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時代及其個人經驗(陳曉明)

　　周志雄的刻苦勤奮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2011年，周志雄申請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博士后，在提交給我的材料中，看到他已經發表了90多篇論文，出版兩部專著，還有兩部正待完成的書稿。這些成績讓周志雄在眾多的申請者中脫穎而出。此番讀到周志雄的書稿《張潔論》，看出周志雄讀書寫作下的功夫，還是很值得肯定的。

　　張潔是中國新時期重要的代表作家，她在當代中國人的情感自主表達方面開了先河�！稅�，是不能忘記的》如一個時代對人的情感探究，對愛情主題開啟禁區的宣言；而她后來的《無字》對愛情截然不同的表達，不只顯示出一個老作家的深刻思考，而且也反映了文學對人性、對一個時代精神觀照方式的深刻變化。誠如周志雄所指出的那樣，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對張潔的研究相對要冷得多。這或許是因為張潔貼緊時代表達的主題已經時過境遷；或許是因為張潔始終在人性人情的基本問題上做持續的探索，只是深化而無爆破。當代文學研究界沒有從張潔的作品中發掘出新鮮的話題，而依然要做常規平實的研究，要出奇出新就很困難�；蛘咭�把常規問題做得扎實，做得到位，就要下相當的功夫。這就考驗出周志雄做學術的平實、耐心和韌性。

　　周志雄這部《張潔論》的價值，體現在它相當全面地反映了張潔創作的方方面面。迄今為止，在我有限的視野中，有幾本論張潔的專著，但延伸至她21世紀初期的全部作品的還比較少見。雖然關于張潔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棟，但專著實在不多見。周志雄這部書稿，就可以算是很全面研究張潔的成果。顯然，從張潔的生平創作道路的起步、轉型到成熟，張潔代表作的詳細分析，張潔作品的重要的主題、藝術風格，以及與時代的關系，周志雄這部書稿都做了全面梳理。

　　周志雄對張潔的整體把握是很到位的，他的總體評價對張潔充滿了感情：他寫道：“她以愛和美的構筑走上文壇，她第一個以全景式眼光展現時代改革的艱難。她不斷地拋棄過去，從溫文爾雅到尖酸刻薄，從現實抒情到現代寫意，從尋找生活的答案到呈現生活的悖論，她的作品總是在不斷地挑戰著自我的藝術潛質，不斷尋求著藝術的創新�！敝苤拘壅J為張潔把全部的生命情感投入寫作，“能將十余年浸泡在一部作品中”，是一個有著世界文學視野，又創造了豐富的文學世界的作家。周志雄表示，對張潔的研究，就是“對整個新時期文學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微式的考察”。

　　周志雄這部書稿緊緊抓住張潔與時代互動關系來把握張潔創作的特征，這是很有見地的做法，也符合張潔創作的實際。張潔在“文革”后步入文壇，已經年屆不惑之年，她一出手的作品《從森林里來的孩子》《愛，是不能忘記的》，就引起極大的反響，幾乎唱響了新時期人道主義的序曲�！皞�痕文學”在揭示“四人幫”的禍害時，張潔深入到更深層的人們的內心，去寫出人們內心的渴求。這就具有開啟時代未來面向的積極意義。周志雄同時也看到，在“傷痕文學”的群體中，在歸來的“右派”對“文革”的反思性批判中，張潔有所不同，她與這個時代同呼吸共命運，她雖然不是“右派”，也沒有“右派”們的身體的直接創傷，但她有心靈的壓抑的感受。這使她更深刻地從人性的要求，人的價值尊嚴去思考對“大寫的人”的書寫。

　　確實，整個1980年代的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是如此緊密，幾乎也是在回答時代給出的問題。經歷過批判“文革”的階段，中國面臨實現四化的現實召喚，張潔也投身于改革文學的創作。她試圖用她在工業部門工作的優勢來創作改革類的文學作品；在多方鼓勵下，張潔創作了《沉重的翅膀》。這部小說無疑是時代的產物，依然還是社會主義革命文學的那種敘事模式，大題材、大問題以及社會性。它的問題在今天看來也是明顯的：人物性格打上了時代需要的印記，他們似乎都是被改革這個時代課題決定了性格的正面和反面、進步與落后、善與惡的對立等等。周志雄出于對張潔的偏愛，也試圖給這部作品以更富有藝術性的解釋，例如，這部作品內含豐富的女性對家庭生活倫理的表現。這當然也是可以自圓其說的，我們通常會揭示五六十年代的小說在強大的政治壓力底下，依然有一定的文學性含量，從《三里灣》《創業史》《三家巷》，甚至《艷陽天》這些作品都可以看出。 但對于20世紀80年代的作品，我們對此卻會從另外角度來論證同一問題。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被看成是啟蒙主義意識濃郁的文學，總體上這也沒有錯，但其文學思維方式、文學的表現方法卻與五六十年代的小說有一脈相承之處，那就是在前進與落后、正面與反面、善與惡的二元對立結構中來展開敘事。即使像張潔這樣的女性作家，這樣試圖給予個人化的經驗介入小說敘事的作家也依然難逃這個時代的印記。

