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師浩然

　　浩然去世的前幾個月，有文學界的朋友告訴我，浩然已經不認得人了。朋友說，在醫院里見到浩然的時候，他呵呵地笑，一邊使勁轉著眼珠，明顯是努力地在記憶里搜尋�？蓱z他搜尋不著答案，最后那笑變得很尷尬。說到這，我們不由得唏噓感慨了一番。一個人，倘若我們領略過他鼎盛時代的風采，再看他暮年的無助，那感慨中不免生出人生的悲涼來。這種悲涼，年輕人是體會不到的，只有到了知交半零落的年月，大概因為有了切身的感悟，也有了由人及己的瞻顧，才越發滋生出來。

　　我怕浩然再陷入那樣的尷尬，我也怕自己滋生悲涼，一直沒有去看他。

　　后來幾天，遇到北京作家協會的朋友，問起浩然，他們的回答更令我悲痛，說他已經算是植物人了。那時候，我便想應該寫下一點什么。固然因為他給過我關于小說的啟蒙，他對我的好，隨著他漸漸的遠去，越發走近我的心頭；更因為他是一個被人誤解、引發爭議的作家，甚至也不乏遭遇潑來的污水。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題目和觀點都頗為有趣，叫做“歷史是一個巨大的篩子”，大意說，歷史對于個體的人，永遠是大而化之的。文章歷數了幾個重要的歷史人物，舉出他們的歷史評價和他們作為具體人之間的差異，令我思考久久。是的，有一些人，似乎被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和我們真正認識的那一個，卻有天壤之別。就拿浩然來說，不管怎么說，只一句“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似乎也把他打入“文化專制”同謀者之列。我并不否認他曾經在一個黑暗的時代如日中天，也不否認他的作品和思想在那個時代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到了乾坤朗朗之日，他就一定要下地獄嗎？上個世紀的80年代，撥亂反正之后，浩然的確差一點下了“地獄”，幸得北京的大多數作家多少有點俠肝義膽，講起浩然來，冷靜而客觀。大家紛紛舉證，證明浩然在“四人幫”肆虐的時代，沒有助紂為虐，甚至還有消極和抵制，才使之在那個“文革”思維方式未泯的時代逃過一劫。

　　曾經在東興隆街接觸過他并獲得他指教的我，也是舉證者之一。

　　認識浩然的時候，是1973年，我24歲。當時我是北京西部一家煤礦的采掘工人。說實在的，我在那煤礦混得不算好，被懷疑有“參與反革命集團”的嫌疑，遭遇了調查和批判。不過幸好我還有點“一技之長”。那個時代，會寫文章已經算是很大的本事了，不然我們那黨支部書記怎敢讓我這個“反革命嫌疑”替他寫學習“九大”的輔導報告？又怎么敢捉刀于我，派我寫一首虛張聲勢的詩歌，讓老勞模上臺朗誦？到了上個世紀的70年代初，“文革”已經鬧得人厭倦不堪，廢棄多年的文藝，忽然被當政者重視起來了。隨之便有了上�！冻�霞》雜志的出版，有了好幾個城市工人文學寫作活動的復蘇。我想大概自己也算礦區里知道一點文學的人，于是便以“戴罪之身”，被派往北京“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那時的出版社，全被如此冠名)，參與一本“工業題材”小說集的寫作。

　　北京花市東興隆街51號，據說是北洋時代海軍部的舊址，那是一前一后兩棟洋樓，當時大概應算是“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的招待所。入住后我才發現，《艷陽天》的作者、大名鼎鼎的浩然，正在這里寫《金光大道》。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是工人出身的詩人李學鰲，他好像在寫謳歌英雄人物的長詩，《向秀麗》或是《劉胡蘭》之類。浩然和學鰲住在51號院的前樓，后樓還住著幾個人物，當時和我一樣，為集體創作“小說集”或“報告文學集”而來。他們年歲稍長，學歷稍高，當時也無籍籍名。不過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們中的幾位忽然成了新時期文學的驍將，隨后陸陸續續成為了知名的作家。他們是陳祖芬、理由、鄭萬隆、張守仁、陳昌本、孟廣臣等等。我記得，在東興隆街51號時，還見過劉心武，他沒有在此住宿，時不時來找編輯談稿子。此后在這里又認識了后來任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的楊義，當時他剛剛大學畢業，分配到東方紅煉油廠當工人。大概也是應召而來，寫什么文章吧。

　　對于住在后樓的我們來說，前樓是高不可攀的。那時浩然剛剛寫完《一擔水》等幾個中短篇小說，發表在復刊的《北京文藝》上，到東興隆街是開始《金光大道》的寫作了。當時的作家們，幾乎都被打倒了，浩然在我們眼里，確是一身金光。而后，因為同在一個小小的食堂里用餐，漸漸熟稔起來，越來越覺得他平易而親切。忽然有一天我發現，原來院子里的寫作者，幾乎每個人都曾拿著自己的習作去向他請教，不出三兩天，他就會敲開某一位的房門，要和他“交換意見”。我這才醒悟，由于自己的內向和羞怯，諸友蜂擁而去，而我已“瞠乎其后”也。

