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需要自己的節奏(烏爾蘇拉·克雷歇爾)

　　德國作家，1947年出生于特爾。除了小說，她還發表詩歌、戲劇、廣播劇劇本和電視劇劇本。她于2012年出版的小說《地方法院(Landgericht)》獲德國圖書獎。她于2008年出版的小說《上海，遠在何方？(Shanghai fern von wo)》以逃往中國的猶太流亡者為主題。

　　我坐在巴黎一家十分狹小、貼著灰白色條紋壁紙的賓館房間里，思考著全球化及其對文學的影響。朝庭院的窗戶敞開著，一群孩子們在嬉戲，我心不在焉地聽著他們的說笑，可這聲音卻讓我心平氣靜。那個給我送來早餐的姑娘是泰國人，那個收拾房間的女子是非洲人。而我明天將會抵達柏林，辦理去紐約的簽證。這些對我的寫作會有什么影響嗎？我擔心，會的，可是我希望，如果有影響的話，一旦我埋頭寫作時發現它們，就會竭力拒之門外。有可能，記者們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寫作的，炮火間歇中的戰地記者——確信無疑，當孩子們的嘶叫聲戛然而止時，這會意味著什么。然而，記者或許只是為這一天寫作的，只要有可能存在。

　　文學必須堅持那與眾不同的東西，信守那獨一無二的東西。它需要時間，回憶時間，思考時間，需要自己的節奏，也需要悲傷的沉默和擲地有聲的反抗。在一個全球化世界里，不是物欲橫流，就是金錢主宰。然而思想怎樣呢？信念怎樣呢？好的文學就是堅守：事情就是這樣。這就是我要表明的。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到的。全球化會誘惑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來：怎樣能夠更好地理解它呢？魔鬼們會低聲說：做得越大越好，而且同時做得越輕越好。在藝術市場上，人們已經這樣付諸實施，做得越大越輕就越好，仿佛你的工作就是泡沫餅干，很快就會消耗殆盡。我享用了某種東西，可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們為什么要閱讀普魯斯特呢？因為他把讀者領進了一個封閉的、我們只能在這里——在這個由他創作的作品里——領會的世界里。我們為什么要閱讀《戰爭與和平》呢？因為托爾斯泰的這里和當下擁有改變我們的這里和當下、使之具有相對性的力量。全球化的魔鬼誘導我們過早地去思考那書寫的東西或者還要書寫的東西的影響和戰略，模仿一種會讓寫作變得似是而非和偽虛構的隨機應變。仿佛除了那些詞語之外，什么虛構、什么揉成一體的可能就不會存在似的。

　　在數年之久閉門創作小說《上海，遠在何方？》期間，我無意去考慮中德關系那條線索，那復雜曲折的線索。不然的話，我就絕對不會持有這樣的態度：用那些受害者的眼光來觀察。全球化是既得利益者的杰作，他們的金錢在說話，他們裝滿商品的集裝箱在說話，他們的技術能力在說話。難道除了那些貨運單上的語言，就沒有別的語言了嗎？

　　我不相信，如果你能夠將一個個作品咔嚓一聲驅趕到這個世界上的“每個人”那里，它們就會變得更好。它們會在旅途上發生變化，順應各種不同的氣候條件，時間區域，思維區域。有時候，我一邊寫作，一邊整天思考著一個縮小化名詞，回想起一個我童年時代認識的小孩，并且迷失在無邊無際的渺小中。問題變得越來越大，縮小化名字變得越來越小。小小的語言，小小的詞語，小小的動物，小小的全球化，小小的樂趣。而中國如此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