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提倡積極健康的文藝批評(許晨 等)

——關于近期《文學報》新批評�？�引發爭鳴的筆談

　　編者按：繁榮文藝創作，一方面需要廣大作家、藝術家深入生活、貼近群眾、關注現實，創作精品力作；另一方面，也需要開展積極健康的文藝批評。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什么時候的文藝批評越活躍，那個時期的文藝創作就越有極大的提升與發展。最近幾年，關于改進和加強文藝批評的呼聲不斷發出，由此不難看出這些年文藝批評的不景氣。不景氣的原因有很多，政策、人情、利益是不可回避的幾大問題。為了改變這個局面，上�！段膶W報》于二〇一一年創辦了新批評�？�，以發表大量犀利的有針對性的批評引起讀者的關注。然而，這種關注也引發了一些爭議。如何看待當前的文藝創作，文藝批評將以怎樣的態度、立場、方式進行批評，這是人們必須回答的問題。本報現約幾位評論家就這個話題進行筆談，以引起更多的作者、讀者對這個話題進行關注、討論、發表意見。

　　批評與底線

　　許  晨

　　近來，我們的文學論壇上硝煙彌漫，起因源于上�！段膶W報》“新批評”欄目發表的一篇關于莫言獲諾獎的評論，令同處一城的《收獲》雜志主編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聯想起此前類似言論，直言突破了文學批評的底線，再也不看其報云云。這引起了包括筆者在內的文化圈人士的關注，找來雙方文稿細細一看，不僅引發了一番思考——

　　什么是文學批評？它有沒有底線？如果有的話，它的底線在哪里？

　　從教科書上得知：文學批評是文學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前者屬于文學理論研究的范疇，后者以文學鑒賞為基礎、以文學理論為指導，對作家作品進行分析研討，任務是評價得失成敗，總結經驗教訓。也就是說，批評二字在這里不僅僅是指批判、抨擊敗筆，也包含推崇、贊賞成功。至于底線的概念，則是指人們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談判雙方討價還價時，心里可以承受或能夠認可閾值的下限、或某項活動進行前設定的最低目標和基本要求。一句話，即能夠忍耐的最大限度。

　　由此來看上述文學報刊之爭，就不難分辨出其中的正反兩個方面。一方痛感當下文壇上無原則的吹捧、說假話之風，高揚“新批評”的大旗，力邀敢說敢寫的“刀筆”，專找“名家大腕”的軟肋，痛下殺手，毫不留情，其間不乏真知灼見，令人心頭一“震”且賺足了眼球。然而，它卻忽略了文學批評的另一個功能：表彰倡導長處。雖然他們表示：矯枉過正，先以講問題為主，再逐步調整到正常的姿態。但只是一味掄圓了大棒猛打(當然這與文革中上綱上線的文壇惡棍不是一回事)，“語不驚人死不休”，令文壇頗為“驚詫莫名”。如此而已，不應該叫做“新批評”，改叫“新批判”“新筆伐”似乎更為相宜�；蛟S正是基于這樣的組稿編輯方針，觸犯并激怒了另一方心中的容忍程度，終至“惡從心頭起，恨由膽邊生”，痛加駁斥。

　　兩位主編隔空叫板，一個說如此對待作家，“已經越過文學批評的底線，是純意識形態的思維，“文革”式的語言”。另一個則說“他所做的，只是在保留文學批評的尊嚴與底線”。究竟誰是誰非？哪一個“底線論”站得住腳？筆者感覺從他們各自的立場出發，都有理直氣壯的道理，然冷靜一想，又都有其值得商榷之處�！靶屡�評”認為真正的批評就是要入木三分，打在痛處，但有些話說得確實很過分很難聽。不愿看其報者認為這不是批評，而是要把有才華的作家都逼瘋，這顯然也是感情大于理智了。從某種角度上說，底線猶如底褲，一旦扯掉，不雅、陰暗乃至丑惡就暴露無遺。

　　眾所周知：任何一位作家和他的作品都是可以批評的，可這個批評必須是善意的、建設性的，而不是出于個人恩怨、挖空心思隨意攻訐，甚而潑婦式的破口大罵。由此，人們感覺某些報刊某些文章的確有些失之偏頗，攻擊一點，不及其余，好像非要把國家和民族的盛事弄得灰頭土臉不可。這應引起報刊編輯們的高度注意，在今后的編發稿件中加以改進，不要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要知道，“矯枉過正”有時會傷人太甚，并不可取。