　　周志雄注意到，張潔從《方舟》《七巧板》《祖母綠》開始，更自覺地要以個體經驗介入時代的問題，要以個體經驗作為小說敘事的依據。周志雄在把握張潔的創作與時代關系及其變化時，頗為敏銳。周志雄寫道：“在此我們又不得不做這樣一些猜想：張潔就是這樣一個離婚的知識女性，她的寫作無疑具有某種現實體驗的成分�！斗街邸钒l出的聲音是：‘你將格外地不幸，因為你是女人�！�”實際上，張潔轉向個人經驗寫作，也是與時代總體性的意識形態不再起支配作用有關的。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國社會一方面意識形態沖突內在化，也就是沖突更加深刻并向內轉，其結果必然導致原有的總體性解體。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必須自己去尋求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想資源，不再是只把批判性思維對準“四人幫”或“文革”就能解決問題，而是在人道主義、人性論以及啟蒙的精神方面有更深刻的拓展。主體性以及西方現代主義更多的思想資源涌進中國，勢必造成思想多元分化的格局。在這一時代轉型過程中，周志雄看到張潔個人經驗介入文學敘事的路徑，他解釋了張潔后期創作的思想內涵和藝術特征，也探討了她的局限性。

　　但有一個問題似乎還可以提出再加深究。像張潔這樣的作家，后期也轉向個人經驗的寫作，她晚年的《無字》無疑是一部相當出色的作品，再度獲茅盾文學獎；但客觀地說，似乎還沒有抵達更高水平。我們說的更高的水平，也就是在思想內涵的深刻、思想資源的豐厚、藝術表現手法的張力等方面，顯出更大的氣象和更具有沖擊性的力道。當然，要求一個60多歲的老作家始終具有旺盛的創造性，具有超一流的藝術爆發力，也確實不現實。但我們將其作為一個問題來探究還是合理的。張潔后來的小說，不只是《無字》，略早些時候和同時期的作品，如《紅蘑菇》《知在》《靈魂是用來流浪的》《四個煙筒》等等，這些作品并不期待“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是著力描述一種破敗、蒼涼的現實，兩性之間相互的仇恨、隔膜更突出了，作品多了冷硬、刻骨的蒼涼之感”。周志雄的這些分析抓住了張潔后期創作的特征，但是，如何評價這種特征，分析她在當代小說創作中的作用，則還有待深入討論。

　　確實，張潔后期的作品對兩性的冷漠和敵意表現得相當充分，甚至過于充分了，因為她樂意以這種二元對抗的敵意來建構男女關系，并且也成為她的小說隱含的基本敘事模式。但問題在于，張潔回到個人經驗或直接體驗之后，她并不想超越這種體驗，不想在更為廣闊和復雜的關系中來思考男女關系。個人的直接經驗對于她來說太沉重了，她回到了她的精神深處，但這是她個人自己的苦痛之鄉，有點深陷于此，這無疑妨礙了她在更多樣的結構中來思考男女關系，思考人的關系以及人作為社會存在的那種復雜性。

　　事實上，不只是張潔，張潔的同代作家，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他們突然從時代的中心撤退下來，幾乎是重新書寫個人的記憶。王蒙、從維熙、魯彥周、張潔、張賢亮、蔣子龍……他們在晚年時期都有相當棒的作品問世。王蒙的創造力幾乎是超常地旺盛，“季節系列”之后，還有《青狐》等作品，令人驚嘆；魯彥周有《梨花似雪》……這些作品竟然都是才氣縱橫，揮灑自如。但是，這些作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緊緊依附著自己的個人記憶，入于內也囿于內，縱橫捭闔也沒有更有力地跳出個人記憶/經驗的圈子。

　　這當然是一種苛求。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方式，有一代作家的使命，也有一代作家的限定。相比之下20世紀50年代的作家可以在文學向內轉之后，轉向個人的經驗的同時，也能與更為廣闊復雜的歷史對話，20世紀50年代作家群體確實要比三四十年代作家群體來得更為有力，如莫言、賈平凹、張煒、劉震云、閻連科、王安憶、鐵凝、韓少功、阿來、李銳等等，這也說明中國文學后浪推前浪。正是三四十年代作家哺育了后來者，擋住了后來者的去向，20世紀50年代才在個人與歷史的對話中要另辟蹊徑，去開掘更深遠的思想和美學的場域。很顯然，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作家也在尋求更有內向力的突破，他們回到個人經驗的寫作中，開掘出個體經驗與某種想象力和思想性混合的內涵元素，那樣的漢語文學品質，可能具有更強大的伸展力。對于中國文學這方面的特質的論述，相信是周志雄這代學者的任務，當然這是一項艱苦長久的工作。周志雄謙虛好學，到北大中文系做博士后，一再表示要尋求自己學術方法的突破路徑。他勤于思考，相信他會做出新的成果，并且在闡釋中國作家作品方面作出獨特的貢獻。(陳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