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讓我把你搖醒(孫紹振)

　　■這幾年北大中文系當道者不乏從內地到港臺反復宣揚“大學精神”，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自豪者。但是，把“兼容并包”講上一萬遍，如果不與痛苦的歷史經驗教訓相結合，在危機中還以先覺先知自慰自得，甚至還流露出優越感，其所云無異于欺人之談，北大中文系沿著九斤老太的邏輯滑行并非絕對不可能。

　　近日得友人贈《學者吳小如》，讀之感慨良多，非但為吳先生而且為北大，為中文系。

　　細讀此書，五十四年前聆聽吳先生的講課種種印象不時涌上心頭。在當時能讓他這樣一個講師上中文系的講臺，可以說是某種歷史的吊詭。

　　初進北大中文系，一眼就可以看出，不要說講師，副教授，就是不太知名的教授也只能到新聞專業去上課，一般講師只能上上輔導課。當然，剛剛從保加利亞講學歸來的朱德熙副教授似乎是個例外�，F代漢語本來是中文系大部分學生覺得最枯燥的，但是，朱德熙卻以他的原創的概括、縝密的推理和雄辯的邏輯獲得爆棚效應，二百人的課堂，去晚了就沒有座位，只好靠在墻邊暖氣管上站著。何其芳先生那時是北大文學研究所的副所長(所長是鄭振鐸)，與吳組緗先生先后開設《紅樓夢》專題。吳先生得力于作家創作經驗，對人生有深邃的洞察，對藝術有獨到的分析，而何其芳先生頗有人道主義胸懷，不同意他把薛寶釵分析為“女曹操”，認為她不過是一種家族體制禮教意識的犧牲品，兩人同樣受到歡迎。一次，我在北大醫院排隊掛號，護士問前面一人姓名，聽到四川口音很重：“我叫何其芳�！辈幻舛嗫磶籽�。

　　然北大泰斗甚眾，高名凱先生精通四種外語，可以借助工具書運用的達十二種，游國恩先生文獻功底深厚，不要講詩經楚辭，就是魏晉志怪也頗能出口成誦。然學富五車者眾，善于講授者寡，加之北大學生眼高，哪怕學術泰斗，講授不得法，公然打瞌睡者有之，默默自習者有之，遞紙條，畫漫畫者有之。古代漢語本來是魏建功先生開設，但公務繁忙，往往從課堂上被叫出去開會，且到比較關鍵地方，有茶壺煮餃子，學生替他著急的時候。此課后來，改由王力先生開設，先生取西歐人學拉丁文之長，構造了中國古代漢語課程體系，舉國傳承至今。創漢語史課程，于音韻詞匯皆成體系，堪稱一代宗師，我聽過他的《漢語史》《漢語詩律學》，語調往往由高到低，余音裊裊，杳不可辨。先生治學嚴謹，第二堂課往往花幾分鐘訂正前堂之誤，上午第五六節課要上到十二點，每每拖課，調皮如我，遂將隨身攜帶的搪瓷飯碗從階梯教室的臺階上滾下，先生愕然問何事？答曰“飯碗肚子餓了”，先生乃恍然而笑。王瑤先生自然是公認的博聞強記，博古通今，才華橫溢，然一口山西腔，不知為何給人以口中含有熱豆腐，口頭趕不上思想之感。系主任楊晦先生德高望重，講中國文藝思想史，出入經史、小學、鐘鼎藝術，其廣度深度非同小可，常有思想靈光，一語驚人，令人終生難忘。其批評郭紹虞新版《中國文學批評史》曰：用現實主義的原則去修改，還不如解放前那本有實實在在的資料。其批評巴金 《家》《春》《秋》好在激情，然如“中學生作文”，如果把三部并成一部就好。最驚人的莫過于載北大學報之長文，斷言：《西廂記》作者非王實甫而是關漢卿，且關漢卿之為人于當時的政治高壓中，不能不如在齷齪環境中之“豬”，引起了戴不凡先生于文藝報為文憤怒反詰。他講授《中國文藝批評史》講了半學期，裝著講義的皮包還沒有打開，學生也無法記筆記，兩個多月過去了，還未講到孔夫子，在學生的抗議下，不得不草草停課。宋元文學權威浦江清先生英年早逝，乃請中山大學王季思教授講宋元戲曲，王先生舍長用短，以毛澤東《矛盾論》中之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分析《墻頭馬上》《陳州放糧》，心高氣傲的北大學生，保持著對客人的禮貌，紛紛搶占最后數排以便自由閱讀。