　　反之，指責其超越底線者，大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勢，指天發誓要罷看，甚至怒斥其“噴糞”。令人不僅啞然失笑：道不同不相為謀即可，犯不著小孩子似的意氣用事。實事求是地說：盡管那些批評文章言辭過激，缺乏與人為善的態度，但還是想盡量擺出言之成理的觀點——當然有些是難以服人的，并非圖謀一棍子打死，實際上也是打不死的。嚴格地講：作文與做人一樣，是有底線的。這個底線就是道德良知和法律約束。顯然，用語刻薄，還談不上逾越了上述底線，只不過是對“為了紅包而炮制文章的文學贊揚家，為趕會場而到處奔忙并出賣自己的文學良心”的一種反動罷了。

　　早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壇，就有“捧殺與棒殺”之說。即指文學批評胡亂吹捧和一味棒打�！芭酢睆摹疤崾帧迸�，“棒”從“木”字旁；方向相反，前者向上，后者向下，最終的效果卻相同。自從魯迅先生提出“棒殺與捧殺”之后，人們多嚴于警戒捧殺，疏于提防棒殺。這在今天卻恰恰倒了過來。所以，也就有了某些報刊打著“善意、銳利”的旗號，實則善意不足，銳利有余，對某些作家口誅筆伐、窮追猛打。導致喜愛這些作家的讀者編輯們，忍無可忍，反唇相譏，從而產生了近乎失去理智的混戰亂象。

　　毫無疑問，我們需要健康、陽光的文學批評，不能為了追求博眼球效應，嘩眾取寵，惡語相向�！段膶W報》的“新批評”最好修訂一下自己的航向，早日駛上正確的征程。另一方面，《收獲》的人也不用怒不可遏，與其不共戴天，以至收獲仇恨和“敵人”。民國初年文化界報刊上派別林立、互相攻訐的場面不應重新上演。簡言之：在當今文學藝術大繁榮、大發展、建設文化強國的大勢里，這種感情用事的所謂“論戰”可以休矣。它無益于當下的文學事業與和諧社會。雙方需要克制，真正做到像魯迅先生指出的那樣：“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边@里對批評二字的闡述，應該是正常的文學批評所恪守的底線。

　　文學批評怎樣才能讓人滿意

　　張宗剛

　　今天的文學批評到底怎么了？不滿與質疑之聲，每每呈高漲之勢。不得不說，這些年，每一個和圈子沾邊的人，都共同目睹了文學批評生態的變異。商業批評風行不衰，學院批評一統江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種“萬類霜天競自由”式的格局悄然瓦解，曾經不無神圣的評論，儼然淪為一種壟斷性行當。當下的批評界貌似熱鬧，卻幾乎是清一色的學院派當家，雖不乏高人英士，終究庸者苦多。其備受詬病之處，便是圈養于學府，暢享體制春風，飽食終日而鬼話滿篇，以似懂非懂為時髦，以不知所云為榮耀。而一些作為批評主陣地的業內刊物，又不免彌漫著令人掩鼻的江湖氣和幫會氣。當八面來風變成了簾幕重重，當開放的廣場萎縮成獨家小院，一些缺乏基本才具的外行，竟也通過特殊渠道混入批評之門，安然討得一杯羹湯。如此，評論的生態怎不惡化？只須駐目評論圈，看看有幾多不三不四之人、不痛不癢之文，即可明白問題的實質。

　　當批評不再向大眾敞開，而成為少數人的專利，批評也便日漸蛻化為交際的手段，蛻化為評職稱的敲門磚。本是源諸性靈的批評，正變得越來越技術化、格式化、量化，同時也越來越異化、僵化。個性是學術的靈魂，真正的個性是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因強調學理而刪除個性，摧折鋒芒，剿滅思想，此種殺雞取卵式的舉止，無異于倒洗澡水時連同嬰兒一并潑出。大樹不能在花盆里生長，若無天馬行空式的大精神，又怎會有大藝術的產生？回首以質取文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正是一個感應盛唐精神的文化時代。那時的批評文字多是拿擲飛騰的、熱風撩人的、血性昂揚的、就事論事的，讀來何等痛快淋漓！

　　思想的缺失，分析的乏力，概念的羅列，術語的堆砌；對異域文論的生吞活剝，對他人成果不知饜足的引用，種種的談空說有不著邊際，都使得當下的批評文體流于神秘和玄虛。所謂學理、規范，原本只是形式層面的要求，在淺表的邏輯論證和格式規范之下，更應有著豐富的內心、深邃的精神。優秀的批評文字永遠是空諸依傍而直指靈魂的。一篇批評文章，即便從技術的角度觀照，也應援引有度，布局合理，不可一味沉溺于掉書袋，做文抄公。綜覽那些主體缺失的批評文字，隱去評論者的姓名，你看不出是誰寫的；隱去被評論者的姓名，你也看不出是在寫誰。又遑論學理的清通，思路的暢達？

