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搖滾路上的長征——“痛仰”及當代搖滾樂的溫情化轉向(2)

　　與其說中年的何勇依舊在孤獨地堅持自己的搖滾夢想，不如說他是以這種方式在抵抗可怕的、措手不及的平庸與衰老。隨著年齡的增長，當這些激憤的搖滾青年走過自己因一無所有而一往無前的青春歲月之后，那個曾經被當作自己畢生信仰的搖滾夢想就像那些他們初戀時曾經寫過的情書一樣，被永遠地塵封在了記憶深處，只供回憶的同時也成為了自己難以啟齒的一條禁忌。搖滾歌手或樂隊從憤怒轉向溫和、從入世轉向出世，與其本身的成長與經歷密切相關。老一代的搖滾歌手，在經過了數十年的沉淀之后慢慢歸于平靜，他們的音樂中不再高喊著自己的“一無所有”，也不再關心“這世界變化快”，而更愿意用歌聲抒發自己內心汩汩流淌的溫情或是借歌聲重返那個記憶中遙遠的故鄉和充滿回憶的過去。

　　內地搖滾樂隊集體溫情化轉向

　　如果說二十多年前的那場發生在中國內地的搖滾風暴，是社會轉型時期年輕人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現實所發出的充滿青春激情和叛逆意識的真實吶喊，那么近年來內地搖滾熱的“回潮”則表現為一種集體逃避政治、沖出都市、重返自然的藝術沖動。除了曲調流行化、節奏民謠化、聲音溫柔化的轉變之外，新一代的搖滾樂隊、歌手，幾乎清一色地在自己的音樂作品中選擇對政治問題和社會現實沉默，轉而沉寂于一種農業文明所特有的戀母情結與古典詩意之中。他們懷著濃郁的抒情態度與感傷情懷，或歌唱自然、或懷念故鄉、或改寫民歌，似乎希望將自己重新置身于漸行漸遠的農業文明所特有的生存經驗中，以獲得一種在工業社會與現代都市中所難以企及的回歸母體的安全感。當代搖滾樂的這種集體“溫情化”轉向有三種具體的表現形式，即審美取向回歸古典詩意、歌唱內容轉向自然風光和傳統民歌改編現代搖滾樂。

　　90年代初，何勇在他最負盛名的專輯《垃圾場》中有一首寫給姑娘的“情歌”：《姑娘漂亮》。他用自己聲嘶力竭的嗓音吼道：“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你拿著手槍”，將柔情的“姑娘”與嚴肅的“警察”、冰冷的“手槍”發生聯系，一舉打破了傳統觀念附加在“愛情”上的能指符號，用陌生化的殘酷體驗代替了甜美、溫暖的“愛情”印象，是一次典型的用現代生活與現代意識對抗、摧毀古典詩意的有力嘗試。這種冰冷與殘酷的預感在歌曲的最后一段得到印證：“姑娘姑娘姑娘姑娘/你鉆進了汽車/你住進了洋房/你抱著娃娃/我還把你想”，也正是這種反抒情、反美好的另類“愛情”書寫，為“情歌”的創作和表達打開了新的視野。歌曲最后，何勇甚至寫出了“中國最囂張的搖滾歌詞”：“交個女朋友/還是養條狗”，將現代社會多元的價值觀和復雜的生命體驗表達得淋漓盡致。

　　同樣是歌唱愛情，同樣是歌唱姑娘，2006年，來自銀川的布衣樂隊，因一首《我愛你親愛的姑娘》(電影《瘋狂的石頭》插曲)而迅速走紅。在布衣樂隊的這首成名曲中，愛情只因“風吹著修長的頭發/輕拂著我那已迷醉的眼”而起，完全是一種純審美的、無任何附加意義的原始“心動”。而主人公對于愛情的表達，也僅僅是一句直白的“我愛你親愛的姑娘”和“見到你心就慌張”的不安與羞澀。兩種截然不同的對于愛情的想象和表達，恰好代表了現代工業文明與傳統農耕文明的兩種審美取向�，F代都市的紛亂、復雜，使得都市生活充滿了各種奇觀、各種“陌生化”效果和各種“震驚”體驗， [1] 現代都市人欣賞的是廢墟、是冷酷、是零度表情，因而希望摧毀那些既存的觀念，喊出“交個女朋友/還是養條狗”。

