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清醒與盲區(熊元義)

    2012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作家莫言出席諾貝爾頒獎典禮晚宴。新華社記者 武 巍 攝

　　◎一個重要作家尤其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作家不能只關注自我的狹小天地。如果這個重要作家始終局限在自我世界里，就會喪失對人類社會的思想能力，甚至墮落為社會的棄兒。

　　◎莫言反對文學創作揣度甚至迎合文學獎評委的口味是正確的，但進而認為作家甚至可以不考慮受眾、不考慮時代，則有些矯枉過正了。

　　◎莫言對于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這種價值期許不但沒有清醒地認識和抵制，反而是認同和百般美化，反復認為他們除了文學成就以外沒有考慮其他，就不是明智的。

　　◎莫言在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后，雖然作為社會人沒有自我膨脹，但卻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的文學命運和諾貝爾文學獎捆綁在一起，就不是自信的。

　　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中國當代作家是對中國當代文學成就的高度肯定，還是對中國當代作家的精致包裝？在北京中澳文學論壇上，中國首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莫言在回應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的這種不同反應時集中闡發了他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認識(見《諾貝爾文學獎及其意義——在中澳文學論壇上的發言》 ， 《文藝報》 2013年4月12日) ，既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的社會角色給予了定位，也羅列了不少諾貝爾文學獎的作用。這些認識既有難得的清醒之處，也存在一些盲區，在一定程度上無助于中國當代文學界乃至全社會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正確認識。

　　莫言對重要作家的社會角色的定位是矮化的

　　作家的社會角色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作為一般社會人，二是作為從事精神生產的特殊社會人。莫言在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包括他自己的社會角色定位時沒有區分這兩個層面。

　　莫言認為，那些把自己抬舉得太高的作家以為寫了幾篇小說，寫了幾個劇本、幾首詩歌就高人一等，就可以看病不排隊、坐出租車不付錢，那不但會遭人恥笑，甚至會被人揍得鼻青臉腫。進而指出，如果一個作家獲了諾貝爾文學獎，就錯以為自己成了“大人物” ，就可以頤指氣使，那就不僅僅是浮薄而是混賬了。與不少作家在謀得文學獎后就不知南北相比，莫言在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后沒有忘乎所以，沒有頭腦發熱，而是異常清醒，異常冷靜�？磥�，作家從維熙在懷念作家孫犁時披露，莫言特別敬佩恪守清高和清貧的孫犁，的確不是虛傳。而莫言的這種清醒和冷靜無疑有助于他在獲得巨大榮譽后回歸常態，并再接再厲地創作出更了不起的文學作品。對作為一般社會人的作家，莫言的這種社會角色定位是很好的，令人敬佩。但是，作家不僅是一般社會人，還是從事精神生產的特殊社會人。莫言認為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不應該承擔比一個普通作家更多的社會責任。這是很不準確的。莫言這種對重要作家的社會角色的矮化容易引起中國當代文壇乃至全社會的誤會。

