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

——訪著名文化學者朱大可教授

　　著名文化學者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后獲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哲學博士學位�，F為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是中國優秀的批評家。他以新銳的思想、激情的想象、獨特的話語方式，在當代文化研究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其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燒的迷津》、《聒噪的時代》、《守望者的文化月歷》、《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流氓的盛宴》、《記憶的紅皮書》等。癸巳新春之際，朱大可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這里擇要刊出，以饗讀者。

　　記者：大家都已經注意到，這些年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正在發生重大變遷，作為一個文化學者，你是如何理解和判斷這種變遷的實質和內容呢？

　　朱大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經歷了三次重大轉型，第一代資本主義是器物資本主義，它以器物(實體制造、能源和金融)為其基本特征，第二代資本主義始于上世紀60年代，而在90年代因互聯網和視窗出現而趨于高潮，那就是資訊資本主義，它以資訊(品牌、金融、數碼信息、文化符號等)為生產對象，而把實體制造業外放到第三世界國家。鑒于20到21世紀之交，西方多次發生數碼和金融危機，去年開始，美國正在迅速調整國家戰略，從第三世界召回并復興實體制造業，形成資訊資本主義和實體資本主義的雙重結構，相信歐盟也會隨之跟上。西方正在邁入更加成熟的第三代資本主義時期。

　　記者：在世界變遷的格局中，如何評判中國當代的文化狀況？中國應當如何改變現有的格局？

　　朱大可：相對而言，中國至今還處在實體制造的時代。這種對實體制造的過度依賴，是改革開放30年來嚴重忽略文化建設的重要原因，因為在實體制造業中，文化的因素變得非常虛弱，對于部分主管官員和企業家而言，它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頂多就是經濟的輕盈花邊而已。2009年以來，頂層設計者開始倡導文化產業，試圖將其升格為支柱產業。但這是遠遠不夠的。資訊應該是整個國家經濟結構的雙核之一，它不僅是文化產業的基本內容，而且應當成為實體制造業的靈魂，推動上游的自主工業設計和下游的國際品牌營造，更應成為建設健康公民社會的堅硬骨架。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領域獲得了世人矚目的巨大成就，但在文化領域卻受到各種非議。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認識中國文化的現狀，又該如何推動文化領域的建構和改革？

　　朱大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文化沒有獲得跟經濟一樣的成就，這種狀況引發了公眾的普遍焦慮。其中，屬于公共倫理的誠信危機，受到了公眾的最大詬病，但它只是癥狀，而不是產生整個文化綜合癥的病根。我們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公民社會的建構，它是公民階層、公民制度和公民意識形態的三位一體。沒有這種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任何有關文化的理想主義設計，都只能是刻畫在沙地上的藍圖。

　　記者：如何認識從清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新文化探索中的功能，并總結其得失？精英和大眾文化如何實現良性的互動，以塑造新的文化可能？

　　朱大可：自從軸心時代以來，精英持續成為歷史的主要動力。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是如此。它的三個旗手——陳獨秀、胡適和魯迅，都是知識精英的代表。但這種認知已經被互聯網時代所擊破。大數量的自媒體如博客和微博，制造了一種普遍的幻覺，認為碎片式的言辭可以代替哲學思辨和思想探索，而口水可以代替文化原創。但事實上，除了有助于形成輿論監督環境之外，這種廣場式運動，對文化建構并無直接助益。中國的問題在于，它已經錯過了文藝復興型的精英導引時代，而鑒于精英的飽受質疑，文化改造的使命，變得無人可以承擔�！肮�知”正在成為一個反面名詞，遭到各色人等的嘲笑。作為文化重建的主力，專業和公共知識分子在獨立性、精神性、創造性和正義性的普遍衰弱，是我們要面對的最大難題。精英與民眾的良性互動，取決于雙方是否能夠達成核心價值的共識。

　　記者：儒家文化是主宰中國意識形態長達2000多年的“官學”，在20世紀飽受摧殘之后，現在又面臨被高度追捧的“復興”局面，你如何評判儒學在當代中國社會的意義和功能？

　　朱大可：在20世紀以前，中國人一直生活在儒家文化的空氣里。但儒學是一個內容駁雜的體系，其中既有一些值得吸納的道德教義，甚至有陸王心學這樣的哲學高峰，但也有大量需要加以過濾和批判的思想垃圾。不加甄別地把儒家神圣化，并視為拯救中國文化的唯一出路，這是缺乏現代智慧的表現。有人甚至用憲政跟儒學作互相包裝，弄成所謂的“儒憲”，指望從儒家思想主體中長出憲政民主的大樹，這種緣木求魚之舉，最終只能把文化引向“乳腺炎”或“乳腺癌”的歧途。

