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昕：守護出版人的神圣和純粹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黨委書記、總裁陳昕因在市場取向和文化價值之間取得恰到好處的平衡，而讓出版的本質更具魅力，引領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以更大體量和更強動力，為中國好出版樹立了新的海派里程碑而榮膺2012中國書業年度評選最高獎項年度出版人大獎。

　　在頒獎盛典現場，他在從新聞出版總署前副署長、中國編輯學會會長桂曉風手中接過獎杯和證書后發表了簡短而意味深長的獲獎感言，舉座為之動容。陳昕平靜地說：在這樣的時刻，我內心卻有一絲不安。我覺得，我不應該獲得年度出版人稱號。我認為有很多同行在過去一年中比我做的更好。我以為，我是代表新一代的上海出版人來獲得這一獎項的。在此，我想代表上海出版人說，我們熱愛出版人這個職業，珍惜出版人這個稱號；我們努力多出好書，為中國文化建設貢獻我們的力量。上海出版人的座右銘是，做出版就是要追求：潛入歷史，化作永恒，而不僅僅是一時的激蕩血肉或洛陽紙貴。我希望出版界同行一起來守護出版人的神圣和純粹。

　　今年是這位長于以精深實用的理論體系解讀書業趨勢的經濟學者和出版家從業35周年，他的當選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審視在資本時代如何堅守出版本質的價值。

　　回歸進步主義傳統

　　近三四年來，有中國出版經濟學家第一人美譽的陳昕有一個變化，引起業界關注：出席各類論壇就產業趨勢問題發表高見的時候少了，撰寫呼喚出版人堅守啟蒙大眾、追求進步使命的回憶文章多了。上海世紀出版集團1999年成為中國第一家出版集團，2005年成為中國第一家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出版企業，此后，在上市問題上表現謹慎。因此，有業者認為，在主張商業價值的產業派和主張文化價值的文化派中，陳昕屬于文化派。

　　對于這樣標簽，陳昕并不認同。我確實聽到這樣的說法。在網絡時代的爭論都會變得極端，不是左即是右，不是黑就是白。其實，成熟的出版人總是在平衡各種力量的關系。實際上，在推動中國出版產業化的進程中，我可能是中國做得最早的人，也是呼吁最多的人。陳昕在接受《出版人》專訪時強調。

　　的確，從上世紀80年代初入行至今，陳昕以它的理論和實踐成為中國書業歷史變局的重要見證者。早在1985年，他發表的第一篇有關出版業的論文就是《開展社會主義出版運行機制研究》。這也是全國第一篇將出版定性為產業的文章。在此之后，他陸續做了大量出版產業研究，也最早呼吁按照出版產業要求發展出版業。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從中國圖書價格改革到發行中盤建設，從必須組建以出版集團為主要形態的新型市場主體到建立超級書店、連鎖書店和現代物流體系，直到近年向數字出版轉型，可以說，圍繞每一個階段中國出版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陳昕都曾撰文剖析。我想，當代中國書業有關出版產業的概念，有不少是我率先提出來的。而且，我在出版實踐中身體力行，領導我所在的出版企業不斷完成產業化轉型。陳昕說，因此，對于那些說我不認同出版產業的觀點，我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陳昕并不否認近幾年來他更多強調出版的本質和文化功能。陳昕說，2008年是他觀察和研究中國出版業視角轉換的分水嶺：此前，聚焦于中國圖書出版產業的過程和問題；此后，一直都在強調出版的本質發展出版產業的目的是為了出版更多好書，是為了全民族乃至全人類的文化建設。

　　陳昕發現，2008年以后，在向出版產業轉型的過程中，一部分出版企業確實出現了小小的偏差：過多地注意出版的產業屬性，把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的目標，忽略了出版在民族文化建設中應該起到的重要作用，而這正是他所憂慮的。為此，他利用不同場合、針對不同話題呼吁對進步主義出版傳統的回歸。2011年8月，在上海書展以閱讀的未來與價值選擇為主題的閱讀論壇上，陳昕發表了《出版和閱讀的春天在哪里》的演講，敲響當出版一腳跨入資本時代后，出版業有淪為大眾娛樂業附庸的危險的警鐘，強調進步主義出版傳媒的核心主張出版的根本價值在于啟蒙大眾，追求進步。同年11月，他在《應該擁有一個怎樣的出版》一文中再度申明，書業做強做大應該在堅持出版的本質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的前提下開展，應該以多出好書為根本目的。即便從創造經濟價值的角度來要求出版業。也應該清楚，出版創造的經濟價值主要不是體現在出版產業內部，而是體現在出版產業之外。