　　與之相反，農業文明社會則是建立在固定的土地聯系和血緣關系之上相對穩定的共同體，這種“熟人社會”(費孝通語)中所產生的情感經驗，是一種既定的、熟悉的、自然的古典詩意表達�！段覑勰阌H愛的姑娘》，即是表達了這樣一種類似來自鄉土社會或古典詩歌的審美趣味。與布衣樂隊的這首情歌相似，近年來搖滾歌曲中對于愛情的書寫，已越來越少見《姑娘漂亮》所表達的決絕與殘酷，而更多的是《我愛你親愛的姑娘》中的這種云淡風輕、柔情似水。

　　同時，近年來搖滾歌曲創作者對自然風光的迷戀與書寫，也是音樂人審美意識從現代都市文明退回古典詩意的農耕文明的表現之一。最明顯的例證依舊來自“痛仰”。早年“痛仰”是一個立場明確地反現實、反常規的地下搖滾樂隊，在他們的首張專輯《這是個問題》(嚎叫唱片，2001.9)和EP《不》(青年文化，2006.2)中，幾乎每首歌曲都是態度激進的、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與反抗，此后，他們高喊“不用相信規矩/不用相信秩序 /不用相信經驗/不用相信教訓”(《不》)，“專制/能夠/改變我們什么/教育/能夠/改變我們什么”(《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想去對這歌功頌德的時代/給一記響亮的耳光或是/潑一瓢冷水/因為我討厭那些贊同的附和聲”(《這是個問題》)……早年的“痛仰”樂隊態度堅決地站在既有現實的對立面，他們反對常規、質疑正統、為所欲為，充滿了年輕人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沖破一切的熱情和決心，也正是這種年輕的熱情讓許多同樣不滿現實、質疑未來的搖滾青年所迷戀，在短短幾年時間里，“痛仰”樂隊迅速成長為內地最受關注的搖滾樂隊之一。此后的“痛仰”已不再是那個在小眾范圍內恣意怒吼、吶喊的搖滾樂隊，他們開始面對大眾、面對鏡頭、面對市場，因而不可避免地開始瞻前顧后，考慮利弊得失，最終失去了早期發聲的勇氣和自由。

　　自2006年起，“痛仰”樂隊開始了他們的“在路上”全國巡演，在這種頗具“垮掉派”行為特征的外表之下，隱藏的卻是他們越來越市場化、越來越商業化的票房與物質追求。人氣激增的“痛仰”之后又發表了《不要停止我的音樂》(音馳文化，2008.10)、《改變你的生活》(不插店，2009.6)兩張專輯，顯而易見的是，現在的“痛仰”已徹底放棄了他們早期的藝術主張和思想傾向，在他們的歌曲中再也聽不到任何與現實或政治相關的字眼。他們走過無數城市、到過無數地點，一路歌唱著《西湖》、《安陽》、《博卡拉》，自得其樂地沉迷于這“路上”所見的美好自然風光。一個早年夢想著“我要選擇反抗的意義”的搖滾樂隊，就這樣一步步從小眾，走向主流，并且一步步蛻變成了一個逃避政治、謀求安穩和收入的商業化樂隊。

　　“民歌改編搖滾樂”的現象則更為有趣，也更直接地表現了現代搖滾樂的古典化、鄉土化審美轉向。民歌與搖滾樂的奇怪“嫁接”在近年來的“搖滾熱”回潮中屢見不鮮，布衣樂隊的《三十里鋪》改編自陜北民歌，原作講述的是陜北地區少年人之間的愛情故事，尤以“三哥哥”上前線之時“四妹子兒”的依依不舍而感人。改編后的作品在主唱吳寧越沙啞的嗓音演繹下，由一腔少女的離愁變成了一個漢子對愛情的吶喊，在口琴、古箏、吉他的伴奏下，這首傳統的陜北小調最終變成了一曲融古典與現代、鄉土與都市于一體的“新民歌”。另一位來自銀川的歌手蘇陽，雖然只發行了一張唱片(《賢良》“十三月”音樂獨立廠牌，2006.12)，卻在民謠、搖滾兩界都呼聲頗高。蘇陽的歌曲飽含著濃郁的西北民歌色彩，質樸的寧夏方言、高亢的民歌曲調，使他的音樂充滿了黃土地飛沙走石的氣息。蘇陽在自己的歌曲中激情昂揚地歌唱了鄉村、站街女、開紅磨坊(窯子)的、上了大學卻只學得個“碰擦擦”(跳舞)的城鎮“邊緣人”。與早期內地搖滾樂忽視鄉村、歌唱城市的選材態度截然相反，新搖滾樂不僅關注鄉村，更是以一種無比崇敬、向往的態度描繪那里的生活，他們不約而同地把鄉土社會和大自然當作了自己想象與向往的精神家園。

