫碚摷艺J為現實是由“話語”建構而成的,與此同時,科學本身也僅僅是另一種形式的話語,從而不應被奉為圭臬。然而,?屡蓪W者們認定,所有話語本身都受到社會和政治權利利益的統治;富有的總是欺壓貧困的,強大的總是欺壓弱小的;由富人操縱的流行文化信仰是其推行壓迫的媒介,往往被用以制造公平正義的幻覺;但是,文學和文化批評家卻可以通過懷疑性、批判性的智慧來揭露權力的險惡用心和陰謀詭計。?碌臋嗔Ω拍钆c馬克思主義觀有著密切的聯系,然而?屡蓪W者們將簡單的“壓迫者—被壓迫者”二元論進行了擴展延伸。對于?屡蓪W者們來說,壓迫者不僅僅包括富人,還包括所有的優勢群體——對于深色皮膚人種而言,(這一優勢群體)是白人;對于被殖民者而言,是殖民者;對于女性而言,是男性;對于同性戀者而言,是異性戀者。事實上,壓迫者這一概念指向這樣的個人:他能夠被歸入某種社會群體(或享有某種社會群體的認同);而這一社會群體能夠壓迫甚或是蔑視任一屬于其他群體的成員。至少在近30年來,英美文學和文化批評家們絕大多數都專注于“身份政治”,即存在于社會群體身份間的壓迫政治。身份政治絕大部分關乎性別,例如女性對父權的反抗和同性戀者對異性戀的反抗。

      我所倡導的這一范式轉移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一套單一的解釋系統,這一系統可作為文學知識的堅穩基石。與人文主義者不同,文學達爾文主義者相信,一個由文學之外的概念和信息組成的系統能夠對文學進行解釋。與后結構主義者不同,文學達爾文主義者相信生物現實高于并且包括所有的社會經濟學、政治學、語言學架構。一方面,我發起的這一范式轉移承認生物學在生物文化復合體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它能夠對源于進化生物學和進化社會科學的相關概念進行解釋。

      余石屹:我記得您曾經在您的著作當中批判過許多流行的理論家。您曾批判希利斯·米勒和德里達否認文學文本背后存在的真實世界以及它與文本解讀之間的聯系,伊格爾頓對《呼嘯山莊》的誤讀,詹姆遜對語言重要性和意義不確定性的夸大,等等。與這些主流理論家們的論戰是否壓制了您的聲音,使您被邊緣化了,甚至在某些專業期刊里招致了不公正的批判?比如,在一篇新近的文章中,文學達爾文主義被批判為既非文學也非達爾文主義。您怎樣看待諸如此類的批判?

      卡羅:我的一些達爾文主義者同事們認為,達爾文主義對后結構主義者的批判可能疏遠了文學學術界潛在的(這些)贊成者們。然而我并不這么認為。過去40年間,英語文學學術研究的主流思想對科學和一切理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都懷有明顯的敵意。就算文學達爾文主義者從未攻擊過后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者們也一定會不遺余力地反對生物文化理論乃至所有的實證主義科學。達爾文主義者們的攻擊反而很有可能使得非理性主義者們折中了他們最極端的論斷,并從而開始試圖與由科學所啟示的更為廣闊的世界達成某種和解。

      但是對于我個人來說,這個問題是沒有實際意義的。鑒于我的知識分子操守,我不可能基于影響人的政治計算來制定論點。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清楚地思考,并且盡量做到言之有理;這也是我工作的驅動力。我的第一部進化理論著作《進化與文學理論》確實帶有濃重的論戰色彩。我認為,有必要抓住后結構主義者們的作品中無處不在的荒謬觀點的癥結所在,并且用更好、更明智的理念取而代之。但從那時起,近20年來,我已經在論戰中退居二線,并主要專注于進化文學理論的建設性發展。

      就目前我個人在文學研究界的地位來說,我認為選擇進化理論總體而言是有益的。因為我從來未能接受后結構主義的觀點,所以我僅剩的兩個選擇就是,或者默默無聞地苦心孤詣,試圖在后結構主義理論的邊緣作出某些卑微的學術貢獻;或者奮力一搏,反對錯誤的觀念,并且推陳出新。我希望理智的一方最終勝出,但是不論結果如何,人都應當遵從自己的信仰和價值觀而活著。

      余石屹:您曾經就真理、意義、性別、主體和客體以及科學等話題發表過不同的觀點。我發現在這些觀點當中,科學占據了中心位置。而在所有的科學分支當中,您最常提到的是生物學。您為什么認為生物學,或者進化生物學適用于21世紀的文學研究?