　　隨著作家莫言的社會影響力上升，中國當代文壇乃至全社會都渴望莫言寫出更優秀的文學作品，渴望莫言成為中國當代作家的標桿，甚至渴望莫言在特定時期里寫出左拉的“我控訴” 、巴金的“講真話”等作品，并不過分。至于莫言今后能否實現這些目標或多大程度地實現這些目標，中國當代文壇乃至全社會都是不能求全責備的。但是，莫言卻不能完全推卸這種社會責任。莫言認為：“大千世界，人各有志，每個人都有權力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入世方式，作家從來就不是別樣人物，把作家的地位抬舉得太高是對作家的傷害——其實在中國，作家的高尚地位，基本上是某些作家的自大幻想。 ”這種自由選擇論不僅站不住腳，而且難擋中國當代文壇乃至全社會的指責。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有些作家在抵制文藝批評時提出：“在怎么活的問題上，沒有應當怎樣不應當怎樣的模式，誰也不能強求誰。 ”他們強調了選擇的自由，但卻忽視了人在自由選擇時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這至少是對法國哲學家和文學家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的肢解。薩特指出，人就是人。這不僅說他是自己認為的那樣，而且也是他愿意成為的那樣——是他(從無到有)從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為的那樣。人除了自己認為的那樣以外，什么都不是。但是，人要對自己是怎樣的人負責。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這篇著名論文中指出：“只要我承擔責任，我就非得同時把別人的自由當作自己的自由追求不可。我不能把自由當作我的目的，除非我把別人的自由同樣當作自己的目的。 ”薩特認為，當我們說人對自己負責時，我們并不是指他僅僅對自己的個性負責，而是對所有的人負責。所以，“人在為自己作出選擇時，也為所有的人作出選擇。因為實際上，人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為的那種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動中，沒有一個行動不是同時在創造一個他認為自己應當如此的人的形象。在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間作出選擇的同時，他也就肯定了所選擇的形象的價值；因為我們不能選擇更壞的。 ”在薩特看來，“我們選擇的總是更好的；而且對我們說來，如果不是對大家都是更好的，那還有什么是更好的呢？ ”因此，莫言的自由選擇是不能完全推卸社會責任的，尤其是不能完全推卸他在社會生活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既然作家的社會角色分為兩個層面，那么，作家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是分為兩個層面的。這就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與在社會生活中所擔當的社會責任。從事精神生產的作家在日常生活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是很不同于在社會生活中所擔當的社會責任的。作家可以推卸一些在日常生活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但這卻是為了更好地在社會生活中承擔社會責任。莫言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責任和在社會生活中的社會責任。從這種混淆中不難窺見，莫言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是富有生存智慧的，不但能夠活躍于夾縫中，而且能夠得到對立雙方的捧場，即一方看到的是具有政治消解力量的莫言，另一方看到的則是在日常生活中謹小慎微、安分守己的莫言。中國當代文壇乃至全社會固然不能在作家莫言的日常生活上求全責備，但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上尤其是在中國當代社會的發展上則可以在作家莫言肩上適當地壓上一些重擔。這些重擔絕不是過分的。也就是說，一個重要作家尤其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作家不能只關注自我的狹小天地。如果這個重要作家始終局限在自我世界里，就會喪失對人類社會的思想能力，甚至墮落為社會的棄兒。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既要反映現存沖突，又要合理地解決這個現存沖突，作家尤其是重要作家豈能置身事外？莫言如果置身事外，沉醉在自我世界里，就只能創作一些不痛不癢的文學作品。這不是中國當代文壇乃至全社會所愿看到的結果。

　　莫言對諾貝爾文學獎的作用的認識是片面的

　　莫言對文學獎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的作用有個總體判斷，就是“文學的發展、繁榮，與文學獎沒有任何關系，而要想寫出好作品，首先就應該把文學獎忘掉，如果一心想著文學獎，把得獎當成寫作的動力，甚至去揣度評委的口味并試圖改變自己的風格，這樣的努力多半是南轅北轍” 。這個總體判斷是不準確的。人類設立文學獎絕不是在文學發展上可有可無的，而是起到了推動文學的發展、繁榮的作用。即使文學獎評獎出現不公正現象，也從消極面上影響了文學的發展、繁榮。因而，這種認為文學的發展、繁榮與文學獎沒有任何關系的判斷無疑是盲目的。而莫言反對作家把得文學獎當成寫作的動力，甚至去揣度評委的口味并試圖改變自己的創作風格，認為作家“寫出好作品，首先就應該把文學獎忘掉” ，這的確是中國文壇對文學獎少有的清醒認識。中國當代文壇的確有些作家出現了揣度甚至迎合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口味而出乖露丑的現象。莫言的這種智慧警言無疑是一劑清醒劑。莫言反對文學創作揣度甚至迎合文學獎評委的口味是正確的，但進而認為作家甚至可以不考慮受眾、不考慮時代，則有些矯枉過正了。莫言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獎項能有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文學車輪滾滾向前的力量。文學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是人類追求光明、懼怕黑暗的本性使然，是人類認識自我、表現自我的愿望使然。這是相當正確的。但是，不可否認，中國當代文學界曾有一股強勁的迎合諾貝爾文學獎一些評委的創作風氣。至于這種迎合諾貝爾文學獎的創作風氣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只有經過認真而系統地研究，才能真正清醒地把握這種不可抹殺的影響。莫言完全否認文學獎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的引導作用、激勵作用，則不能不說是自欺欺人的。德國哲學家康德在論天才時指出：“天才的諸作品必須同時是典范，這就是說必須是能成為范例的。它自身不是由摹仿產生，而它對于別人卻須能成為評判或法則的準繩。 ”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后在中國文壇乃至全社會得到熱捧，在各種走進莫言的宣傳中，莫言的文學作品很可能成為典范，甚至成為評判或法則的準繩。這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重大影響。這恐怕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