　　那是五八年“大躍進”“拔白旗”的年代，大字報貼滿了文史樓，從學術泰斗到吳小如這樣的青年教師，無不被肆意丑化。王瑤先生已經失去上講臺的權利，就在這種情況下，小如先生為我們講宋代詩文。當時懷著姑妄聽之的心情走進課堂。吳先生的姿態，我至今還記得，雙手籠在袖子里，眼睛不看學生，給人一種硬著頭皮往下講的感覺。然，中氣甚足，滔滔不絕，居然是聽得下去，接下來幾課，還頗感吸引力。我對朋友說，平心而論，這個講師從學養到口才都相當不錯。一些具體分析，顯然和以藝術分析見長的林庚先生路數不同，然而明快，果斷。至今仍然記得他對陸游晚年的詩的批評是，用寫日記的方法寫詩，以至出現了“洗腳上床真一快”這樣的敗筆。

　　“大躍進”運動很快把課堂教學沖垮，下鄉勞動有時長達一個月，課上不下去，后來干脆就停課了。我對吳先生印象也就停留在當年粗淺的層次上。這次從《學者吳小如》 上，讀到彭慶生同學對他的評價：“先生口才不遜文才，三尺講臺，傳道授業，解惑沁入學子心脾，20世紀50年代北大中文系學生中便有‘講課最成功的吳小如’之說，故課堂常常人滿為患�！睉c生同學晚我一年畢業，可能系統聽過吳先生的課，有權作全面評價，當然，不無偏愛，若論啟人心智，和朱德熙先生那種俯視蘇聯漢學家，放眼世界語言學，深入淺出，在學術上開宗立派的大氣魄相比，吳先生應該略遜一籌。不可忽略的是，慶生當年可歸入全系攻讀最為刻苦者之列，曾經以躲入冬日暫閉之洗澡間抄寫劉大杰解放前出版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而聞名。吳先生能得如此學生的如此評語，當有此生足矣之感。

　　近日吳先生答中華讀書報記者問，雖然自謙為“教書匠”，但是，就是在當年，我還是感到了他學養深厚，閱讀北大中文系所編先秦、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感到極大的滿足。畢業后不久才知道，這兩本資料主要是吳先生執筆通稿的。然而意味深長的是，竟然是反右以后留校的一位左派語重心長地警示：這兩本資料，尤其是兩漢卷，資料過詳，執筆者意在“多掙稿費”。這在當時，就給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覺。當然，僅憑此二冊，對于先生的學養，所知畢竟有限。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先生耄耋之年，居然以“學術警察”形象出現于文壇，對于學界之虛浮硬傷，筆陣橫掃，語言凌厲，鋒芒畢露，不由得使我增加了對先生的敬意。后來又讀到先生關于京劇的巨著，更驚訝于先生于中文系視為冷門的京戲，有中文系教授堪稱獨步的修養。此番閱讀《學者吳小如》才知先生不但于古典文學和京戲有不凡的造詣，而且在23~26歲的“少作”，對于當時的權威作家的批評就顯露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流露出驚人的才智和豪氣。七十多年過去了，先生散落的文章，有幸被收集起來。讀來無異于一席精神的大餐。

　　對于當年尚為青年的汪曾祺，他獨具慧眼賞識其“清雋”地預言：“十年二十年后也許成為一代宗師�！彼�的藝術眼光之苛刻，與他的才氣相稱。對當時的名家從不一味贊賞，就是對錢鍾書，在大筆濃墨，淋漓盡致地稱道其“天才和學力”“在文壇上擴充領域無往而不勝”，甚至還預言其“足以震撼今后的文壇”。但是，他也指出錢氏的缺失在于“好炫才”給讀者的印象是“虛矯”。對于錢氏的幽默，他質疑其全為善意，“謔而虐的文章與態度恐非上乘”。他贊賞巴金的作品“能抓住年青人的心”但又指出“文章寫過于奔放，也難免使人感到費詞”，對于張愛玲，他的評價是：“她的敘事技巧也很好，故小說亦精彩，但我認為她的敘事，更宜于寫散文�！本褪菍τ谑軜I的師長沈從文，他在稱贊其《湘西》比之《湘行散記》內容更為豐腴，但是，也直率地指出其不足“格局狹隘一點，氣象不夠巍峨”。他評卞之琳的《漢園草》：“長的不如短的，短的不如頂短的，新的不如老的，卻比更老的更好�！蔽恼伦孕诺娘L格與先生的學術文章迥然不同，在少年的豪性和深邃的洞見中滲透著為歷史證明的預言。為文的真誠和勇敢，藝術上高瞻遠矚，實在令我輩汗顏。當然，作為學者，先生的學術著作凡數十種，僅其中《讀書叢札》在香港、北京兩地出版，前輩學者周祖謨、吳組緗、林庚先生均給以高度評價。吳組緗先生認為“吳小如學識淵博，小學功夫與思辨能力兼優”甚至有“無出其右者”之贊語，哥倫比亞大學權威教授夏志清曾言：“凡治中文者當人手一冊�！�

