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文化》：大師與大詞

　　“對于文化問題，我決定用最誠懇、最隆重的方式來試著回答”，余秋雨老師在新作《何謂文化》(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9月版)的自序中如是說。所謂“誠懇”，所謂“隆重”，指的是余老師將從學理、生命、文明、古典四大方面來“全面解釋文化究竟是什么”。

　　不比他人盡精力于文化之一門一目，余老師則專力研究文化本身。余老師大概覺得自己頗能和文化等同起來，“從四年前開始，臺灣最著名的《遠見》雜志作出一個決定，他們雜志定期評出一個‘五星級市長’，作為對這個市長的獎勵之一，可以安排我到那個城市作一個文化演講�？梢�，他們心中的最高獎勵，還是文化”。難怪余老師不自覺以為一己之人事遭際也就是文化的當代遭遇，而所謂關于目下文化的“最不留情面的剖析”，讀來讀去竟似一場關于余秋雨的斗爭與反斗爭的大戲“全面剖析”淪為了“全面宣泄”。

　　余老師一邊批評全國各地忙于“惰性耗損”文化，制造近似“樓堂館所”的“文化精品工程”，一邊欣然為各地古跡新景題寫碑文；一邊告誡當代人切莫“扮演文化”，寫什么“半通不通的民國文言”，一邊收錄自謂“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韻”的尤甚于“半通不通的民國文言”的獨家中文；一邊在《我等不到了》一書中自陳入股上海某公司，是因為該公司“很多職工都是余秋雨的忠實讀者”，他入股，“一定能提升他們的信心，穩定他們的情緒”，于是“冒險入股”，在《何謂文化》中的解釋卻又成了他“早早地發現了這家商店一位能干的年輕經理，覺得他就是前途，便進行了投資”，以此證明“并不具備財經專業背景”的余老師比很多財經專家都有遠見；一邊指點人們“要想做一個受人尊敬的文化人”，就必須有“量不必太多”的知識的“必要貯存”，一邊自己對名列“必要貯存”的《心經》今譯不乏可商榷處，不知《心經》中的“舍利子”并非人往生火化后的靈骨遺存，而是佛祖十大弟子之一、有“智慧第一”之譽的弟子舍利弗。

　　不過我們談的這些錯都無關文化，甚或很可能在余老師看來阻礙了文化。昔年他因金文明之“咬嚼”慨嘆“中華文化現在遇到的根本問題是如何擺脫自己身上無數陳腐、無聊的包袱，重新尋找到秦漢雄魂、唐宋風范，激發起巨大的創造力，與國際接軌”。大師吞吐大詞，大詞成就大師。問題是，念念有詞何謂文化，終不會歸返秦漢再造唐宋。

　　余老師一直哀怨自己為時代所誤，其實于他而言，他自來與時代相見歡，時代給予他的遠比別人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