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文化老人”，讓時代與文化相擁(李大超)

　　新京報創刊之初，曾經訪問了周有光、王世襄、高莽、何兆武、李文俊、鐘叔河等近百位文化老人，以“個人史”的角度記錄他們的人生經歷與學術成就。十年之后的今日，新京報再次探訪那些文化長者，記錄他們當下的生活和心境。令人惋惜的，不單是十年前訪問過的很多老人已經在這十年之中悄然離開，更是他們中不少人并未獲得寬松的境遇、舒展的心情。而他們的境遇自然也折射出我們文化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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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別的地方當然也有文化，也有老人，但似乎沒有我們“文化老人”一語特有的懷舊感受。這一感覺來自何處？無非是我們對當下的文化失衡的切身體會以及對往昔殘存的美好回憶。對文化老人的關注，或許根本無望扭轉文化變遷的態勢，卻可能為我們找回個人的重心。

　　當然，“文化老人”絕非僅是好古者的懷舊，而是對于文化和古老的看重。它能引起深切的共鳴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我們常把“文明”和“文化”不加區分，混為一談，其實厘清二者的精神取向，或許也就可以大致了解文化失衡的癥狀和病因。說到文明，其含義完全可以限制在相當的技術水平，以及社會人際間平等和諧的氛圍。越來越進步的文明帶給人越來越富裕閑暇的可能，帶給人越來越平等舒適的人際關系。所以文明可以進步，也必須進步，在這里新的總是好的。然而文化，卻必定意味著人的教育和培養，意味著人有高下之分。所以它首先要求我們承認古老的才是好的，只有經典的存在，才有教養的可能。而文化的教養不僅與舒適無關，反而讓人聯想到艱苦乃至苛刻的過程。盡管如此，我們知道，沒有文化這粒鹽，貧者缺乏安慰，富者充滿無聊，文明的人和聰明的動物并沒有本質的區別。

　　由此看來，文化老人的寓意，并不是在趨向文明的長路上，可以讓人稍事休憩的旅館，瀏覽嘆惋一番之后，頭也不回地離開，而是一座座安靜等待人們去閱讀的圖書館，在與我們的現實所構成的張力中，回應生活里無處不在的個人選擇。所以對文化老人的關注，在于真實地理解他們，嘗試用他們的目光審視世界，而不只是用我們的目光把他們安放在某個可以欣賞的位置，成為我們世俗文明的點綴和附庸。否則，文化老人的現象就會是愈演愈烈的文化失衡的延伸。

　　然而可以擔荷起文化老人之名的人物，其實并不易為人所理解。這才常有身后的解釋紛紜，也更顯在我們可與之對話的時候關注他們的緊要。許多老人，或許因為門人子弟的稀少，或許所做并非顯學，常于生前默默無聞，身后亦唯知其名，不知其詳。這是怎樣的錯過？然而最令人悵然的，還不是大環境對他們的冷漠，不是其學術思想的后繼無人，而是他們竭力去廓清掃除的重重障蔽，反而會是百花齊放，盛行一時。

　　當然，我們的一生之中，未必有緣與所有的文化相遇、相知和相契。就文化的變質和異化而言，甚至于可以說需要我們的遠離和小心。然而，文化的彌足珍貴，正是文化老人所散發出的那種經典恒在的味道，它無需向前行的人招手，只靜待找尋它的人聆聽。

　　□李大超(北京 文化時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