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能改變中國文學嗎

　　我們從未像現在這樣關注諾貝爾文學獎，因為有了莫言。這段日子里，莫言的一言一行被無數雙眼睛追隨、放大，不僅是他的作品，就連他最近的演講、采訪和授獎詞都被掰開了揉碎了解讀，并在各種文章和場合中被引用。然而，諾獎盛宴過后，仍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關注莫言

　　還是關注中國文學？

　　莫言獲獎，更像是久不得志的中國文壇的一場狂歡，如果有朝一日，主角換成終于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中國導演，熱鬧程度大概也差不多。在這場狂歡中，莫言被置于聚光燈下，文學的其他角落卻依然模糊黯淡。

　　有人在猜想，獲獎之后莫言還能再出杰作嗎？其實不妨多問一句：一個莫言獲了獎，能夠帶動中國文壇出更多的好作品嗎？莫言的一句“文學最大的用處，也許就是它沒有用處”為人津津樂道。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曾對“文學何用”有著更加詩意的回答，“沒有人會問，金絲雀的叫聲或者日落的彩霞有什么用處！”所有尊重文學的人都知道，文學不是無用的，雖然它不會帶來立竿見影的收益，但它對精神和心靈的滋養卻有著無與倫比的價值。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曾說，“莫言獲獎會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有積極作用，但不能把它無限放大�！蹦�言也表示，諾貝爾獎是頒給個人的，“不能代表中國文學得了諾貝爾獎”。因此，諾獎過后，我們該把關注的重心轉移到文學本身，由關注莫言轉而關注中國文學，這樣獲得諾獎才是中國文學之福而不僅僅是一次莫言的個人秀。

　　“70后”、“80后”

　　誰可扛嚴肅文學大旗？

　　期盼已久的諾貝爾文學獎剛落到中國作家手中，熱心的讀者就開始討論“誰有能力沖擊下一個諾獎”。大家心中的人選是余華、蘇童、賈平凹、陳忠實、閻連科等“50后”、“60后”甚至“40后”作家，其實這也是中國當代嚴肅文學尷尬的現狀。在商業化、網絡化的沖擊下，才氣有余但定力不足的“70后”和“80后”作家更醉心于能更快帶來真金白銀的暢銷書寫作，穿越、宮斗、官場各個門類看似熱鬧非凡，細品卻只是時代大潮泛起的幾個無聊泡沫，作品的藝術性、思想性幾乎為零。

　　也許有人說“70后”、“80后”尚年輕。莫言在26歲時開始寫作，30歲剛出頭已有多部具有影響力的代表作。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活著》等重要作品也是在30多歲時寫出的�！�70后”和“80后”作家現在正值三四十歲這一創作的黃金年齡，卻面臨著“70后”的集體沉默和“80后”寫作日趨商業化的窘境。

　　我們可以把這種局面歸咎于上世紀90年代以來商業對文學的入侵和銷蝕，新一代作家更加注重個人化體驗，以“玩”的心態寫作，傳統作家的厚重感和責任意識在他們的作品中已難以覓得。稿費過低、生存艱難等可能也是作家不愿下功夫寫作的原因，難道市場行情就是年輕作家拿不出好作品的理由嗎？身為作家難道都是為市場而寫？據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平均年齡是64歲，那么再過二三十年，誰來扛起嚴肅文學大旗？韓寒？郭敬明？我們無言以對！

　　一年4000部長篇小說

　　你記住了幾部？

　　從出版數量上看，中國圖書市場堪稱繁榮。去年全國共出版圖書37萬種，同比增長12.5%，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但走進書店，暢銷書架卻被大量成功學、勵志類、“戲說”類圖書以及青春小說、網絡小說等通俗作品占據，一些出版社實行“廣種薄收”政策，廣泛選題的同時降低圖書印數，“攢”起的內容越來越“水”。出版業的表面繁榮并沒有帶來文學出版的進步，反過來，莫言獲得諾獎則成了出版商的大喜事，各種版本的莫言作品和“全集”開足馬力加印，其收藏價值明顯高于閱讀需要。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發布的2012年《文學藍皮書》，2011年，國內長篇小說的年出版總量在4000部以上。藍皮書指出，文學閱讀淺俗化，是近年來呈現的一個嚴重問題。藍皮書主編白燁表示，文學與社會生活的互動越來越密切，還與傳媒互相借力，使文學的綜合性、復雜性比過去更明顯，文學越來越不單純。

　　幾十年間小說數量已有了10倍的增長，文學價值是否得到提升？言情、玄幻、官場、職場等類型小說長期占據銷量榜前列，作為主體受眾的年輕人紛紛追捧偶像作家和網絡寫手，電視劇、游戲也越來越多地與文學結盟，4000部小說背后，是一片摻雜著利益和娛樂的喧囂亂象，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接連再版的書沒有幾部。已故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曾說，“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夠存在二十、三十甚至五十年”，我們的當代作家誰有這種自信，或者誰還有這種期待？

　　每年人均讀4.3本書

　　文學離我們有多遠？

　　“中國現在文化多元化，每個人可以很方便地把時間消磨掉。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要求所有的人都來看我們的文學，那樣電影導演、音樂家不都沒飯吃了，就餓壞了�！蹦�言的話，寬容之外帶著些許無奈。第九次中國國民閱讀調查顯示，2011年我國人均閱讀數量僅為4.3本書，而法國是20本，日本和以色列則分別達到了40本和60本，諾貝爾的祖國瑞典這個數字更達到驚人的67本。面對這個令人尷尬的數據，我們只能以國人生存壓力大為理由來搪塞。事實是，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找不到閱讀的樂趣，當代文學的受眾和影響力都在萎縮。

　　莫言的獲獎在不少人眼中意味著“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值得歡慶，然而，中國文學似乎還沒有走入中國人的生活。我們自己對本國文學都不甚了解，還要求國外予以更多關注，是否有點底氣不足？其實我們并非沒有閱讀的閑暇時間，只是在車上玩手機、在桌前玩電腦時，文學已經遠離。

　　如果莫言獲獎必須為我們帶來一些改變，那么最為理想和迫切的就是幫助國人重拾文學閱讀的興趣。不用說獲獎后莫言作品一時間洛陽紙貴，從2006年的帕慕克到2010年的巴爾加斯·略薩，他們的獲獎都使得相關譯作的銷量大大提升，這證明諾貝爾文學獎對人們的閱讀興趣有刺激作用。也許像每一個來去匆匆的熱點話題一樣，“莫言潮”馬上就會過去，但我們應該追問一下，諾貝爾獎到底能給中國文學帶來何種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