　　我從來沒有否定過向出版產業轉型的重要性，而且一直主張轉企改制以培養真正的市場主體。我也在強調，在出版進入資本時代后不要完全否定資本的作用，強調資本對于推動出版產業發展，尤其是在推動技術創新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不能把盈利作為唯一的目的，這樣中國出版業就有可能像美國出版業一樣出現過度娛樂化的傾向，甚至走得更遠。陳昕說。

　　2013年1月，陳昕將近四五年在報刊上發表的關于成長歷程和出版前輩的回憶文章結集為《出版憶往》，交由海豚出版社出版。在《后記》中，他強調這些提前到來的回憶乃是出于對出版企業可能異化為金錢奴隸的擔憂。我們必須要有堅強的信念，才可能在這個時代馴服資本，讓資本為出版更多好書服務，而不是出版為資本所利用，成為資本的附庸。這是我們艱巨而重大的責任。到底能不能做到，還很難說；但是，必須要清醒地意識到。陳昕對《出版人》說。

　　先知先覺的思考底蘊

　　其實，早在2003年，當各個出版機構忙于轉企改制與事業單位身份說再見時，陳昕便敏銳地注意到另一種產業苗頭：唯利潤派一哄而起。當時，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正在籌備組建股份公司，面臨企業使命的重新定位。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陳昕鮮明提出后來被廣為傳誦的努力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文化脊梁的核心價值觀，為海派書業樹立了文化新標桿。應該說，在整個出版業將產業轉型作為第一驅動力的時候，這樣的提法因貌似保守而顯得不合時宜。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超前判斷正在成為被事實證明的預言。

　　從某種意義上講，陳昕是中國書業的未來學家。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陳昕撰文呼吁的焦點也常常是中國書業下一步發展的重點，而且，往往是在大家看不清方向的時候指出并被后來實踐證明為正確的路徑。1988年，針對1986年后中國圖書市場在高速增長后回落的事實，陳昕利用經濟學方法研究后得出中國圖書市場在19841985年以前屬于買方面市場，這之后屬于買方市場的判斷。此論一出，議論紛起。期間，陳昕還與出版界前輩王益打起筆仗，成就了當代出版史的一段佳話。隨著中國書業市場的演變，業界都接受了陳昕的觀點。

　　此后，幾乎在中國出版業發展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上，陳昕都會打響第一槍：1995年，首倡組建出版集團，此后，出版航母改變了中國書業的競爭格局；1996年，提出發行中盤建設，新華系由此獲得發展動力；2001年，鼓吹打造現代物流體系，平臺建設借此拉開序幕。特別是2005年、2006年間，在美國使用電子出版這一概念的時候，陳昕率先提出數字出版的這一全新命名方式，為中國乃至世界書業數字化轉型確立了大方向。

　　在過去近30年間，陳昕總是能夠敏銳地發現出版產業中的重要問題，而且，先聲奪人，對其趨勢作出正確判斷，以致有人開玩笑稱陳昕好像是為出版而生。陳昕說，在從普通編輯到出版集團老總的職業生涯中，他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因此，在工作中養成了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習慣。在研究問題的過程中，他有兩樣法寶，一是了解出版史，鑒往知今；二是在了解歷史基礎上，預測趨勢。陳昕說，他早年做經濟讀物編輯的時候就喜歡分析未來趨勢，這一習慣后來也用來分析出版產業發展，其中，一直把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作為重要參照。

　　在激情滿天飛的當下，陳昕推崇有根據的認真而嚴肅的探討。陳昕不諱言最近一段時間基本不參加任何業內論壇，這些討論基本上很少建立在具有學科背景的基礎上，爭來爭去，意義不大。他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對這個行業有敬畏之心的人不是太多，做研究的人少，做判斷的人多。

