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弘揚中華美學的堅實基礎

——訪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名譽主任、資深教授葉朗

　　編者按：日前，由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約集200多位專家、歷時25年編寫的《中國歷代美學文庫》、《中國美學通史》、《中國藝術批評通史》三套書籍分別出版發行�！吨袊鴼v代美學文庫》共10卷19冊，約1100多萬字，是中國傳統美學和文學藝術理論的一座巨型的思想庫、資料庫�！吨袊�美學通史》共8卷、350萬字，是在吸取學術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編寫的更具整體性和系統性的中國美學通史�！吨袊�藝術批評通史》共7卷、320萬字，是一部填補學術空白的著作。這三套書的出版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近日，本報記者在北大燕南園56號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采訪了中心名譽主任、北大資深教授葉朗先生。在此刊發采訪內容，以饗讀者。

　　記者：衷心祝賀這三套書的出版。這樣的皇皇巨著，要花費很多力氣，也要克服諸多困難。您是在怎樣的學術初衷的激勵下帶領團隊完成這一艱巨的任務？

　　葉朗：北大美學學科是第一批國家級重點學科。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在全國設立的100個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之一，也是美學領域唯一的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我們有蔡元培重視美育和藝術教育的優良傳統，有鄧以蟄、朱光潛、宗白華等老一輩學者留下的理論財富。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我們都應該責無旁貸地擔負起在美學學科領域開拓創新和引領示范的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文化工作。2014年10月15日，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我們對此有深切共鳴。編寫這三套書，事實上就是在完成一項弘揚中華美學的基礎性工程。

　　中國傳統美學是中華美學的基礎和源泉，體大精深，卷帙浩繁，其中充滿許多富有東方特色的思想智慧，包含了許多富有民族個性的藝術理論。繼承這份遺產，對于我們當代的美學科學建設，對于當代審美教育和藝術實踐，乃至對整個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都有著重要意義。

　　中國歷史上除了有豐富的文學理論外，還有極其豐富的藝術理論，體現在畫論、書論、樂論、曲論、舞論、造園理論等等方面，但是我們對這些遺產的整理研究十分薄弱�！吨袊�文學批評史》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就有了，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三位先生的著作最為有名，新中國成立后各大學中文系都有學者進行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其中復旦大學的成就十分突出。但是我們很長時間沒有一本《中國藝術批評史》的著作，前年才有了一本，我們這次的跨度和體量更大，內容更豐富。

　　記者：這樣一個大規模的學術成果在如今這樣的年代面世，似乎也存在很多條件的耦合。比如資金、出版、人才等等。

　　葉朗：這些年我們不斷提到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文化走出去需要學術支撐。過去我們有很多想法囿于當時的條件也難以實現。首先，以前的國力比較弱，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也比較小，難以實現很多學術文化的抱負。第二，在語言方面，中國哲學美學的概念含義豐富，很難翻譯，比如孔子說的“興、觀、群、怨”這四個字就很難翻譯。第三，我們對自己的東西研究不透徹。早在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就指出：“中國的音樂、舞蹈、繪畫是有道理的，問題是我們說不大出來，因為沒有多研究�！钡�是這一狀況一直沒有徹底改觀。我們的三套書之所以在這樣的時機能夠最終完成，出版面世，的確是很多條件成熟所造成的，當然其中最主要還是孜孜不倦、鍥而不舍的努力。

　　記者：三套書的編撰橫跨25年，從上世紀90年代初到現在25年間，社會環境不斷發生變化，學術思潮也不斷發生變化，這些會影響到整個編撰的規劃和思路嗎？

　　葉朗：這三套書的編撰橫跨了25年時間。我年輕時，有一個口號：“要爭取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25年就是一生工作時間的二分之一，這體現了一種埋頭苦干的精神，也需要一種嚴謹的學風。25年間，很多人堅持到了最后，也有個別人因為各種原因中途退出了，其間甘苦，難以盡言。