　　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改革開放形勢下，這位當了三十年講師的“講師精”，被歷史耽誤了，有目共睹，又有吳組緗、林庚先生推薦其直接提升為教授，應該順理成章，一路綠燈。但是，煌煌北大中文系，居然不能通過，差一點被慧眼識珠的中華書局引進。不可思議的是，吳先生沒有走成，居然不是中文系的幡然悔悟，而是比中文系當道者在學術上權威得多的歷史系的周一良和鄧廣銘教授的“三顧茅廬”。結果是小如先生成了歷史系教授。

　　對于這樣的荒誕，中文系的當道者至今沒有感到荒誕，而作為中文系的校友，突然想到魯迅先生的一句話：“嗚呼，我說不出話�！�

　　但是，痛定思痛之后，我仍然逼出了一句話：這是中文系的恥辱。

　　對這種恥辱的麻木，則是更大的恥辱。

　　在這種恥辱感麻木的背后，我看到一種令人沉重的潛規則。

　　回顧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系史，某種神圣的潛規則源遠流長。五十年代初，容不下沈從文，把他弄到歷史博物館去當講解員，這還可以歸咎于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時代氛圍。五七年驅逐了后來成為唐詩鼎級權威的傅璇琮，也可以用他當了右派來辯解。但是，楊天石在五五級當學生的時候，就以學養深厚著稱，后來，獨立開創了蔣介石研究，自成一家，享譽海內外。當年他并不是右派，然而中文系就是不要他，分配到一個培養拖拉機手的短訓班，后來靠刻苦治學，轉輾多方，調入社科院近代史所。在他獲得盛名之后，中文系有沒有表現出任何回收的愿望呢？沒有。錢理群是學生公推的最受歡迎的教授，可是在他盛年之際，就“按規定”退休了。然而，成立語文教學研究所，又掛上了他的大名�？墒�，有名無實，連開個作文研討會都沒有他的份。

　　從這里，似乎可以歸納出一條定律：這些被驅逐的，本來是可以為北大中文系增光，為北大�；仗岣吆�金量的，而留下的，能為北大爭光的當然不在少數，但是，靠北大中文系這塊牌子為自身增光，從而降低北大�；蘸�金量的也不在少數。更為不堪的是，還有一些為北大中文系丟丑的，如賣身投靠作學術投機的。至于一些在學術上長期不下蛋的母雞，卻順利地評上了教授，對于這些人，中文系倒是相當寬容的，從學術體制上說，這就叫做人才的逆向淘汰，打著神圣的旗號，遂使學術素質的整體退化不可避免。

　　當然，北大中文系畢竟是北大中文系，在逆向淘汰機制鐵桶般圍困的時候，選擇學術良知的仍然不乏其人。最突出的就是系主任楊晦在1962年為吳小如講話，盛贊他的貢獻，其結果是到了1964年在黨內遭到兩星期的嚴厲批判。據知情人告，當時骨氣奇高的楊先生一度產生跳樓的念頭。1984年嚴家炎先生為系主任時，一度欲請吳先生回系。然吳先生出于對周一良先生鄧廣銘先生的知遇之恩婉言謝絕。這樣反體制的學術良知，不成潮流，在與打著神圣旗號的逆向淘汰橫流相比，顯得多么微弱。這就使逆向淘汰持續了半個世紀，四九年以前幸存下來的學術泰斗先后謝世，北大中文系不但喪失了五十年代學術上那種顯赫的優勢，而在許多方面呈現衰微的危機，北大中文系這塊招牌的含金量已經到了歷史的最低點。

　　近年報刊上風傳錢學森世紀之問：建國以來大學培養出來的自然科學人才所取得的成就為何還不如四九年以前。紛紜的討論至今未能切中肯棨。其原因蓋在于，從概念到概念的演繹，如果以吳小如先生為個案作細胞形態分析，則不難看出逆向淘汰的潛規則之所以不可阻擋，原因就在神圣不可侵犯的旗號下，具有學術良知者，在行政體制中顯得非常孤立，因而脆弱，明于此，也許能夠把錢學森之問的討論切實地推進一步。

　　這幾年北大中文系當道者不乏從內地到港臺反復宣揚“大學精神”，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自豪者。但是，把“兼容并包”講上一萬遍，如果不與痛苦的歷史經驗教訓相結合，在危機中還以先覺先知自慰自得，甚至還流露出優越感，其所云無異于欺人之談，北大中文系沿著九斤老太的邏輯滑行并非絕對不可能。

　　吳小如先生九十高壽，學生們想到了為之祝壽，北大中文系當道者居然毫無感覺，這只能說明那些動不動拿蔡元培來夸夸其談的人，其大學精神已經酣睡如泥。我作這篇文章，除了有意于把錢學森之問的討論加以深化之外，還有一種出于系友的奢望：把我的母系狠狠地搖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