　　陳昕下過鄉、當過兵，曾陰錯陽差地進入出版業，資料室是他的大學。陳昕說，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大潮中，羅竹風、巢峰、宋原放等上海出版界老同志的言傳身教讓他獲益良多。后來，在系統地閱讀中國近現代出版史后，他對出版業擔負的責任有了升華和感悟：實現個人文化理想和促進國家進步。這些經歷構成了他入行的第一課，給他打下了出版作為文化積累和傳承陣地的底子。陳昕如此表露對出版的深愛：歷史曾給我一個機遇，1977年，我成為一個出版人。在這個行業工作4年之后，我選擇出版作為終生職業，雖然以后也曾有過各種各樣的機會和誘惑，但對出版的選擇和信念一直沒有動搖。因為，在我看來，出版是人類最神圣、最美好的職業，它是人類沖出黑暗和蒙昧的火把，出版人就是一批高擎火把的人，他們引領著社會精神生活的走向與本質，直接參與了社會精神生活的構建。還是因為出版是歷史長河和時代風云的鏡子和明燈，映照著人類精神生活的波瀾壯闊，回首觀潮，總是心生豪邁和虔敬。

　　在陳昕構建的具有針對性的出版理論體系中，不斷深化是一個關鍵詞。他把自己的出版經濟研究分為兩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本世紀初是第一輪分析，而2005年以來是第二輪分析。相對第一階段，他的第二階段研究，資料更新，更為深入，也更加系統化。陳昕透露，繼他在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攻讀工商管理碩士的學位論文《中國出版產業發展階段研究(19782005)》和專著《中國圖書定價制度研究》之后，目前他正在進行關于中國出版業市場體系和競爭的研究。陳昕認為，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較，目前中國書業市場體系還不夠成熟，雖然競爭激烈，但是，都是低水平競爭，甚至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如果說我們出版業的改革還存在短板的話，那就是市場體系、市場制度、市場秩序、市場環境的建設還遠未成熟，甚至出現一些難纏的悖論，一方面市場化(管理、規范)不足，一方面市場化(野蠻競爭)過度。陳昕在《應該擁有一個怎樣的出版》中曾這樣寫道。陳昕這項新研究已進展一年，旨在破解2005年以來中國圖書市場競爭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今天的市場發育不好的話，未來新的商業模式和新的業務形態就建起不起來。陳昕說。

　　放眼百年，上海出版業目前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隨著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和上海文藝出版集團的重組完成，上海出版業將迎來繼曾在解放前成為中國出版中心后的第二個重大發展機遇期，蓄勢待發。

　　在出版產業化不斷深化的今天，中國出版人如何尋求經濟效益與文化追求的平衡點是一個重要的時代課題，它不但關乎對出版本質的重新認識，更關乎現代書業向何處去的道路選擇。陳昕正帶領新的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給出答案。張元濟、陸費逵等一系列民國前輩曾把出版作為文化救國和報國的途徑，這也是陳昕想要延續的充滿愛國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的書業傳統不回避市場，也不回避資本，為出更多好書服務。出版人要始終把出好書放在第一位，而利潤是作為出好書的一個伴生物而出現的。陳昕對《出版人》說。

　　陳昕曾把過去30多年的中國圖書出版產業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目前仍處于1995年以來的常規增長階段，而它的發展與漸入佳境的技術革命互相關聯。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進步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出版產業正在從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轉型。在這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傳統出版業正面臨巨大挑戰。適應技術革命要求，實現產業轉型，這是我們目前的重要任務。陳昕說。但是，他的認為，對這一轉型過程還要冷靜觀察，目前還處于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混業經營的狀態。無論如何，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要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內容提供者的目標不會發生變化，因為，內容提供始終是出版最重要的價值所在。陳昕說。

　　近年來，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一直在打造包括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工具書、古籍出版、大眾出版、專業出版在內的六條產品線，而隨著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和上海文藝出版集團的戰略重組，其內容提供的競爭能力得到空前強化。據悉，目前，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列入國家十二五重點出版規劃的項目已達176項，位居全國出版集團之首；而其以辭海、漢語大詞典和英漢大詞典三大編纂基地為龍頭的自主知識產權擁有能力也足以傲視產業。更為重要的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旗下已擁有10個以上利潤在1000萬元至3000萬元間、以出版為主業的贏利機構，使其擇機上市的底氣更加雄厚，有信心進入到資本市場后憑借出版主業就能有很好的贏利能力，將來不會走偏去做其他非相關業務。

　　有基于此，從完成向數字出版轉型到加強功能性業務平臺建設，從利用資本市場做強做大主業到拓展海外市場等一系列戰略舉措，這些將推進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出版集團。陳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