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硬骨仍在詩中站立——痛悼牛漢先生(韓作榮)

　　驚悉牛漢先生于9月29日晨逝世，讓我感到頗為意外、痛惜和哀傷。又一位受詩歌界由衷敬重、留下諸多撼人心魄的作品，并產生重要影響的詩人離去了，那高大的一米九的身軀再也不能立起，渾厚且真誠的話語再也不能傾吐，一顆飽經滄桑的赤子之心不再跳動。詩星隕落，后輩同哀，此時，我只能將一切事情放下，于傷感中寫這悼念先生的文字。

　　今年7月上旬，我曾給先生去電話，就聘請他擔任中國詩歌學會名譽會長一事征求意見。先生慨然應允，并就學會工作談了他的想法，有力的支持與愛憎分明的立場讓我十分感動。半個多月前，他又給我來電話，那是他看到《文藝報》上“中國詩歌學會召開常務理事擴大會”的消息之后，對我的教誨與叮囑，先生對中國詩歌的關心、對詩歌事業的全身心投入，令我感慨。只不過話筒里他的聲音有些含混不清，似乎說話已有氣無力，讓我感到他身體衰弱的跡象。我告訴他，誠聘名譽會長的證書正在制做，待出來后我將送到府上，并聽取他對學會工作的肺腑之言�？蓻]有想到，聘書剛剛制做出來，他竟然駕鶴西去，沒能見到最后一面，讓我深為愧悔。當我告訴妻子牛漢先生去世的消息，她責怪我說，有些事情是不能拖的，前些時候先生還打來電話，你就該去看一看他。是的，我真該早些時候去探望��！我知道他身體底子好，無大病癥，是經得起摔打的硬漢。前兩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牛漢詩文集》五卷本時，在清華大學舉辦座談會，他已經坐上輪椅，從門口挪到座位時頗為吃力；當時我問他的身體情況，先生稱主要是腰的毛病，并無其他病癥，因而我一直認為，即使行動不便，大抵也不會有性命之憂，卻沒有想到一個90歲的老人，如此高齡恐怕肌體已近油盡燈枯，隨時都有辭世的可能。盡管我不愿意往壞處想，可現實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也過于相信他生命力的頑強了。

　　此刻，我眼前浮現的仍是他生前的樣子，高大卻痩弱的身軀上，是一顆強勁肅然的頭顱，一張方中帶圓的臉上，花白的頭發向后紛披于顱頂，黑框眼鏡遮不住兩道濃眉，那眼神卻是平和慈愛的，尤其是左側鼻翼下的那顆黑痣，成為先生獨有的標志。我們每次見面的時候，他常說我的年齡和他的女兒一樣大，話語親切，讓我也感到頗為親近。

　　這個遠祖為成吉思汗的驍將忙兀特兒的后代，鄉村小學教師的兒子，從小就練拳摔跤，并癡迷于泥塑和繪畫；15歲就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16歲寫下第一首詩的少年，1943年考入西北大學外文系，并在大學時代發動民主學運，因拒捕奮起反抗而被砸傷右額和胸腔，留下顱腦后遺癥的詩人，其實是個少年時就與黑暗統治博斗的革命者，出獄后又屢遭追捕，于化名流亡中寫下一首首披肝瀝膽的詩篇�？梢恍﹪I心瀝血之作，由于戰爭而遺失，成為永久的遺憾。

　　1942年，19歲的牛漢進入創作的第一個高潮期，如今留下的長詩《鄂爾多斯草原》，就是這一年發表在桂林的《詩創作》上，同時又在《詩墾地》《文藝》《詩國》《青年日報》《詩叢》《新地》等報刊上發表了諸多的詩作。而此時，作為陜西全省高中會考第二名的史成漢(后改名牛汀、筆名牛漢)，因拒絕在畢業典禮上集體加入國民黨于深夜秘密出走，奔赴陜南城固。

　　城固這個小城對我來說是親切的，1970年我曾在這里當兵，作為一個同樣癡迷于詩歌的22歲的青年，我多年后才知道，27年前20歲的青年詩人牛漢，曾在這里西北鄉的小學執教，這種相隔多年的“詩緣”，我也曾和先生談起過。

　　隨后，血氣方剛的牛漢在西北大學與好友齊越毆打了學校三青團干部，被記大過一次。1944年末，校方脅迫他參加青年軍，被牛漢拒絕，取消了公費待遇。當年的牛漢曾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辦《流火》文學雜志、發動民主學生運動、加入中國共產黨，其第一本詩集《彩色的生活》被胡風編入《七月詩叢》第二輯，因時局動蕩未曾印出，直至1951年1月才由上海泥土社出版。1948年8月，他又奔赴華北解放區，在華北大學教務處工作；1949年隨華大校部徒步進京，任職為中國人民大學研究部的學術秘書；1950年參加抗美援朝，在東北空軍政治部文藝科，編《空軍衛士報》文藝副刊；1953年調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部任編輯……

　　牛漢是1950年在北京第一次見到了他敬仰并扶持過他的胡風先生，并于1951年至1952年與胡風就文藝問題通信近20封，恰恰是因這20封信，年僅31歲的牛漢成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中第一個遭到拘捕的人。在他遭受控制期間，他的同事、陳毅夫人張茜曾單獨與其深談兩次，認為他絕非反革命，希望他經得住一切考驗，令牛漢感念終生。