      卡羅:我剛才已經在回答前面的問題時給出了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所以我接下來將從一個稍微不同的角度來解釋這個問題。人類是動物。與其他所有的動物一樣,他們經歷了進化。經由自然選擇的適應過程,他們產生了復雜的功能結構;他們的身體、大腦以及行為無不反映著這些功能結構。文學描述人類行為,而其本身也是一種人類行為。這種行為受到人類本性的限制,而人類的本性是由自然選擇塑造而成的。文學揭示人類生活的潛在動機和情感結構,借助想象將這一結構呈現給我們,同時讓我們對自己的生活產生創造性的認識。進化生物學是一門核心學科;它主導著所有的進化社會科學。為了理解人類行為,包括人類生產和消費文學的行為,我們需要借助于進化生物學和進化社會科學的解釋性概念。

      過去12年來,我在結構上優先考慮了一個主要的進化社會科學概念復合體:“人類生命史理論”。生命史理論家們是研究各物種在整個生命周期中能量消耗配比的生物學家。整個生命周期包括出生、成長、繁殖(交配和某些物種的哺乳)、衰老和死亡。每一個物種都有其獨特的生命周期。人類的生命周期是一個中樞生物系統,它管理著人類的行為、動機、感覺以及認知傾向。文學描述人類生活,而撰寫和閱讀文學的需求則滿足了人類本性中不可或缺的自適應需要。人類生命史理論使得分析人類本性的基本組成部分成為可能。為了理解文學——文學描述了什么,它怎樣在我們的自適應體制中發揮作用——我們就必須理解人類生命史理論。

      余石屹:您如何看待語言的功能?為什么說文化主義者們錯誤地將語言凌駕于其他一切之上?

      卡羅:達爾文猜測,使抽象的思想得以傳播,并從而區分人類大腦與其他物種大腦的是語言,而非人類的其他認知能力。這一猜測很有可能是正確的。人類能夠想象因果關系的無形過程,能夠感受到知覺的現在,并且將其與過去和未來的概念相結合;他們能夠從個別的情形推出普遍的原理,將個例劃分為常見類別,區分這些類別,并能從總體概念的關系中推斷出特定的結果。他們能夠依照客觀的、共有的是非規范來評價自己和他人的行為。他們能夠運用感官媒介和抽象符號來描述現實,并且喚起他們對自身經歷的主觀感受。在這一認知活動的過程中,語言作為一種主要的符號性媒介,從中斡旋;同時,它也作為一種傳播媒介,使人們能夠把他們的思想傳達給別人。任何實際的語言都包含了一個群落由文化傳承而來的集體經驗。這種傳承的概念內容與個人創造力有著密不可分的因果關系,但它超過了任何由個人制造的知識。

      而在所有這些方式中,語言有著因果力量。盡管如此,語言仍然從屬于生命。沒有了語言,生命仍然能夠存在;而沒有了生命,就沒有了語言。產生語言的是大腦和聲道,二者都是身體器官。作為一個參照體,語言指向獨立于語言而存在于世的實物。作為情感表達的媒介,語言所表達的情感源于人類歷經幾百萬年適應性進化得來的動機體系。語言能夠創造某些獨特的經驗片段,如果沒有語言,這些片段是斷然不可能存在的;但這些片段也總是依賴于身體的感覺、感官感知和大腦的神經活動而存在;所有這些同樣發生在不具備語言的其他物種身上。我們的大腦活動很大一部分與語言無關。我們的心理內容包括圖像和非語言概念結構,他們與身體的感覺、感官感知和情感相互交融,而后者(身體的感覺、感官感知和情感)永遠不會以語言的形式出現。語言是創造性的,但它不具有自主性。因此,無論是在進化的時間順序還是在因果關系方面,我們作為生物有機體存在于物理世界的這一現實,都先于我們對語言的使用。