　　三套書的編撰，不是簡單的資料性的搜集和整理。我們當然要注重資料建設，西方學者對中國美學和中國藝術十分隔膜，資料難找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上世紀50年代，很多學校有一種習慣的做法，就是把一些當時認為有問題的人發配到資料室做資料工作，使得很多人不屑于做資料工作�，F在大家都知道沒有文獻資料的建設，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就是空話。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重視理論思維，重視理論建設。中國傳統藝術是本土文化的結晶，是我們民族的集體記憶，有極高的審美價值和文化價值，有深刻的精神內涵，不僅要進行資料的分類和整理，更要從理論上進行研究和開掘。對于傳統藝術，我們往往還只限于叫好，至于究竟好在哪里，我們仍然說不大出來。在藝術研究中，還有少數學者存在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藝術的偏好，顯示出對本民族藝術理論的價值缺乏認識和信心。

　　25年間，我們所有參與者對中國傳統美學的學術積累和學術思想都在不斷豐富和深化，這和整個工作的進展形成內在的思想理論的呼應和契合。以我自己而言，上世紀80年代撰寫《中國小說美學》和《中國美學史大綱》，到2009年出版《美學原理》(《美在意象》)，我一直注重中國美學和美學基本理論的研究。我的研究，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中，其基本態勢體現為：向西方美學，特別向西方近現代美學開放；注重吸收中國傳統美學的理論成果，注重吸收美學的分支學科和相鄰學科的新的成果，力求在美學基本理論的核心區域有新的創造。不僅如此，我還逐步將學術視野擴展到整個人文學科和文化研究上來。我的這些理論的積淀，還有其他很多學者的豐富的理論成果，都自然地體現在了這三套書的編撰中，不斷提高這三套書的質量和品格。

　　記者：就整個編撰而言，應該存在一些基本的理論原則，或者說一種根本的對中華美學的基本判斷。葉老師對此有何感悟？

　　葉朗：比如美的本體問題，就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西方人受到柏拉圖理念說的影響，特別近代以來在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的支配下，一直把美作為一種實體化的存在。但是，對中國人來說，我們講的是天人合一，是自然，是整個生活世界，我們認為美在意象，是在審美活動中生成的，美感是體驗也就是中國人說的“感興”，審美活動可以多方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質和文化品格，而最終歸結起來是提升人的人生境界。所以，意象、感興、人生境界，這三個概念就成為美學的核心概念。

　　北大哲學家張世英先生晚年的思想越來越深刻和發人深省。他在貫通東西方哲學的基礎上，認為西方近代以來哲學講主客二分，中國的傳統哲學是天人合一。我們應該超越主客二分的階段，回到新的天人合一。上世紀50年代有一場影響廣泛的美學大討論，無論是主觀說，還是客觀說，還是主客觀說，其基本特征是主客二分的視野，都把美學作為一種認識論，這在根本上是有局限性的。

　　記者：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從整個社會角度觀察，中國美學經歷了潮起潮落又重新興起的變化軌跡。您在這種學術的堅守中，如何看待這種社會氛圍的變化？

　　葉朗：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經歷了兩次美學熱。一次就是5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以學術界批判朱光潛先生的唯心主義美學體系開啟，《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媒體廣泛參與。另外一次就是上世紀80年代的美學熱，這是當時文化熱的一部分，實際上是和改革開放的潮流相呼應，由下而上反思“文革”的教訓，從哲學中，從文化上尋求答案的社會心理的反映。上世紀90年代初，整個國家開啟了面向市場經濟體制的大門，人們紛紛把注意力轉移到經濟利益的訴求中，文化熱逐步消退了，美學熱也就逐步消退了。

　　中國的美學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在西方，美學僅僅是一個學科，在學院中受到一小部分學者的關注和研究，在中國，美學卻在整個知識界，甚至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這到底是什么原因？很多人認為，和5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有關，那場大討論引起了很多人對美學學科的興趣。我認為，這可能是一個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可能和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中國有著深厚的詩教傳統、樂教傳統，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有人認為中國哲學是一種詩性的哲學，而中國美學特別關注人生，所以中國人從人生和藝術的需要出發更容易關注美學問題。

　　我想，美學熱的消退是正常的，在這個時候美學工作者要沉下心來，回到更本真的情境中，研究更為本質、更為基礎和更為深入的理論問題，從而為美學學科的發展打下更扎實和豐厚的基礎。應該說我們這三套書的出版和秉持這樣沉實的治學態度是密切關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