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原創】蔡東：“深圳”是一個讓內心風聲鶴唳的地方

　　蔡東，青年作家，山東人，現居深圳。在《人民文學》《收獲》《當代》《天涯》《花城》等刊發表中短篇小說若干，獲《人民文學》首屆柔石小說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最具潛力新人獎等。

　　任龍：“深圳”和“留州”是您小說中的兩個主要空間。您自己曾說過，“留州”是虛構出來的，“深圳”也同樣是虛構的。這一“虛構的深圳”的提法與文學真實或藝術真實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段蚁胍�的一天》的結尾處，您所描繪的那個“小得讓人心疼”的望遠鏡深深地打動了我。我們無需去追究那臺望遠鏡的尺寸究竟是多少，它的小是無法實際丈量的，想必這就是文學真實的力量吧。那么，您覺得您虛構了深圳的哪些方面呢？在您看來，深圳這座現實中的城市和您筆下的深圳這一虛構空間有著什么樣的關系呢？

　　蔡東：坦白說，我對深圳的了解并不深入，客居于此，總有離開的愿望，不知道離開了能去哪里，也就暫且在這兒住著。

　　我來深圳的前幾年，感覺自己和這個地方互為異物，緊張的關系近些年來才有所緩解，畢竟習慣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知和書寫的深圳是個人色彩的，在小說里，深圳是一個讓我們的內心風聲鶴唳的地方，就跟布魯姆評價歌德一樣，“他麾下的魔鬼要多少就有多少”；而現實中的城市呢，它比我表達出來的要復雜吧，夜晚的時候，站在陽臺上往外看，我能感覺到深圳的疲憊，我能看到它的一道道皺紋，它那么年輕，又那么蒼老，夜里它也會累呀，而白天時它只能代言著希望和活力，集中體現著時代最流行的價值，也是一個供初來乍到者做夢的地方。

　　任龍：在《往生》中，康蓮時常想：“忘了從哪天開始，她身處的這座小城市(即留州)也變了，人們都特別需要錢，特別喜歡買東西�！� 相較于“城鄉對立”的讀解，似乎您更贊同深圳和留州具有同質性。那么依您看，是不是在當代社會中城市的控制力已經變得無比巨大，以致不再有鄉村、田園的力量可以與之抗衡了呢？同樣地，您還描繪了城市內部的多種空間。商店、餐廳等公共空間充滿著消費氣息不足為奇，不過當柳萍與童家羽在書房進行“受辱訓練”時，似乎書房這一平時看來最為高雅的私人空間也沾染上了世俗氣。在您看來是不是所有的空間都無法擺脫這種消費邏輯呢？

　　蔡東：我的家鄉是個北方的小城市，我絲毫沒感受到它的對抗，從城市面貌到生活方式，它都在亦步亦趨地模仿著更大的城市。這么多年來，我們的追求為何總是單維的呢，異種太稀少了。說到“受辱訓練”，唯有放在書房，這一筆才更沉痛，多么細小而尖利的悲劇。對讀書人來說，書房是個清凈私密之所，現實生活中，書房是我最常停留的地方，那道門對我來說太重要了，關上門，陪我的就是書和鉛筆，有時候泡碗麥片就可以在里面呆一天，當然，我對外界的侵入也很敏感，生人熟人最好都勿近。我仍然記得寫到書房受辱的細節時，心里特別難受，這股力量太驕橫，它砸碎了人們最珍愛最在乎的東西。

　　任龍：與國內的其他大城市相比，您覺得深圳有某些十分突出的不同之處嗎？如果有，請問您認為不同之處具體有哪些？換言之，您覺得您筆下的深圳是一個極具特質的空間呢？還是說深圳只是一個代表“大城市”這一概念的符號，將其換為其他城市也沒有太多的影響？

