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對話：白先勇研究的新進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白先勇的文學與文化實踐暨兩岸藝文合作學術研討會”日前在北京舉行。本次研討會最突出的特點是跨界對話，即以白先勇為軸心，輻射出文學、民國史、影視、昆曲等議題。

　　跨界對話之一是文學與史學的碰撞。臺灣文學館館長李瑞騰在臺灣當代文學的歷史脈絡中考察白先勇及《現代文學》雜志。香港學者林幸謙指出白先勇把史實跟虛構結為一體，把文學想象和歷史內容結為一體，體現了現代中國人的精神面貌。歷史在白先勇筆下被轉化為史詩，他是富有詩人精神的歷史學家。臺灣學者郝譽翔以《臺北人》為例，指出白先勇作品中潛藏的時間意識往往是透過空間來曲折投射的。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桶法通過《臺北人》與《父親與民國》論述白先勇作為文學家的歷史與親情情懷。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楊維真從《臺北人》到《父親與民國》論述白先勇的歷史書寫與民國史的重構。

　　《父親與民國》引發了民國史重建以及歷史寫作方式的討論。汪朝光指出，文學和歷史兩者之間的界限未必像想象的那么分明，白先勇的民國史寫作有文學家與白崇禧將軍后代的雙重身份，這使他筆端常帶感情。歷史書寫都是個人式的，有個人特定的立場和認知。歷史事實是客觀的，但歷史評價做不到客觀，歷史書寫與作者的思想感情及時代環境密切相關。就歷史的主觀因素而言，翟志成與汪朝光有相似看法。翟志成指出，早在20多年前，白先勇便決心要撰寫其父白崇禧將軍的傳記，并揮筆撰成了四篇與白將軍畢生功業密切相關的學術論文和文章，但沒有引起民國史學者的足夠重視和承認�！陡赣H與民國》則在兩岸三地掀起了一陣研究民國史的熱潮。前者所遭逢的冷遇，緣于白先勇當時尚未能掙脫“客觀主義”的陷阱，企圖以歷史家的身份和純客觀的立場撰文，卻又無法讓讀者完全淡忘自己與傳主的血緣關系；而后者之所以受到熱烈歡迎，是因為白先勇開始從兒子的觀照如實地刻畫和描述自己的父親，為文真摯感人，并使自己的作品有了“家史”與“國史”的性質。與大多數學者強調《父親與民國》的主觀情感性不同，申曉云認為，白先勇“以圖證史”之作的最大價值在于“還歷史一個真實的白崇禧”，從而讓以往歷史書寫中因種種原因而“失語”、“失聲”，進而被忽略和遺忘的某些重要史實得到了客觀的呈現。

　　跨界對話之二是文學與影視的交流。劉登翰教授以“從文化失落到政治失落”的角度看待白先勇的小說《謫仙記》及其改編電影《最后的貴族》。莊宜文從1949年的離散經驗談論白先勇小說的電影改編。許佩馨論述了白先勇的劇本改編及道具美學。除了文學研究界人士對白先勇的影視作品改編進行闡釋外，臺灣著名導演張毅、曹瑞原的發言使對話更為多元與開放。張毅從電影科班教育及拍攝實踐出發分析電影與文學的矛盾，講述“電影是一個挫折的藝術”。他從《玉卿嫂》開場穿過四個門廳表現家庭繁華的慢鏡頭談起，一直到電影產業的整體運作，強調文學寫作是個人式的，而電影拍攝除了團隊協作外，還受制于資金、演員等因素。曹瑞原導演談論自己與白先勇的結緣以及拍攝《孽子》《孤戀花》的曲折經歷，認為《孽子》書寫了那個非常獨特而且不可能再復制的年代。他認為白先勇的文學作品影像感強烈，《孽子》中“那個白花花的午后，父親把兒子趕離家門”的情景令人感受到白先勇對影像的情感。

　　跨界對話之三在于美學與“文化創意”的交鋒。李娜以“還俗記”另辟蹊徑談論白先勇的文學與青春版《牡丹亭》的劇本改編。與文學研究界的純美學視野不同，戲劇界、出版界的言論較多注意到“文化創意”視野。中國戲曲學院教授傅謹提出：像《牡丹亭》這樣優秀的作品很多，為什么只有青春版《牡丹亭》這么成功？白先勇先生回應說現代的制作團隊是青春版《牡丹亭》與眾不同之處，整個制作團體的宣傳、演出等每一環節都不松懈。毋庸置疑，白先勇極具文化創意眼光，他認為第一張海報決定了整個定調，第一個劇評人的意見同樣重要。白先勇一方面以昆曲推動文藝復興，另一方面在“文化創意”的理念指導下進行傳統戲曲的改編與制作，除了舞臺演出之外，還發行相關衍生品，出版了圖文并茂的書本和DVD。應該說，青春版《牡丹亭》整個操作流程與傳統戲曲不同，是現代文化創意理念指導下的運作。陳均在總結白先勇的成功經驗時也注意到了其文化創意理念。他認為青春版《牡丹亭》可為大陸戲曲界所借鑒：其一、現代的制作團隊；其二、白先生在大學里推廣昆曲，從演出的方式逐漸轉換到教學的方式；其三、提出昆曲新美學。

　　作家的貢獻并非只在文學創作，介入社會是作家文化實踐的重要方式。傳統的研討會較少關注作家的“文化實踐”部分，而這正是本次會議的一大亮點。昆曲與民國史都非白先勇先生的本行，他坦言自己一直在等待別人出來推動昆曲及白崇禧傳記的書寫，但多年未果，深具使命感的他只好身體力行。青春版《牡丹亭》是兩岸藝文合作的典范，其制作團隊主要來自有著留學經驗、了解西方理解傳統的臺港及海外人士，而演員則主要來自大陸的蘇州昆劇院。白先生坦言自己動用了所有的資源，在國外演出時，除了新聞發布會外，還發表無數場的演講、示范。出版界的林馨琴、劉瑞琳從傳播角度談論白先勇在《白崇禧將軍身影集》等作品推廣上的不遺余力。白先勇不僅配合出版社多次演講、接受訪談，連書本的封面設計、紙張類型與顏色都事無巨細地參與。時報出版公司總編輯林馨琴多次陪同白先勇參加各種演講及訪問，《父親與民國》代表的不只是一個兒子的孝行，一本書的出版，更是一個推動民國史研究的具體行動。

　　白先勇文學作品的解讀與闡釋在此次會議中也有新的突破。全面描寫人生和深入挖掘人性，是白先勇文學觀的核心，白先勇擁抱現代主義是時代環境和個人經歷因緣際會的自然結果。蘇偉貞以“悼亡”為主題，認為白先勇將日常生活中的那種痛楚退化成為悼亡的美學。李孟舜則指出白先勇不僅將筆觸指向憂郁、瘋癲等人類情感的傷口，更表達特殊時代下離散者身份認同的困惑與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