　　在“學理”“規范”的指揮棒下，多少低能的批評者因了運筆躑躅變得不說人話，猶如故事中原本行走如飛的蜈蚣，待到被問及走路應先出哪一條腿時，反而再也不會走路。批評在本質上是創造性極強的個體活動，融鑄著主體的人格、氣魄和性情，精神、信仰和胸襟。批評文字應該是大氣磅礴的，運斤成風的，自由自在的，特立獨行的；開闊的思路，縝密的邏輯，優美的學理，銳利的鋒芒，都應成為評論必備的元素。批評應秉持審美標準與道義標準，與流動不居的文學星河齊頭并進。批評的要旨在于護守文學本體，捍衛普世價值，切實把握所評對象的豐富與復雜。

　　批評者不是上帝、判官，被評者亦非賤民、罪人。反之亦然。批評的過程不是在審判在施舍，而是在交流在對話�？膳碌氖且恍┡�評者，高擎客觀公允的大纛，卻將個人恩怨置于批評的公信力之上，或投桃報李，或睚眥相向，遂使批評淪為純然的報恩工具和泄憤載體。如此“摻沙子”式的舉動，誠為對批評的輕慢褻瀆。舌燦蓮花的表揚，意態亢奮的謾罵，二者同為價值失范時代的劣行惡舉。倘若說文字如刀，其功能則在于療疾而非傷人。沉靜內斂遠勝于詞氣浮露，包容大度遠勝于刻薄尖酸。一個合格的批評者，在其文章中所展示的應是澄澈的內心，而非渾濁的內分泌。當然，在我看來，哪怕是酷評，只要不是出于嘩眾取寵聳人視聽的病態心理，也總比那些生死人而肉白骨的關系批評、人情批評、哥們姐們批評好出許多。不論酷評雅評，均須析之成理、言之有物，蘊含著懷疑的精神和個性化的元素。

　　從事批評不能強作解人，斷章取義，發誅心之論。批評家務須虔誠檢視內心的道德律令，方可坦然仰望頭頂的燦爛星空。一篇好的批評文章，必然是雍容的、舒展的、詩性的、深美的、閎約的、人文的，具備了慧黠與厚重、溫情與幽默等多種美質。評論大可隨意，但絕不能隨意到穿著內衣見客、光著膀子上街的地步。評論應該是神采奕奕的，猶如天雞唱曉；是枝葉紛披的，猶如高樹婆挲。今天，我們很難再讀到李健吾、李長之、梁宗岱、宗白華、鐘惦棐、胡河清式的批評文字了——那樣地隨物賦形，靈動豐沛，活色生香，如同云層激發出閃電般令人感奮。近年在內地文壇閃亮登場的美籍華人學者王德威，其批評理念大可商榷，其批評姿態頗值嘉許：文體如瓔珞敲冰，精彩絕艷，筆調如鳴溪出澗，滿眼生鮮�！拔逅摹币越蛋自挐h語的純美風情，或許正可從中見出端倪。

　　時流所致，批評的墮落在所難免，不必大驚小怪，更不必譴責連連。世間本無絕對的圣徒。與其討伐別人，不如清理自我。建構比批判重要、行動比言語重要。文學生態和批評生態的改良，終究有賴于你我他的戮力同心。

　　不是為了批評而批評

　　王  童

　　有關李建軍在《文學報》上批評莫言一事，本也在意料之中，對此，我在這之前也早同他交換過意見。然李建軍固執己見，已陷入自己編織的批評“怪圈”中不能自拔�！段膶W報》發表批評文章，本也是無可非議的。但問題是那種把批評內涵變成沒任何實質內容的大批判，也著實讓人感到這純屬個人的意氣用事�！妒斋@》主編程永新說，如果以前對王安憶《天香》的批評、對賈平凹《帶燈》的批評只是顯示幼稚可笑而已，那么李建軍對莫言的攻訐已越過文學批評的底線，純意識形態的思維，“文革”式的刻薄語言，感覺是已經瘋掉的批評家要把有才華的作家也一個個逼瘋！我完全贊同。