　　2011年初，90年代內地搖滾代表歌手鄭鈞被當作“新民樂歌組合”的一員，登上了擁有最廣泛受眾群的央視“春晚”舞臺。在吉他、貝司、鍵盤、架子鼓等流行樂主要樂器的伴奏下，鄭鈞用沙啞的嗓音唱著“哥哥”、“妹妹”、“啊哩哩”，就像是二人轉演員西裝革履地在舞臺上又唱又跳一樣讓人難以理解。代表憤怒與反抗的“搖滾”精神與代表主流話語的“春晚”就這樣別扭地同臺歌唱，不失為一個耐人尋味的諷刺寓言。這種表面和諧的“太平之歌”與其說是搖滾與政治之間達成的一種特有的“和解”，不如說是政權與名利對搖滾樂的收買與收編。這些改編自民歌的新搖滾歌曲，將起源于現代都市的搖滾文化與農業文明時期的聲音表達雜糅在一起，讓人不禁懷疑，這到底是搖滾樂創新發展的新道路，還是搖滾樂隊審美意識的集體倒退？

　　溫情化轉向與內在心理機制的轉變

　　如前所述，內地搖滾樂的“溫情化”轉向和對農業文明審美意識的認同，意在獲得一種回歸母體的“安全感”。這種對“安全感”的渴求一方面來源于現代都市陌生、冷漠、孤獨的生活氛圍所帶來的個體歸屬感的缺失，另一方面，在現代搖滾樂轉向追求溫情、柔和的音樂主張之下，隱含的是搖滾歌手對安全、穩定的生活和物質收入的渴望，這種渴望恰恰契合了商品市場的內在需求，也滿足了藝術作為一種文化商品而被批量生產、復制與快速流通的可能性。最終，搖滾歌手的“溫情化”音樂轉型也確實給他們帶來一種大眾視野與物質收益上的歸屬感與安全感。

　　眾所周知，現代搖滾樂風靡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西方社會，與當時的“垮掉派”、“嬉皮士”、“性解放”等社會運動緊密相連，是一種起源于工業文明社會的，對“工業”、“都市”、“現代性”的質疑與重估。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新啟蒙”、“思想解放”的時代背景下，以崔健、張楚、唐朝樂隊、黑豹樂隊等為代表的中國內地搖滾樂在一時間紅遍了大江南北。八九十年代的內地搖滾樂繼承了西方現代搖滾的頹廢、憤怒、破碎、陰暗，表達的是現代都市特有的個體孤獨體驗(張楚《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年輕人內心的義無反顧與焦慮不安(崔健《一無所有》)。然而，新世紀以來的內地“搖滾熱”回潮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形態，新搖滾樂歌唱的不再是都市生活與都市情感，而是一種反都市、反現代的對大自然和鄉土世界的眷戀與熱愛。當代搖滾樂所面臨的“現代都市文化精神”與“農耕文明審美意識”之間的矛盾，與現代都市發展中人們“鉆進泥土”的渴望與“賴在現世” [2] 的行為之間所存在的巨大悖論相似。任憑搖滾歌手再怎樣在自己的歌曲中歌唱自然、歌唱田園，他們卻始終寧愿“蝸居”在城市、“漂”在北京，而再也不想回到自己那地肥水美的家鄉。

　　“萬青”、“布衣”、蘇陽等許多新晉搖滾樂隊或歌手，大都來自相對落后的西北部地區，像所有懷揣理想的年輕人一樣，他們厭倦了鄉土社會“從天亮、醒，到天黑、睡，從子宮到墳墓” [3] 的生活模式，他們渴望城市千變萬化的霓虹燈、危險刺激的賭場和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夜生活。這些年輕人一旦沖進充滿誘惑的現代都市，便再也不想回到那個寧靜而乏味的故鄉�！叭f能青年旅店”樂隊的《殺死那個石家莊人》集中表現了城鎮青年的這種矛盾心理�！鞍�晚六點下班/換掉藥廠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幾瓶啤酒”——這便是大多數中小城市人們的生活模式，單調、平凡、重復、碌碌無為。對于他們來說，生活就像一條筆直的馬路，可以一眼看到任何你想要看到的地方，十年后你在這里、二十年后你在這里、三十年后你還在這里，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如此，改變的只有你徒增的年歲和兩鬢的白發。

