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錢楊書信拍賣引起的風波,讓我也陷入陣陣不安中。僅僅是為楊先生感到傷害、牽掛她的安寧和健康,不至于這么不寧靜,我知道自己內心必定還是有一些不夠確定堅牢的東西。
檢點這些吹動我的“風”,是什么呢?
是如下一些言說:
“錢先生的職位高至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是中國學界數一數二人物,也是現當代文學史不可或缺的人物,這樣的大人物、公眾人物,他的言行居然要受某種據說是‘沒有年限’亦即無限長的‘隱私權’保護,這合理嗎?……一切名家大家將都不可隨意言說,他們的書信永不可公開,他人的回憶錄、回憶文章當然也都不允許寫了,自此后,中國還會有‘史’嗎?”(《文匯讀書周報》)
“作為研究者來說,我當然愿意看到它們成為學術公器,為更多人所用!(《北京日報》)
“歸根結底,史料是天下公器,‘窺’只有一個目的,更客觀更全面地認識和評價研究對象!(《新商報》)
作為一個也在文學研究領域浸染些年頭的人,我對這些話幾乎沒有反省力,簡直要懷疑自己對楊先生的維護是處于“私”,反而公開書信才是“公正”和有利學術發展、社會進步的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另外一批人在用相似的口氣和邏輯談論另一件事。
某位數字領域的專家在談到網絡隱私時說:“公眾必須接受、或者說忍受一個事實——大數據時代,人就是透明的,個人隱私保護現在被過度解讀,這窒息了數據共享!
他用那種口氣談到“數據共享”,與學者談到所謂的“學術研究”,是多么相像!而我為此感到的不舒服,與我對“文學研究學者”們的接受,不過是因為對后者久習不自知吧!
這時我才猛然想起一些別的東西,楊絳先生在百歲訪談《坐在人生的邊上》(刊2011年7月8日“筆會”)中說過的一段話,找來重溫。
當我問到:“楊先生,您一生是一個自由思想者?墒,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與‘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卻始終是一物兩面,從做錢家媳婦的諸事含忍,到國難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斂抑、‘穿隱身衣’,‘甘當一個零’。這與一個世紀以來更廣為人知、影響深廣的‘追求自由,張揚個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兩個氣質完全不同的東西。這是怎么回事?”
楊絳先生的問答是這樣的:
這個問題,很耐人尋思。細細想來,我這也忍,那也忍,無非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內心的平靜。你罵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決不還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殺我,我會說:“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為我當殺人犯呢?我哪里礙了你的道兒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隱身衣”,別人看不見我,我卻看得見別人,我甘心當個“零”,人家不把我當個東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個透。這樣,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張揚個性。所以我說,含忍和自由是辯證的統一。含忍是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學會含忍。
答案原來在這里。楊絳先生甘當一個“零”,愛穿“隱身衣”,也讓她受到傷害時如此勇敢地挺身而出的,原來是同一種原因——“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楊先生所做的一切,如果是愛護丈夫錢鍾書先生這個“名人”的立場,根基是不深的,學者們很容易將之扳倒,他們似乎也很愛、很尊敬錢先生呢!必定是一些更根性的東西受到侵害,才激發了百歲老人這么強大的生命潛能。
內心自由,在楊先生這里構成了她人之為人的堅定本質;剡^頭去看支持信札公開的學者們,或者是在兩件事上沒想清楚,一、以“學術”名義所行之事,是不知不覺把行業利益看得過高了,以此邏輯,數字產業要發展,可以利用個人信息,新聞產業要發展,也可以入侵隱私……這樣一來,還有私人空間嗎?而沒有私人空間,自由有何安身之處!這與知識分子倡導的個人自由其實嚴重相悖。二、學者們發言的立場,不知不覺是僅僅從受惠者立場說的,直接來說,是站在收信人和讀信人立場,不是寫信人的立場。而要真正寫過信,使用過信札這種最溫柔的交往方式、在里面交付過信任和情意的人,才會明白那種傷害感。事實上,一個會寫信的普通人,可能比一個學者,能更真實地理解憲法對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護。
文化人的書信是有公開和研究意義的,但應該以寫信人同意為前提。掌握公權力的政治人物另當別論。
法學家的眼睛里,這些道理是清晰的,“民法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人,沒有人,民法就沒有任何意義。而使每一個人區別于他人的是獨立、自主的人格尊嚴,而隱私構成人格最核心的部分,沒有隱私,就沒有人格尊嚴,也就沒有民法主體。自然人必須享有隱私權”(陳永苗語)。斯諾登選擇離開美國之前,在微博上留下的話是決絕的——“我不愿意上帝知道我是誰”。楊絳先生維護個人空間也留下了她個性化的表達:“含忍和自由是辯證的統一。含忍是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學會含忍”,一個“含”字,柔和又極具內在張力。
我有時候驚異楊先生高齡而仍保有的生命力、創造力,這和她深深的含忍,對個人空間的維護,難說沒有關系!沒有隱私,不可能有真正的個性、自由和創造力。對從前認同“窺”能夠更客觀全面認識研究對象的“我”,也許可以聽聽《小王子》中的一句話:
“人只有用心靈才能看清楚;肉眼是永遠無法看清楚事物的本質的!
我忽然覺得心定了。當我拂除文學研究者這個身份帶來的特殊性,回復一個普通人平實的立場,我理解了楊絳先生,也懂了更多。
如此高齡,仍能為人心立規則,了不起。
《小王子》中還有一句話:
“沙漠之所以美麗,是因為它的某處藏著一口水井!
楊先生,就是那口水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