　　我首先拿去請浩然看的，是一首短詩。交給他時，是周六的下午，周一我從家里回到東興隆街時，讀到了他留給我的字條，大意是說，他不太懂詩，因此把我的詩推薦給李學鰲看。學鰲認為很好，已經拿到《北京文藝》，應該可以發表了。據我所知，網絡時代，在博客微博上發布自己的詩歌短文，是舉手之勞，到紙媒報刊上去發表，仍為難事。前推到40年前，時年24歲的我，能在《北京文藝》發表我的詩歌，豈不是天降的驚喜？坦率地說，今天重讀，那不算一首好詩，我也曾撰寫過文章，由這詩反省自己初入文學之門的膚淺和功利。這首名為《歡送》的短詩，謳歌了“工農兵上大學”這個“新生事物”，而恰恰這處女作發表的時候，險些也當上“工農兵學員”的我，因為有“反革命言論”，被取消了推薦資格�；蛟S，正是這作品發表的喜悅和大學遭阻的屈辱同時降臨，才使我獲得了1982年的感悟。當時我寫道：“……那時的我，是一個被時代所擠壓，卻拿起筆，歌頌擠壓我的那個時代的‘我’；是一個對存在充滿著懷疑，卻不斷地尋找著理論，論證那個存在合理的‘我’；是一個被生活的浪潮擊打得暈頭轉向，不能不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的‘我’�！�

　　浩然和學鰲的幫助，就是我抓住的第一根“稻草”。

　　是“救命的稻草”，卻也是“救命的繩索”呀。不管我現在和將來對這首詩以及自己的心路歷程有什么評價，浩然和學鰲的扶持，都是沒齒難忘的。

　　浩然還指導過我的短篇小說創作。比如，對我的第一篇習作，他批評說：“你這個短篇要從猿寫到人��？”他告訴我，短篇小說，要善于截取生活的橫斷面，就像截取大樹的年輪，用以反映社會和時代。后來我知道了，這說法并非浩然所創，而是出自某位理論家之口。但對于初涉創作的我來說，真如醍醐灌頂呀。

　　“你寫出來的是幾千字，你準備的，應該很多很多。寫短篇，不一定要求準備出人物小傳，但寫中篇長篇，是一定要先寫出人物小傳的……”

　　“別讓你的人物圍著故事轉，要讓你的故事，圍著人物轉……”

　　浩然的筆下，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栩栩如生，語言活潑生動，早已令我折服。他向我傳授的道理，都由我的習作而發，因此，每一次都切中要害，使我豁然開朗。

　　據我觀察，在那個時代，在外人眼里“如日中天”的浩然，活得也并不輕松。

　　浩然在東興隆街時曾經應召趕往大寨，那時我們就聽說，江青正在那里巡視，大放外國電影，也大放厥詞。浩然去了幾天，很快就回來了。有一次我在東興隆街51號的院子里碰到他，無意中和他聊起大寨之行，浩然皺著眉頭，一臉焦躁地說：“……哎呀，別提那個女人啦，精神��！真讓人煩呀，那是個瘋子，可惹不得！還說讓我出來當什么文化部長，我哪能給他們當那玩意兒去！”我說：“那您怎么回答他們？”他說：“我敢說什么？我只能說，江青同志，我干不了。我也不是當官的材料，我是個作家，我只想寫作，只要讓我拿好我的筆，給我時間，我就感激黨感激社會主義啦！……你猜怎么著？她的臉一下子掛起來啦，掛就掛吧，我也不能松這個口呀……” 

　　“寫作”，是他搪塞“入伙”的最好借口。當然，他也有搪塞不過去的時候。比如受那位“首長”之命，和另一位詩人一道，前往西沙“慰問”海軍部隊，還寫了《西沙兒女》。他自知這是“命題作文”，題贈我這本書的時候，苦笑著說，沒辦法，我對海邊的生活毫無積累，只好用“散文詩”式的敘述遮遮丑。我笑笑，還真的理解為是“生活積累”的問題。

　　那時的他，也包括那時剛開始創作的我，并沒有明白，這樣的文學，已經成為了“陰謀政治”的使女和弄臣。

　　比如，《西沙兒女》中，寫到“廬山仙人洞”照片激勵起戰斗勇氣云云，今再讀之，不能不啞然扼腕。是誰，讓一個如此優秀的作家留下了歷史的敗筆？對此，正如后來浩然自己說過的，他也曾深刻地反省過。至于反省了什么，可惜我沒有和他交流過。在我看來，或許因為他從文以來，目睹了太多作家的滅頂之災？他是軟弱的，膽小的，為了護住手里的一支筆，他盡可能逃避一切——逃避功名官場，也逃避“違拗”的罪名。當然，他總有逃避不開的時候，因此也不能否認，在那種政治高壓下，他也有“聰明”的一面——為了保護自己，他不能不迎合。為了這“聰明”的迎合，他最終要付出代價。

　　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畢竟有過那么多氣節昂昂風骨錚錚之士，老舍、傅雷、遇羅克、林昭……面對他們，每一個茍活者都應該感到慚愧。在那個“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時代，至少，正直的作家應該保持沉默。

　　這一點，浩然的遺憾是毋庸置疑的。但對于浩然的弱點，我還是希望人們給以更多客觀的、寬容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