　　蔡東：不能一概而論，若干年前的深圳，氣息還是挺迷人的，它的面孔上有孩子氣，也有野氣和邪氣，那是一張青春、狂放、有想法的臉孔，讓很多人感到興奮，也會讓另外一些人倍覺不安。那時，深圳不單純是一個空間的概念，走進深圳，還意味著走進了新的“時間”。至少在某一個時期里，深圳提供出了別樣的精神景觀，它曾承載和寄托了一代人關于現代性和未來的想象。如今，世界都是連鎖的，哪里還有新質？不要說城市物象已無新鮮奇特之處，普天下人們的生活形態和思維方式，也漸漸趨于一致。獨特的經驗，獨特的表達，都太難了。我只是嘗試去關心生活在這里的人，他們為何來到這里，在這里活下去又讓他們失去了什么。

　　任龍：在您的小說中不乏對古代文獻的引用�！稛o岸》里的柳萍說：“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往生》里康蓮睡醒時，“恍兮惚兮”，覺得好像公公還在。此外，《紅樓夢》、《史記》等等您都曾提起過。請問您覺得中國傳統文化在您所描繪的當代城市生活中占據著一個怎樣的位置？有何意義呢？

　　蔡東：也許，談不上一個位置吧。大多數人都生活得很機智，時代指哪兒打哪兒，人生目標直白明確，什么都看透了，不浪費一點氣力和情感，還需要過時的“精神資源”嗎？我勸學生讀《紅樓夢》，讀《世說新語》，讀《陶庵夢憶》，我說這些是解藥，即使今天你感覺不到，10年以后你可能會需要的。他們并不感興趣，不讀書也罷，我只希望男孩女孩們能放任自己沉迷到愛情中去，愛上一個人，也能讓自己變得更美好。對我來說，古典文學中的赤子、癡人、狂生、清凈潔白的女孩兒，他們就像我的朋友，我愿意與其日夜相處。

　　任龍：您的小說中刻畫了許多知識分子形象，他們往往有超越現實生活的渴望，不愿始終被禁錮在日常事務的牢籠之中。我認為您作品中所展現出的這種現實與理想的矛盾、物質需要與精神追求的矛盾是非常深刻的。那么，您覺得這類矛盾僅發生在知識分子群體當中嗎？還是任何一個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內心中都難免有這類矛盾？因為知識分子同其他人相比，往往精神方面的訴求會更強烈些。

　　蔡東：知識分子的痛覺會更發達，精神方面的困惑和質疑也會更多。有些事情，別人過去了，他們過不去。就是這個“過不去”，才是最珍貴的東西。

　　任龍：女性形象是您的作品關注的重點，但其實您筆下的男性形象也讓人印象深刻。讀罷《我想要的一天》，可以發現小說中的春莉、麥思、高羽都面臨著物質與精神的矛盾，只不過三個人處理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您覺得在您的作品中，性別因素會對人物處理這類矛盾時的做法產生重要的影響嗎？

　　蔡東：寫的時候沒有特別注意性別因素，再看這些作品，似乎我對男性會手下留情，可能是潛意識吧，不愿意把他們寫得那么庸俗，那么煙火味。當然，這也是對女性寄予了厚望，她們有韌力，不那么脆，能承受住我的重筆。

　　任龍：在您的小說中，您為超越日常生活設計了很多出路，比如春莉投身于寫作，高羽、陳江流傾心于佛教。不過他們的超越和反抗并未獲得完全意義上的勝利，心里都還暗藏著懷疑與無奈。您覺得是否真的有一條出路可以使他們從困境中擺脫出來？

　　蔡東：這世界上有太多傷心事，比如無端衰敗的生命和生活，比如莫名的消逝和湮滅，比如花開了一半就萎謝在枝頭，叫人悲從中來又什么也做不了，這些人間的苦，一點兒也不抽象，我實實在在地感受著，體驗著。出路何在呢，我經常覺得無助和惶然，覺得四面八方全是水，倒希望小說里的人物能來拉我一把，事實上他們比我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