　　我喜歡莫言的作品，是從“紅高粱”“紅蘿卜”開始的。也許我是學電影的，對同名影片帶來的那種張力與震撼感是從心里折服的。面對鏡頭，我們很清楚影片中搖曳的紅高粱在落日余暉中多么出神入化。此外，片中那些人物一掃“文革”中高大全式臉譜。雖說那時已“解凍”多年，但文藝上的創作模式仍在鉗制著人們的思想。電影《紅高粱》的出現讓人耳目一新。當然，這影片一半是張藝謀導演的成功，但肯定離不開莫言小說的底蘊。莫言作品兩度獲得國際大獎不是偶然的，而是里面滲透了人類共通的思想價值。盡管莫言曾說過小說家不應有自己的思想，而實際上他那帶有黑色幽默感的反叛思想痕跡無一不烙在字里行間。

　　批評者常指責莫言作品刻意應和西方云云，對此，我斷然不能同意。莫言作品那么土得掉渣了的中國化，那么“聊齋志異”、那么“世說新語”，甚至結構都有些按中國古典小說的章回體進行，憑什么給人亂扣帽子？而且退一萬步來說，就是應和了西方又有什么錯？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面對國力衰微、痛定思痛，大量模仿譯介大量西學政經及文學的東西，有什么大驚小怪的呢？而反過來，有著千年輝煌的中國文學，則因為譯介等種種因素，一直未被 西方認同和了解，這本身就是個錯位。為此，我曾建議魯迅文學院開一個翻譯班，研討一下如何將中國文學的精華介紹給世界。中國文化再博大精深，外界一無所知也是隔靴騷癢。后來這個班開了，但收效如何，尚不得知�，F在莫言終于開啟了這個“文學門”，有什么理由不為之歡欣鼓舞呢？在人家作品里挑出一些章句吹毛求疵，是不是有點過分了。而且，我發現一個怪現象，這些煞有介事的批評在對莫言舉起批判大旗，說什么身體寫作的怪論時，多年來卻對弗洛伊德精神現象學中的生理解剖推崇備至。純屬人格裂變。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百多年來中國文學的一個突破。盡管諾貝爾文學獎有過種種偏見，但百多年來，該獎評選出的文學作品失水準的鳳毛麟角。羅曼·羅蘭、 肖洛霍夫；薩特和丘吉爾；帕慕克與略薩、庫切等等，其磅礴的文思、激動人心的字句、深刻的哲理，無一不啟迪著人類的思維，推動著民主社會的進步。

　　現在也有評論家說，莫言得獎了，是不是就不允許批評了。問題不在這，而是在于那種別人說正我必說反的偏見與心理。莫言獲獎至今還沒出一年，批評者就等不急開始大加討伐、編造推理出內幕了。這只有善“窩里斗”的某些國人才干得出來。相反，川端康成當年為日本得獎時，日本文壇是怎樣的推介和振奮啊。而我們怎么了，都吃錯了藥了嗎？那些自持特立獨行的文學批評家，對莫言作品的批評，有些也完全在點上。但若你認為你們就比那十五位諾獎評選資深院士還高明、有眼光，是不是也言過其實了，尚且莫言在國內外受關注，被贊賞，被授獎，也不是第一次了，難道說那些評論家編輯家都目光短淺、不明文理嗎？而且，反過來說，什么作品會十全十美呢？

　　這些批評家在不同場合批莫言，有時已不是單純的文學批評了，因正常的批評，應有正有反，肯定成就批評謬誤。而他仍一味地不失時機找話題抨擊，正常嗎？如在報告文學研討會上他們不談報告文學的現狀，也找碴兒大談莫言，莫非莫言寫了部《生死疲勞》的報告文學？

　　莫言獲獎對中國純文學的貢獻是個里程碑，起碼他將人們迷茫的目光從那些小混混及抄襲者身上移了過來——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起純文學的價值了。作家劉震云言， 中國起碼有十位作家水平可獲得此殊榮，并不為過。這對中國作家的盲目模仿國外作家的創作方法，有了一種詮釋，使得他們對自己的文學傳統更自信了。一直在批莫言的德國漢學家顧彬現已在重新檢討自己，想必他會更加客觀公正地看待中國作家的作品了。