      余石屹:在您看來,文學和科學在本世紀將攜手并進,而科學將會為我們重新定義文學研究。幾年前,您在圣路易斯市主辦了一場名為“知識統一”的學術會議。愛德華·歐·威爾遜(EdwardO.Wilson)受邀作為大會主旨發言人。作為一位文學學者,您毫無保留地認可了愛德華·歐·威爾遜的“一致性”(consilience)概念。為什么您認為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一致性”是可被接受的?對于很多文學學者來說,他們都有這種擔憂:如果“一致性”被接受,那么目前已在不斷縮減的人文學科的領土,將會完全被科學所蠶食;您如何解答他們的這種焦慮?自后結構主義思想方式出現以來,人文和科學之間的宿怨一直被大肆渲染。您對此有何看法?

      卡羅:“一致性”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概念。它指的是自然形成了一個統一的秩序,呈分級組織。物理學的主題——基本的力和粒子形成了原子——構成化學的基本成分;化學物質在有機和無機的生命體內的分子內部結合;生物體遵從物理定律,并且和其他生物體以及無機的自然進行互動,從而產生了生態系統。人類就是適應著全球生態系統進化而來的生物體,如今我們正極大地影響著整個生態系統。人腦中的思想和圖像是可以用化學術語解釋的神經系統事件。自然界沒有斷層;人類知識也不應該有斷層。每一個領域的研究都是與其他領域重疊或連續的。

      人文主義者們擔心,如果精神事件都被簡化為神經化學事件,那么他們就沒什么可談的了。之所以會有這種擔憂,是因為他們未能理解,解釋(的完成)需要兩個基本類別,即成分分析和結構分析!刂芷诒碇械脑赜蓙喸恿W訕嫵,然而僅憑亞原子粒子水平的反應規律并不能預測化學物質間的反應,因為后者要復雜得多。生物學也是如此。所有的生物過程都依賴于化學反應,但是僅憑化學反應的規律也無法預測器官系統和生態系統的相互作用,因為后者的復雜度較前者高。同理,人類是生物有機體,在任何特定的文化中,技術、配置模式、生殖系統(交配、養育子女和親屬關系)、社會和政治機構、文化傳播的信仰和價值觀以及藝術之間都存在著相互作用,然而僅憑人類的器官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規律也無法預測上述的人類生活中各個系統間的相互作用,因為后者復雜度較高。

      即使借鑒了進化生物學和進化社會科學領域的相關原理,人文主義者們也不會失去他們的主題。文學與其他藝術構成了不同領域、不同程度的復雜性。這一領域充分值得專門研究。同其他專業領域一樣,文學研究與其他領域是連續的,并與整個浩瀚的知識領域渾然一體。文學植根于社會史和思想歷史、個人心理學以及人類作為生物有機體的物理現實之中。為了獲得關于(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化想象層創結構的有效知識,文學學者必須吸收文學組成元素的信息。這些成分不僅僅包括語言;它們還包括人類生命史、心理學、社會經濟和政治歷史。若要使關于文學的知識獲得真實性,那么必須將這些知識建立在從生物文化角度對人的生命的理解之上。

      在實踐中,文學學者經常借助于社會學和心理學理論,尤以馬克思、弗洛伊德和他們的繼承者的相關理論最為常見。然而,在后結構主義綜合體中,社會學和心理學理論往往專注于“話語”的一般概念,以至于學者覺得沒有義務獲得當前關于社會或人類大腦的科學知識;他們只需要致力于運用修辭公式來表達由?隆皦浩葯嗔﹃P系”理念所產生的思想。

      而現在的情況是,人文主義者在知識的世界里被邊緣化了。為了保護自己作為學者的權威,他們將自己和認知效度的標準相隔離,盡管這一標準統治著更多相關的專業研究領域。他們否認真相、現實、指涉和科學解釋的有效性。這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人文主義者們也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資金支持、聲譽和招生率一直在穩步下降。他們的解決方案通常是孤注一擲,變本加厲地強化那只能產生持續的分離、使文學研究邊緣化的方法和態度。與之相反,由文學達爾文主義者支持的研究項目能夠使文學學者生產關于文學的真正知識。由于他們的知識分子情懷和專業訓練,他們在這一領域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余石屹:一位學文學的學生需要學習多少科學知識才能成為達爾文主義批評家?您是否認為理工科學生們有必要學習更多的文學課程?您認為文學教育能夠為理工科學生們帶來什么?

