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麗不再，綜藝晚會如何轉身？(羅鋒)

　　中宣部、財政部、文化部、審計署、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五部門于8月13日聯合發出通知，核心訴求是希望從根子上治理“燒錢辦晚會”問題，制止豪華鋪張、提倡節儉辦晚會。

　　近年來無論是晚會的成本還是明星的身價都越來越高，晚會和電視欄目已經偏離了其本身應該具備的文化功能和意義，越來越成為套取國家財產、滋生腐敗的“黑色產業”鏈。5部門的聯手整治行動，有望成為砸斷“黑色鏈條”的一記重拳。

　　■ 羅鋒(合肥)

　　“燒錢辦晚會”近些年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人們認知已經形成一種共識，即辦晚會就是砸銀子，而由各級政府機關和國企主辦的晚會，因被外界普遍認為存在貪腐問題更是備受各界質疑，飽受輿論詬病。

　　“瘋狂的晚會”與功能錯位

　　坦誠的說，節慶晚會在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其濃郁的儀式感與現場參與感共同建構了一個社區、地區，乃至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與社會記憶，在維系社群凝聚力層面上更是承擔著重要功能。隨著媒介技術變遷，節慶晚會的現場儀式不斷突破時空限制，為更多人所分享。1983年，央視首次舉辦春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這個走過30載的電視晚會欄目發展到今天已絕非一檔電視欄目那么簡單，它儼然已經成為重要的傳媒文化事件，并因此與主流意識形態建立了緊密聯系。但與此同時，節慶晚會與其初衷卻漸行漸遠，最終導致功能錯位，“燒錢辦晚會”便是其極端的瘋狂表現。

　　2012年底，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廣播電視臺主持人葉惠賢給出了一組數據：一臺晚會最低成本1000萬元，一個新年，僅“上星”臺跨年晚會便有40多個，成本約5億。倘若數據沒有多少出入，按照40萬元辦一所希望小學來計算，僅此一項成本便可建1250所希望小學，可資助16.7萬名貧困孩子。而上述的換算僅限于“上星”臺跨年晚會的成本。關于目前國內的演出市場，據業內人士介紹，即使一場普通的鄉鎮晚會花費至少數十萬元，而大型晚會動輒則要花費5000萬元以上，按此推算，大大小小的各類晚會演出無疑是一筆巨大的成本支出。2013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濮存昕就曾直言，“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有這么多晚會”，“什么事情都能辦個晚會”。

　　市場導向與奇觀效應依賴

　　五部委聯合通知顯然劍指利用政府財政資金為各類節慶晚會活動買單，但超級晚會的場域內部并非政府一極，另一極恰恰是超級晚會發動機媒介機構本身。以電視為例，無論學界、業界如何呼吁“綠色收視率”理念，如何要求減輕收視率在整個電視節目評價體系中的權重，但在目前利益回報模式中對廣告依存度依舊高達90%的狀況下，加之其他如中國電視自身創新能力不足等諸多因素，導致同一時間段內、同類型節目扎堆涌現，跨年晚會便是這一現象的最佳注腳。而要在這樣的“血色場域”內殺出一條血路，燒廣告商的錢巨資邀請超級明星參加已然成為各個電視臺拉升收視率的重要保證。于是，耀眼明星、炫目的舞美燈光及快節奏的鏡頭剪輯所疊加的視聽奇觀已經將節慶晚會原初的文化社會功能擠干榨盡。

　　當我們仔細審視這個場域中政府與媒介兩大巨頭時，雙方都具有充足的“燒錢”沖動，當時機成熟時，兩者的結合將不斷刺激推高“燒錢”的速度與規模。當年央視《同一首歌》這一原本屬于公益性質的電視欄目憑借特殊身份形成對演出市場的相對壟斷，在一年接近四、五十場演出中獲取巨額利潤�！锻�一首歌》雖然已經被叫停數年，但是其中蘊含的政府與媒介之間復雜曖昧的關系卻依舊存在，“燒錢”沖動依然具有復燃的土壤與氣候。

　　關于“瘋狂的晚會”，無論是政府還是媒介，我們都是從生產者角度來觀察的，而當我們將視線轉向晚會的受眾時，這個群體身上所顯露出來的問題嚴重性絲毫不遜于前者。

　　在當下中國文化生態中，像超級女聲、快樂男聲、日韓劇、清宮劇、諜戰劇、美劇、抗日神劇、好萊塢大片這些詞匯無疑為我們拼湊出一幅具有眾多追隨者的流行文化地圖。如此觀察或許有幾分衛道士的口氣，似乎用批判的眼光打量這些流行文化現象屬于一種文化保守觀念，忽視了其中蘊含文化民主與文化多元精神，因此常被外界譏笑。然而，只要我們稍加留心便會心生疑問，為何這些文化現象中都具有一個典型特征，即對視聽奇觀有著近似于偏執狂式的執著。問題恰恰在于此，豪華晚會所著力營造的視覺盛宴與極致視聽效果，在滿足了受眾視聽奇觀胃口同時又進一步將其推入奇觀依賴癥的深淵。最為嚴重的后果是，多元文化生態最終走向視奇觀效果為唯一審美準則的文化氣候。筆者在此無意于探討造成這一文化審美缺陷的復雜原因，只是想呈現一個現實，即政府在使用行政手段整治晚會奢靡風氣時所要面臨著一種怎樣畸變失衡的文化生態。

　　接地氣與文化多元

　　治理“燒錢辦晚會”，提倡節儉節慶觀，五部委的通知無疑已經取得了顯而易見的成效，然而這只是邁出了第一步。繼電視晚會之后，電視大型綜藝節目也已經成為奢靡浪費的重災區。今年全國衛視數十檔歌唱選秀節目，超豪華的導師陣容幾乎把華語樂壇所有的明星大腕一網打盡。據說每位導師的出場費都是以百萬計，身價過千萬者也不乏其人�，F在人們擔心的是，一旦電視晚會的生產規模與投入成本因為受限而轉投綜藝欄目，那么其產生的負面影響將會超過晚會，有關部門需提前打好預防針。

　　虛火、充滿泡沫的文化市場當然需要治理，但治理的最終目的絕非僅僅在形式上壓縮減少節慶晚會規模，更非杜絕節慶晚會，其最終訴求應該是構建一個“接地氣”的文化市場，一個能容納各類文化審美趣味的文化場域，進而形成一個能夠滿足各社會階層審美取向的多元文化生態，從而恢復節慶晚會的原初功能。

　　電視綜藝節目也可借此機會顯示原創的力量。目前國內火爆的節目絕大多數都是花重金從國外買來的，巨額的版權費和制作費讓每個參與角逐的電視臺不堪重負，甚至是舉全臺之力豪賭。在這一點上大陸不妨借鑒臺灣的綜藝節目：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臺灣已經形成了以訪談、游戲、才藝、美食等為主要內容的綜藝節目板塊，在內容和形式上貼近群眾的欣賞習慣，主持人和嘉賓都收取很少的酬勞，營造出一種簡樸、熱烈、人情味濃郁的文化氛圍，用熱情和誠心打動觀眾，而非狂野的視聽轟炸。

　　反對熒屏奢靡之風并非什么新鮮事，此前各種呼聲不斷，但愿此次能從根上起效，讓中國的熒屏文化重歸本身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