　　面對如此日復一日的生活，“萬青”忽然意識到這種一成不變的未來是如此令人恐慌與焦慮。這曾經以為美好、安穩、寧靜的生活景象轟然倒塌，“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云層深處的黑暗啊/淹沒心底的景觀”；“生活在經驗里/直到大廈崩塌/一萬匹脫韁的馬/在他腦海中崩塌”。那埋藏在心底的對自由與新奇的向往，忽然間就像“脫韁的馬”一般試圖沖出這“經驗”的生活。同時，無數像“萬青”一樣的年輕人也不再甘于在這種單調乏味、可悲又可怕的生活度過余生，他們選擇背叛家鄉、逃往都市。不過，在近年來的搖滾樂中，像《殺死那個石家莊人》這樣直白地抒發自己對城鎮生活的厭惡和對都市生活向往的歌曲非常少見。大多數從中小城鎮走出來的搖滾青年在進入大都市之后，便可以迅速融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商業社會的思維模式，他們一方面沉迷在現代都市給他們帶來的物質盛宴中，另一方面卻又將自然、鄉土的粉底厚厚地擦在自己臉上，以掩飾自己那張日漸物質化、庸俗化的臉龐。

　　此外，近年來內地搖滾樂的集體轉型也并不僅僅是簡單的審美趣味的轉向，在這種看似單純的音樂道路的選擇之下，有著一套隱秘的思維機制和市場原則。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自然風光和鄉土社會已形成一套既成而穩定的審美范式，千百年來，這種范式被人們普遍認可，人們一致認同美麗的姑娘是“丁香一樣”的，甜蜜的愛情是“小鹿撞”、“蝴蝶飛”，古典主義審美意識的藝術家們習慣于將抽象的情緒與感情化為熟悉的、可觸可感的、自然原始的具體事物，從而引起大眾的共鳴。然而，與古典審美的既成性、穩定性相反，都市生活總是充滿各種出其不意的誘惑，因而可以引發都市人的獵奇心理和冒險精神�，F代都市文化具有多變性、多元性、不確定性的特征，是一種與傳統農耕社會審美形態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文化與價值體系，都市文化體系的復雜性使之尚未受到主流意識形態和大多數人的一致認可，因此是尚待建構的、有挑戰性的。

　　現代搖滾精神的核心是對自由的向往、對既有現實的不滿和對新奇事物的渴望，搖滾樂應該是當代藝術隊伍中的一支急行軍，時刻準備著用高分貝的嘶啞的聲音喚醒這沉睡的世界。然而，近年來內地搖滾樂集體轉向“溫情”，轉向對農耕文明審美趣味的認同，這不僅大大背離了現代搖滾精神和都市文化價值體系，更體現了內地搖滾歌手冒險精神的退去和對穩定、安全的世俗生活與物質收益的渴望。內地搖滾樂對農業文明審美趣味的認同，即是對大眾普遍審美心理的認同，而這種認同，也最終指向了對商品社會消費形態的認同。

　　近年來內地搖滾樂整體風格走向溫和，像“舌頭”樂隊、“盤古”樂隊這樣敢于嘲諷和反叛現實，風格黑暗、粗糙的搖滾樂隊只能成為一個潛伏地下的青年亞文化的象征，更多受到關注的搖滾樂隊，是越來越流行化、美國化的“腦濁”，是男扮女妝、用搖滾樂嫁接二人轉的“二手玫瑰”，是校園民謠式的“反光鏡”、“便利商店”……那種永不妥協、永不放棄、怒視一切、反駁一切的搖滾精神已經離這個時代越來越遠，有人說這是一種沉淀、成熟，但在這種成熟背后，隱藏的卻是一種有意無意、投懷送抱的妥協和世故。不過，讓人聊以欣慰的是，雖然不斷有搖滾樂隊在市場或權利的裹挾下走向墳墓，搖滾精神卻始終像一個充滿神圣感而又不失誘惑的女神，在無數年輕人心中被當作一種信仰頂禮膜拜，它被一代代的熱血青年不斷演繹，不曾離開。(2011年5月2日)

　　[1] 本雅明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德萊爾》，北京：三聯書店，2007.4，第1頁

　　[2] 呂約《寫古詩還是寫現代詩——2007在鼓浪嶼詩歌節的即席演講》，見《漢詩》，武漢出版社，2008年第1季，第171頁

　　[3] 張檸《土地的黃昏——中國鄉村經驗的微觀權力分析·緒論》，東方出版社2005.8，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