　　然而，我并不想排斥批評家們客觀公正地評析包括莫言在內作家們的作品，要平心靜氣地商榷一番，而不是為了批評而批評。

　　不可隨意設置文學批評的框框

　　熊元義

　　不可否認，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自由還是比較充分的。二〇一二年十月， 瑞典文學院在頒發中國作家莫言“諾貝爾文學獎”時肯定了莫言“用冷嘲熱諷的手法抨擊貧窮和政治虛偽，抨擊歷史及歷史造假”；褒揚了莫言“以毫不掩飾的喜悅戲謔地揭示了人世間最陰暗的方方面面”；贊賞了莫言“呈現了一個沒有真理，沒有常識或同情心的世界，其中的蕓蕓眾生都顯得魯莽、無助而荒誕”。雖然莫言的文學作品未必都是如此，但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所指出的這些方面也是令人觸目驚心的�？梢�，中國當代社會對作家創作是相當寬容的。但是，與作家這種比較充分的創作自由相比，文學批評家的批評自由卻不是很充分的，至少存在著一些或明或暗的框框，譬如不應為批評而批評，文學批評不應專門盯著文學名家批評甚至不要批評名家，等等。這些明的暗的框框嚴重束縛了當代文學批評的自由發展。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在各種框框的束縛下出現了極為鮮明的反差現象，真正有利于文學發展的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科學的文學批評極難開展，而那些涂脂抹粉的文學批評卻極度興盛，涌現了大量的不著邊際的報喜不報憂的文學批評。為了殺開一條血路和沖破銅墻鐵壁，從二〇一一年六月起，《文學報》大力倡導文學批評的新風，先以講問題為主，希望矯枉過正。雖然這些以挑毛病為主的文學批評屢有失誤，但卻有力地沖擊了日漸板結的當代文壇。

　　可是，《文學報》這種集中推出以挑毛病為主的發展文學批評的方式卻遭到了或明或暗的抵制，甚至還被冠上“滅人”和“毀人不倦”的稱號。如何對待這些不無偏激的專挑毛病的文學批評呢？很簡單，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無論是作家，還是文學批評家，在碰到這種專挑毛病的文學批評時不能反應過敏，更不能利用各種形式壓制甚至打擊這些以挑毛病為主的文學批評家。否則，文學批評家就將徹底喪失批評的自由。據粗略統計，當前活躍于文壇的文藝批評家數量十分有限，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體裁的批評家就更十分有限，不過一二十人吧。批評家水平的高低，當然不能以人數來計算，但有一定的量總還是必要的。按說，批評家選擇什么樣的文本進行分析、評論是十分自由的。但因為是批評，于是很多名家大腕就很反感。文學名家能不能批評？本來，這不應是一個問題。很簡單，沒有對文學名家的批評，就沒有對文學名家的超越。而沒有對文學名家的超越，就沒有長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文學發展�，F在這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文學界出現了一些既得利益群體，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止這種批評，以至于文學名家不得批評和批評不得。那些由批評文學名家所引起的文化官司明的暗的時有耳聞就不難令人感受到這種批評的困厄。

　　奇怪的是，文學批評家在貶斥作家作品時言實相錯，被批評的作家就反應過敏；文學批評家在贊揚作家作品時言過其實甚至達到捧浮夸的程度，被贊揚的作家卻幾無謙讓。這就是說，有些作家并非真正排斥文學批評，而是只拒絕“說壞處”的文學批評，還是接受“說好處”的文學批評的。這種只接受報喜不報憂的文學批評現象一是反映了一些作家缺乏應有的自省，不能自覺地主動地優化自身的精神結構；二是反映了一些作家缺乏必要的自信，不能與外部世界進行廣泛的交流。其實，一部文學作品如果經不起批評，或者一批就倒，那么，這部文學作品的價值是很值得懷疑的，甚至可以說是價值極少的。相反，不少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在文學批評中日益完善起來的。在世界文學史上，大多數成功的文學作品都是在反復修改中出世的。而這個不斷修改過程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過程。因此，只有那些極度缺乏自信的作家或者江郎才盡還在混的作家，才害怕“說壞處”的文學批評。

　　當然，《文學報》在倡導文學批評的新風上并非盡善盡美，還有很多不夠完善的地方。不過，這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并不在于刊登了一些不是很到位的文學批評論文，而是在文學批評的理念上亟待完善。一，《文學報》集中推出的以挑毛病為主的文學批評論文雖然令人耳目一新，有力地沖擊了文學界既得利益群體的潛規則，活躍了文學思維，開拓了文學空間，但不少文學批評論文卻僅僅停留在現象羅列上，不能從理論上更深入地解剖那些文學“病象”，可謂治標不治本，往往是“熱鬧”過后，又歸沉寂。二，《文學報》雖然冒天下之大不韙，推動文學批評家批評名家名作，極大地解放了文學界的思想，推動了當代文學及批評的發展，卻過多集中在批評名家名作上，還是有些美中不足。如果能夠在批評名家名作的同時大力發掘新人新作，甚至可以不同流俗地挖掘文學史上不為人注意的優秀作品，就更為理想。這將在打破既定文學秩序和發掘新人新作上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