　　記者：你認為怎樣的文化格局才符合你心目中的健康文化形態？

　　朱大可：我贊成重新接續歷史文化傳統，但我也擔憂儒家的一家獨大。我們不僅要重視孔子，至少還要重視老子和墨子。尤其是墨家思想，長期受到打壓，從未獲得必要的傳承。中國的“文化菜譜”，應當是各種思想菜系的自在組合，它不僅要容納中國的各種思想學派，更應當容納西方先進文化，由此形成多元并置、百花齊放的態勢。只有這樣，公民對文化思想作自由選擇的權利，才不至于淪為一紙空文。

　　記者：知識界公認的中國文化源頭，是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你怎么看待這個“文化常識”？

　　朱大可：中國文化源頭的源頭在于商周以前的宗教/神話體系。即使是先秦百家，它也不是自閉環境下的原生果實。由于春秋諸侯大量焚毀上古典籍，先秦諸子無法實現區域文化的自我傳承，只能被迫向域外文化求援。老莊學說的原型來自印度吠陀教，墨子學說的原型來自早期希伯來先知；鄒衍的陰陽家學說，其中“九州”概念源于印度，“五行”概念源于波斯祆教，道家的“陰陽”概念雖然是自創的，卻也深受祆教的光明/黑暗二元論的影響。先秦是一個高度對外開放的時代，它的文化繁榮，得益于這種虛心學習、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懷。甚至就連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之類的“英明”舉措，都是向波斯帝國求教的結果。

　　記者：照此說來，中國文化顯然有一個從輸入和輸出的轉變，你如何解讀這種“歷史轉型”？這種文化輸入對當代中國的文化建構具有什么樣的借鑒意義？

　　朱大可：中國經過兩漢，完成了漢民族自我認知。漢文化開始真正建構起來，走自己的發展道路，而跟世界的差異變得越來越大。中國由先秦的“輸入原則”轉向了“輸出原則” ，它的文化原創性這時上升為全球第一。宋明兩代無疑有兩次高潮，大量的中國原創技術及其器物，如造紙術、磁鐵、瓷器、絲綢、茶葉，甚至明代士大夫的美學，都被傳輸到世界各地，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版圖。在我看來，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系，處于這種輸入—輸出的漫長循環之中，而20世紀以來的中國，進入了第二個歷史循環期的輸入階段，它似乎在放肆地模仿、克隆和“山寨”外部世界的先進事物，但我希望這種模仿不要僅限于器物制造，而應當涵蓋包括精神在內的所有領域。唯有如此虛心吸納，我們才能像先秦那樣，最終獲得文化重新起飛的有力支點。

　　記者：據悉，你的新著《中國上古神系》即將由東方出版社出版，你為什么最近幾年在從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的同時，又花費很大精力轉向上古神話的研究？這兩者之間究竟有什么內在的關聯？

　　朱大可：文化是一個歷史有機體，你很難把它從時間上進行切割，進而簡單劃分為古典學和現代學兩個部分。前些年興盛“國學”，最近又開始談論“古典學”，其實都是研究者為自己編織的時間籠子。文化的復蘇必須以文化傳承為前提，但傳承又必須建立在正確的認知之上。許多人都會發出這樣的疑問：你說老子如何了得，但老子的老子究竟是誰？居然沒有一部中國哲學史回答過這個問題。連民族文化的來龍去脈都沒弄清楚，就搞什么“國粹”和“文化復興”，這不是癡人說夢嗎？研究上古神系，就是要弄清民族文化的起源，進而對中國文化精神的本質，做出比較合乎歷史原貌的描述。我在這些問題上花費了近20年的時光�！吨袊�上古神系》，可以看作是一塊敲門的“板磚”，希望能夠就此引出全面梳理中國文化的思想美玉，進而為文化的復蘇或飛躍，架設起一個基礎性的學術平臺。

　　記者：你能否為本報讀者簡要描述一下《中國上古神系》中的基本觀點？

　　朱大可：這本書試圖就中國上古的8位主神和12位輔神的來歷，做一次嘗試性追問，以弄清楚盤古、女媧、伏羲、黃帝、炎帝、帝嚳和西王母等神祇的身份秘密。有趣的是，研究的結果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比如，黃帝是以西亞女神為原型的變遷神，西王母的原型是印度大神濕婆，等等。上古時期存在著一個“泛亞文化共同體”，而中國處于這個共同體的邊緣，先秦思想就是這個共同體的結晶。中國文化從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普世特征，它跟世界的分道揚鑣，是軸心時代結束后的事變。中國文化精神的本質，恰恰不是人們誤以為的“自給自足和自我生長的原生態”，而是它的高度開放、吸納和多元性。如果沒有這種跟世界接軌的闊大氣象，先秦的文化繁榮是不可思議的。

