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消逝的老北京城寫一首挽歌

——專訪北京人藝原創大戲《牌坊》編劇劉進元

話劇《牌坊》劇照 李春光/攝

　　12月24日，北京人藝原創大戲《牌坊》登陸首都劇場，并將持續演出至2016年1月24日。該劇根據真實歷史事件創作：清朝末年，腐朽無能的清政府為保住慈禧性命，要為在1900年義和團事變期間被清軍槍殺的德國公使克林德修建一座紀念碑式的漢白玉牌坊，修建的任務落到了當時京城的茂興營造行，掌門人蒯鶴年及其家族面臨兩難：修還是不修？四幕話劇《牌坊》 ，用三一律的結構形式，將發生在蒯家四合院里古建匠人們的抗爭、糾結、妥協等呈現在舞臺上。歷史人物的原型姓馬，編劇劉進元將其改為一個冷僻的姓“蒯” ，他解釋，是因為明朝永樂年間營造紫禁城時，建筑技術的總負責人名叫蒯祥，他對這個名字印象深刻，“后來他做官了，當上了明朝的工部侍郎” 。

　　“不想提這事兒” ，恰恰為這部戲提供了創作空間

　　記者：當初為什么想到創作一部關于古建行業的戲？

　　劉進元：這個說起來話長，我當年在北大荒當知青的時候，和我同一連隊的一個姓馬的北京知青，有一天喝酒喝多了，聊天時說起自己家的故事。他小時候有次跟著父母在頤和園昆明湖上劃船，被大人告知頤和園是他的太爺爺修建的。后來我回北京探親，去看望他的父母。那天他父親回到家，穿著一身勞動布的工作服，夾著一個布包，打開來里面是瓦刀、抹子等建筑工具。他父親那個時候也很嚴肅，沉默寡言，我就沒有跟他多聊。

　　粉碎“四人幫”后，我再去他家，他父親話變多了，說現在落實政策了，自己成了革命干部，又回到本行了，本行就是古建行業。他那時開始給我講他們家族的歷史，從600年前明朝永樂年間開始在北京做古建行，參與營建紫禁城，康熙年間，又參與重修故宮三大殿。明清時期，皇家的工程都會派給他們家，他們再往下分包，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京城最大的建筑公司。老頭兒說起祖上的事情總是興致勃勃，有一天我問他，克林德牌坊是不是你們家修建的？他說咱不提這事兒，是我們家修的，那是個恥辱。不想提這事兒本身，恰恰為這個戲提供了創作空間。

　　記者：您對北京乃至中國的古建以及古建匠人有著怎樣的理解和感情？

　　劉進元：我是兩歲時到的北京，到現在64年了。童年時，我家住在永定門大街，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童年就是在城墻上和天壇里度過的。永定門的老城樓當時還在，我天天在城墻上跑，每天傍晚，無數的燕子在空中飛，不斷變換著圖案，西方的太陽正在落下，是特別美的畫面。天壇的每一個角落都有我的腳印，壇墻上也有我的腳印，因為我進天壇從來不買票，都是翻墻進去，所以對那些古建很熟悉，雖然當時不知道它們是怎么回事兒。我在城墻上跑時，腳下踩的是500年前明朝嘉靖年間的城磚，我在壇墻上跑的時候，踩的是明朝或者清朝時候的琉璃瓦。我家里現在還有幾塊兒琉璃瓦，是從天壇撿回來的，那時候人們沒有保護古建的意識，琉璃瓦到處扔。就是因為這種生活經歷，我對老北京充滿了感情。

　　這些年北京的古建筑，城墻、城門，幾乎全部被拆完了，北京街上的牌樓，幾乎都沒有了。梁思成曾說，北京街上的牌樓，就像北京城的一條項鏈。以前東四就有四個牌樓，每個重要的街口都會建有牌樓。我小時候對于北京的這些記憶現在都沒有了。如果老北京城不拆，還保留著它原來的樣子，重新修繕后，無疑是世界上最偉大最漂亮的古城，但是這個古城現在沒有了，讓人想起來很心疼。1957年，我親眼看到了永定門古城門樓被拆的過程，那時候我8歲�，F在重新修建的永定門城樓，像是一個贗品，不是我小時候的那個永定門。這個戲，隱隱約約地是我給已經消逝的老北京城唱的一首挽歌。

　　沒有一個人物是高大上的

　　記者：為了寫這部古建行業的話劇，您做了哪些準備？

　　劉進元：我買了一些古建方面的書，也查了很多資料。因為劇里面要提到很多術語，包括一些建筑工藝，比如故宮金鑾殿的金磚鋪地到底是怎么回事。后來，我就在戲里讓演員用曲藝中的貫口介紹了金磚鋪地。

　　記者：這部戲中的人物是根據原型來寫的，還是您重新塑造的？

　　劉進元：牌坊是真實存在的，但人物是虛構的。劇中的角色，是根據故事來設置的。在這部戲中，沒有一個人物是高大上的，都是有缺陷的，包括男一號，為了經營他們家族的產業茂興營造廠，他要對官員行賄，這是規矩，要上下打點，做這些事情，他既是主動的，又是無奈的。

　　記者：其實您寫的就是真實的人和人性。

　　劉進元：對。說到真實，就說到現實主義問題，我一直覺得，現實主義在當前或者以后的時間里，一定都具有強大的藝術感染力。我看不懂現代派作品，如果看不懂，它就感染不了我。我相信現實主義作品仍然是有感染力的，對觀眾和讀者有沖擊力，并且是能推動社會進步的。在這點上，我和《牌坊》的導演楊立新的觀點完全一致，這個作品我們要求它是嚴格的現實主義。比如舞臺設計，觀眾看了之后會眼前一亮：把這么漂亮的一個北京四合院放在了舞臺上，原來以前北京的一個院子這么棒。北京的老四合院，很多年輕人可能都沒有見過是什么樣的。

　　作為編劇，不要把自己的作品看得神圣不可侵犯

　　記者：您在這部戲里怎么體現京味兒？

　　劉進元：京味兒這個東西其實很難說清楚，它不只是語言特點的問題，實際上是一種味道。在語言上， 《牌坊》的臺詞都是用普通話，其中會有一些老北京的土話。北京味兒是一種風格，不僅體現在語言上，也體現在人物的行為上，北京人重義氣、講老理。寫京味兒作品的作家，在我心里的代表，一個是老舍，一個是汪曾祺，兩位都是我特別崇拜的人，包括后來的我的好朋友李龍云。

　　記者：這部戲的創作過程中，您覺得有難度的那部分是什么？

　　劉進元：最費勁的地方，是對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戲劇沖突的構成，要圍繞著這個戲的主題來做。其實做這部戲我有一個很強烈的體會，就是一部舞臺作品，導演可以先期介入一度創作，我跟楊立新一直在磨合這個戲，他出了很多好主意，提出的一些問題都很關鍵，給了我很大啟發。因為我們這樣比較少寫話劇的作者是不熟悉舞臺，甚至不熟悉戲劇的。在磨合的過程中，也會有矛盾沖突，有時候憋得都想吵架，但是這對于戲的最終完成，是非常有好處的。我也希望這個經驗其他編劇能夠借鑒一下。二度創作時編劇應該也參與，這個戲排練期間我從頭跟到尾，導演哪塊兒想改動時，就跟我商量，演員也會來跟我商量，哪個詞改一種說法是不是更好，我覺得他說得對，就會改。在這樣一部戲的誕生過程中，作為編劇，不要把自己的作品看得神圣不可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