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尷尬”(李杜)

　　李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名字顯狂，人倒平實。上過若干年學，讀過若干本書，寫過若干詩文并結集出版過若干個小冊子。推崇“五柳”先生，有口頭禪一句，曰：無所謂。

　　余秋雨先生又出書了，套裝5冊，總稱《余秋雨書系》，包括《何謂文化》《中國文脈》《山河之書》《千年一嘆》《行者無疆》。五部書，有四部是以前見過讀過的，唯有《何謂文化》一書未曾見過，是以格外留意了一下。出版商——長江文藝社——和書商對此書評價甚高，云：“《何謂文化》是繼《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20年來對迷失的中國文明的心靈叩問。文化究竟是什么？作者在深邃的觀察之后，用親身經歷和鮮活的感受來解讀這一最根本的問題。分別從學理、生命、大地和古典四個層面來解析作為一個文化大國，從精英界到公眾心理，到底缺失了什么……”

　　我相信商家所言，盡管難免有些夸張 (如：“針對社會心理的浮躁，用罕見的直言不諱的批評，揭示了各階層對文化本源的迷失，響亮提出文化重建的要義在于回到真善美�？芍^發聾振聵”云云)，但總體不會相去甚遠，這沒什么好感慨的，我感慨的是：二十多年了，余先生作為“行者”“苦旅”文化，把“文脈”，書“山河”，又是長“嘆”，又是“叩問”，又是“直言不諱的批評”，又是“振聾發聵”地倡議，而我們的文化，為什么在“各階層”(或曰“從精英界到公眾心理”)仍一直處于“迷失”？

　　這肯定是尷尬之事。但尷尬的是余先生嗎？我想，作為文化名人，他勢必會有些尷尬的；但最尷尬的絕不該是他，好像該是文化自身。

　　前些日子，讀到香港學者李歐梵先生的一些文字，他說：對活在當今的一般人而言，所謂文化不過是“高等消費”的代名詞，它不見得屬于物質上的享受，但和買一雙名牌皮鞋差不多，穿起來走在街上很體面，甚至表現一個人的生活品位和所屬的社會階層。

　　他說的是事實，或者也可以由此推論，文化的尷尬，相當大的原因，是被“消費”了，而它本身不是(或不主要是)消費品。

　　于是，李先生又說：

　　我提倡回歸文化原來的意義，倒不是為了復古，更不贊成把文化視為意識形態。我覺得應該把文化的意義回歸到個人日常生活的領域，它雖然免不了帶有消費的功能，但絕不止于此。消費式的文化是不能積累和持久的，它瞬間即逝，而我心目中的文化恰好相反，是逐漸吸收，和積少成多的，但更需要消化(它和消費只有一字之差)。如何吸收和消化，則需要個人的努力。

　　于是乎，我只能感慨現在進行“努力”的“個人”太少了，包括我自己。我們另可去“消費”具有“文化意味”的品牌(一如李先生所說的“名牌皮鞋”)，但對記載或闡釋“文化”的書籍卻越來越敬而遠之……

　　無論如何吧，余秋雨先生又出書了，套裝5冊，黑色的封面，有些沉重。我想，不一定要買一套(因為其中四冊已有)，就買一本《何謂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