　　記者：對于當下網絡語言肆虐橫行，不斷顛覆傳統漢字的用法，你是否認為這將會帶來巨大的不良影響？社會熱點五花八門、實時更新，如何做才能在快速飛行變化萬般的時代里，始終保持思想新銳的狀態？

　　朱大可：漢字的衰變是過去式，它主要發生在上世紀50年代，而漢語的衰變則是現在進行時�；ヂ摼W在貢獻大量新詞和新文本的同時，也導致了漢語在語體、風格、質感等方面的退化。這種退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拖垮了當代文學，把它變成當代文化體系中最虛弱的部分。我們大家都已經看到，每天都會有大量新偶像雨后春筍般誕生，而我對此早就習以為常了。大眾文化事件基本都是泡沫。你可以學會像孩子那樣去欣賞五顏六色的泡沫，甚至去加入吹泡泡的游戲行列，但千萬不要把泡泡當成本質。只要看穿它的本性，你就是一個永不落伍的人，因為你握住了生活的內在邏輯。

　　記者：有人說我們是精神信仰缺失的一代，那么你認為我們的精神應該寄放在何處？

　　朱大可：你用了一個十分有趣的詞——寄放。這是一個旅行者的思維。是的，我們都是人生的匆匆過客。但相對而言，靈魂的問題似乎更加嚴重。長期以來，中國人的欲望被金錢所包圍，錢袋雖然已經鼓脹起來了，但心靈卻窮得只剩下一個空囊。這是存在的最大難題。值得慶幸的是，21世紀，是心靈重新回歸身體的紀元。有一本書的名字叫做“流放者歸來”，這其中被流放的，就是我們的文化靈魂，它曾經被我們驅趕到很遙遠的地點，但現在，它終于到了回家的時刻。在以后的每一個精神元宵節里，我們都要點起燈來，慶祝跟它的歷史性團圓。

　　微點評

　　日前有論者就春節的文化意義進行闡述，謂之：春節彰顯人倫，血濃于水、瓜瓞綿綿，綿延不絕。春節，文武之道，張弛有度，是振興中華民族的加油站、助推器。

　　文力譚點評：在浩渺的宇宙中辟出時空來，用以慶賀、紀念、聯歡，這是人類文化的一大特征，其根源在于人類生產生活和大自然運行規律之間的有節奏的呼應。巴甫洛夫認為，生命的特點就在于節奏，人類生活何嘗不是如此？因此節日文化就是一個文化肌體生命力的表現，節日內涵、規則的變化和調整，也是文化變遷的反應和印證。中國的春節，一度曾經被市場經濟的實用主義擠兌，幾顯收縮和冷落，這些年在傳統文化重建的背景下，又重新堅實起來，并融入了時代化的觀念和內容。五千年文化的力量和節律，在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情況下，再次頑強地表現出來。由此，我們期待更加濃郁和深沉的年味。

　　教育部日前公布《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從春季開學開始，書法教育將納入中小學教學體系，學生將分年齡、分階段修習硬筆和毛筆書法。

　　文力譚點評：多年來，我十分奇怪的是，在中國文化的影響力逐步擴大，全世界都“說中國話”“寫中國字”的時候，在國內的教育中卻松懈了語文教育，仿佛真覺得中國文化完全就可以遺傳，不用認真對待似的。教育部重新把書法教育納入中小學教育體系，是在戰略上尊重文化傳承規律的表現，是可貴的文化擔當和文化自覺。漢字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漢字的書法藝術，融符號辨識、語言學習、歷史感受、藝術創造、文化體驗、身心修養和社會交往于一身，是研習和體會中華文化最好的入口和方式之一。明代項穆論書曰：夫人靈于萬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發，蘊之為道德，顯之為經綸，樹之為勛猷，立之為節操，宣之為文章，運之為字跡。書法對中國人的價值遠大于別國。書法教育的回歸自然是傳統文化重建不可替代的支柱了。

　　日前，國務院發布《國民旅游休閑綱要》，目標是要在2020年建立與小康社會相適應的現代國民旅游休閑體系。

　　文力譚點評：國家把休閑作為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環節，加以指導和規劃，這是現代執政理念的又一鮮明體現。休閑，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休息問題”，也不僅僅是“帶薪休假”的國民福利問題。在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從個體自由創造的角度，把休閑視為“一切事物環繞的中心”，認為休閑是哲學、藝術、科學誕生的基本條件之一。馬克思進一步從勞動解放和人類解放的理想出發，賦予休閑更充分的價值內涵，他認為，休閑是“不被生產勞動所吸收的實現精神自由的時間”。不僅如此，人的解放的本質就是通過對生產關系的自覺把握和運用，從而最大程度地揚棄”勞動的異化“，推動創造性勞動的充分的實現，為作為“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未來社會開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