      卡羅:我在各種出版物中勾勒出了一個研究規劃,它是為生物文化領域的一個假想的研究生院而設計的。該規劃將包括一系列的研究,由兩個端點界定:其中一個端點是實證研究工作,由專業研究寫作和閱讀引起的神經認知活動的心理學家們完成;另一個端點是由文學學者完成的闡釋性文學批評。這一研究所的主要目標是促進這兩個端點的從業者之間的協作。任何這樣的學院的學生,都需要選修某些課程,目的是讓他們熟悉生物文化研究的整個領域:實證社會學家們需要選修文學、藝術、文化史課程;文學學者需要選修實證研究方法、統計和進化社會科學領域的課程。社會學家將拓寬他們對于“何謂人類”的理解,而人文主義者們將在行為和態度方面獲得認知上的有效性。這種跨學科的工作將有助于把文化研究建設成一個獨特的領域。作為一個整體,該領域可以產生先進和累積的知識。

      幾十年來,英語世界的文學學術研究的既定方式一直在對接受文學研究專業學術訓練的學生進行著人工選擇。這種選擇過程偏好那些本質上就反對認知有效性的科學標準的學生:他們認為科學方法使人厭倦、令人生畏,他們對于基礎知識不連貫沒有任何不適,他們慣于采取自以為是的思想姿態,他們從基于明顯不合理的認識論的修辭公式的變式中獲得智力上的自我實現感。而我所提倡的范式轉移將引入一套不一樣的研究生培養選擇過濾系統。許多目前活躍在文學學術界的學者想必永遠都不會在這個新的體系中感到快樂。

      余石屹:為了讓我們的讀者更快地了解文學達爾文主義,您能給出文學達爾文主義的十個關鍵詞嗎?

      卡羅:進化;適應;生物文化理論;基因—文化協同進化;人類生命史理論;知識一致性;人類本性;生物體;環境;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

      余石屹:雖然您的專業研究領域是英語文學和文學理論,您也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感興趣。最近,您一直在閱讀余華作品的英譯本;您在此次中國之旅中也將從文學達爾文主義的角度對余華的小說進行解讀并就此發表演講。在出發前往中國之前,您能和我們分享一下您對余華的一些看法嗎?作為一位文學達爾文主義理論家,他的小說對您有什么魅力?

      卡羅:在過去數十年間,余華一直是中國人生活中種種劇變的第一見證人。因此,他擁有重要的(寫作)主題,而他的精神和品格也足以承擔這個主題。他不僅看到了個人的內心世界,并且注意到了個人所處的更為廣闊的物質、社會和想象的背景。他所描繪的現實涵蓋了塑造個體生命的內在情感,人們聚散離合的變故,物質環境中的紋理、聲音和氣味,他的人物們所在的人口稠密的社區中的社交網絡,以及由民間信仰、八卦、意識形態、政治和商業活動所產生的集體精神生活。

      余華自己的性格和個性是讀者體驗他所描繪的場景的媒介。他誠實、富有同情心,心理感受敏銳。他對于什么是基本的人類經驗——身體和情感的現實——有著直觀的理解。他的故事往往以一些個人生活的發展為中心展開,包括了個人生活的所有階段,激情以及情感關系。他特別注意個人身份的連續性,并且格外看重韌性、忠誠、記憶和反思性的冥想。

      余華的文學作品色彩斑斕,層次豐富。他以作品來記錄個人生活、個人關系和公共事件的情感特征。在許多生活歷史敘事的高潮時刻,他的基調是溫暖或感傷、愛或悲傷。這一系列的基調可能引致感傷與自憐,但他通常把這些傾向掩蓋在嚴峻、丑陋的自然主義,滑稽的妄言,或諷刺的機智之下。余華對人類生命史的直觀理解、他的溫暖和同情心,以及他的正直和誠實為衡量任何特定的文化形態提供了一種世界性的、跨文化的標準。這也使得他可以和像我一樣的外國人分享他關于現代中國的經驗。讀他的作品,讓我仿佛身臨其境,好似切身經歷了中國過去數十年的風云變幻。

      (清華大學唐岸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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