　　接著，莫言羅列了不少諾貝爾文學獎的作用，第一，諾貝爾文學獎可以讓文學在短時期內成為世界注目的焦點；第二，諾貝爾文學獎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引發閱讀的熱情；第三，諾貝爾文學獎能夠在短時期內使獲獎作家的作品很暢銷；第四，諾貝爾文學獎會讓一個原本默默無聞的作家置身于聚光燈下，成為萬人注視的焦點。莫言在羅列完這些諾貝爾文學獎的作用后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會部分地改變一個作家的生活，這很難說是壞事，但確實也不是什么好事。莫言這種對諾貝爾文學獎的作用的認識恰恰忽略了諾貝爾文學獎最重要的作用即它所包含的價值期許。莫言在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后一再地指出，諾貝爾文學獎首先是文學獎然后才是其他，諾貝爾文學獎最根本的衡量準則是文學，然后才有可能是其他因素，諾貝爾文學獎最根本的意義也就是它的文學意義而不是其他�！叭鸬鋵W院從來都是把作家的文學成就當成最重要的標準，至于其他方面，基本上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之內。而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諸多傳言，基本上都是一廂情愿的虛構。 ”莫言如此概括諾貝爾文學獎的作用實在令人難以茍同。2012年10月，瑞典文學院在頒發中國作家莫言諾貝爾文學獎時肯定了莫言“用冷嘲熱諷的手法抨擊貧窮和政治虛偽，抨擊歷史及歷史造假” ；褒揚了莫言“以毫不掩飾的喜悅戲謔地揭示了人世間最陰暗的方方面面” ；贊賞了莫言“呈現了一個沒有真理，沒有常識或同情心的世界，其中的蕓蕓眾生都顯得魯莽、無助而荒誕” 。甚至認為莫言勾勒了“近百年中國的歷史長卷，其中既無麒麟呈祥的景象，也無少女歡躍的快樂” 。而這種“豬圈里的生活，如此冗長，令人難以忍受”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對莫言的文學作品的這種概括是很不準確很不全面的，甚至有點褻瀆中國人的尊嚴，至少在莫言的有些散文和早期小說中，中國社會近百年來實實在在的進步不是闕如的，中國人近百年也不是完全沒有尊嚴地生活。1984年4月，孫犁在《讀小說札記》 (收入作品集《老荒集》 )一文中高度肯定了莫言在小說《民間音樂》中所塑造的一個好樂器的小瞎子的形象。這個小瞎子就很有尊嚴，他拒絕收留他的女店主以他為生財之道，飄然而去�？梢�，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在肢解莫言的文學世界時歪曲了中國社會近百年來的發展。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對莫言的文學作品的肢解就是他們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價值期許。不過，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這種價值期許無論在中國現代作家魯迅那里，還是在美國當代作家�？思{那里，都遭到了唾棄。

　　魯迅雖然曾有視群眾為看客的絕望階段，但隨著對群眾力量的發現，他終于從一味地批判國民的痼疾轉向真誠地崇敬民眾即須仰視才見。這種對群眾力量的發現是中國現代作家的思想飛躍，而不是思想倒退。美國作家威廉·�？思{在1950年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中指出：“人不僅能挺住，他還能贏得勝利。人之所以不朽，不僅因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發出難以忍受的聲音，而且因為他有靈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犧牲和忍耐的精神。詩人、作家的責任正是描寫這種精神。作家的天職在于使人的心靈變得高尚，使他的勇氣、榮譽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憐憫心和自我犧牲精神——這些情操正是人類的光榮——復活起來，幫助他挺立起來。詩人不應該單純地撰寫人的生命的編年史，他的作品應該成為支持人、幫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勝利的基石和支柱。 ”�？思{所指出的這種詩人、作家的責任不但契合偉大作家魯迅的創作轉向，而且是人類精神的真正發展。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開歷史的倒車，只是肯定莫言直逼人性的惡的文學創作，不是傲慢的“偏見” ，就是誤導莫言以及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按照他們的鑼鼓跳舞。莫言對于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這種價值期許不但沒有清醒地認識和抵制，反而是認同和百般美化，反復認為他們除了文學成就以外沒有考慮其他，就不是明智的。莫言在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后，雖然作為社會人沒有自我膨脹，但卻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的文學命運和諾貝爾文學獎捆綁在一起，就不是自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