　　當年我還住在團結湖的時候，同樣因“胡風案”而入獄的鄰居嚴望，曾和我談到獄中的生活，他說他最佩服的人就是牛漢，一身硬骨，在獄中仍體現了人的尊嚴，不像有的軟骨頭，點頭哈腰的令人看不起……嚴望已去世多年，生前曾想找個老伴，卻一直未能如愿，于孤寂中悄然身亡，令人嘆息。

　　牛漢第一首深深地吸引了我的詩，是他發表在1981年1月號《長安》雜志的《悼念一棵楓樹》，當時我讀到這首詩，心靈被震撼了。這首和當時流行的直抒胸臆、以思辨和撥亂反正見長的抒情詩判然有別，一棵被伐倒的楓樹的形象，那種開闔有度、打破韻腳的自由抒寫，大筆的勾勒、細致入微的發現和恰切的表達，都有著深刻的寓意，令人嘆服。隨后，我又讀到牛漢和綠原主編的當年七月派詩人的20人集《白色花》中他的作品，這本書與其間出版的《九葉集》，是當時詩歌界引起強烈反響的重要作品，讀之令人眼前一亮，感到“詩還可以這樣寫”，感到中國的詩人不僅有艾青、臧克家、馮至等等，還有這么多曾被埋沒多年的詩人與詩作。應當說，在朦朧詩之前，中國的詩人早就寫出藝術品質頗高、有象征意味的諸多重要作品，只不過“出土”之后人們才發現罷了。

　　記不得和牛漢先生最早相識的時間了。1977年我任職的《詩刊》搬到虎坊橋甲15號原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編輯室的一排平房時，時在魯編室工作過的牛漢已搬到朝內大街，主編《新文學史料》，一出一入，仍未能相遇。第一次見他，應是1979年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但不善交往的我并沒有與他相熟，作為小字輩的編輯，列席會議旁聽的我只能遠遠地崇敬一番，直至他獲得1983-1984年度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優秀新詩獎，那時該是初識，至今也已30年了。作為編輯，我編發過他的一批作品，自然而然地就熟悉了。與牛漢先生關系密切，該是1993年我與唐曉渡、西川、昌耀、鄒靜之等為編委編輯第一本《詩季》，叢刊在篇首發表了牛漢先生的長詩《夢游》的第一稿和第三稿，以及他的《我的夢游癥和夢游詩》一文，并由曉渡寫了一篇長文評介。其后我們交往頗多，20年來曾多次與諸多詩友一起為他過生日，他因病住院時也曾去看望。我任《人民文學》主編時，每年春節前都和他、鄭敏、謝冕以及吳思敬、陳永春、劉福春一起聊聊天，吃一頓飯，似乎有點兒家人團聚的感覺。牛漢先生大多時間都叮囑我，不能忘記寫作，故我再忙時，雖寫得不多，卻一直沒有擱筆，也是受他的激勵。記得有一次我一時氣憤說了幾句過頭的話，一向按捺不住自己的先生竟勸我“說話還是要有節制，不能隨心所欲地亂講”。想來這是他受苦受難多年得來的教訓，那是發自心底地對我的愛護。

　　我曾和牛漢先生一起參加過多次詩歌活動，經常聊一聊詩，說說心里話。記得一次在大慶參加讀書日活動時，他曾為我畫了一張速寫送我，雖只是簡單的線條勾勒，我一直保存著，成為永遠的紀念。

　　由于他的人品與詩品，牛漢先生在詩歌界廣受愛戴和敬重。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一天之內我便收到全國各地詩人的諸多電話和短信，亦有帶著哽咽的聲音談及這令人十分敬重的詩人，相約一起去八寶山為先生送行。

　　我還要強調的是，牛漢先生的一些重要作品，如《鷹的誕生》《毛竹的根》《半棵樹》《華南虎》《悼念一棵楓樹》《根》《巨大的根塊》《麂子》《蚯蚓的血》等等，都是他在湖北咸寧“五七干�！�5年零3個月的勞動改造時所寫。應當說，文化大革命中并非沒有詩歌，除了朦朧詩之外，牛漢先生的這些作品，以及灰娃的一些詩作，都是真正意義上的詩，并成為他們的代表作，這應當引起文學史家和研究者的注意。這期間，并非只有分行排列的宣傳品以及假大空的所謂“政治抒情詩”�；蛟S牛漢先生的重要性，正從這些作品中凸顯出來。

　　牛漢先生是極少的幾位獲得國際詩歌獎的中國詩人之一。他在十六屆世界詩人大會開幕式上的發言《談談我這個人，以及我的詩》，曾引起與會多國詩人的強烈反響。是啊，一個經歷過戰爭、流亡、饑餓、囚禁，種過地、拉過平板車、殺豬宰牛等繁重勞動的人，一生厄運不斷，飽經滄桑和苦難，卻靠詩歌拯救了自己，幸虧有了詩，有了巨大的精神支撐，才宣泄、消解了他心中的郁悶和塊壘，對于牛漢先生而言，他是與詩相依為命，詩已成為生存的內在需要，已與他的生命融為一體。這是一位有骨頭的詩人，一身鐵骨承載著一生所有苦難的重壓，跋涉在人生逆旅之中，他用滿是厚繭和疤痕的手寫詩，手與詩行都在隱隱作痛。他的詩猶如刻在甲骨上的文字那樣深刻，并有著不可磨滅的傷痕和經得住時間檢驗的生命。他的詩，帶著不馴服的性格、帶著野性，蘊含著深重的苦難，在被捕獵的命運中掙脫出來，有如汗血馬，“四腳騰空的飛奔/胸前才感覺有風”，“渾身蒸騰出彤云似的血氣/為了翻越雪封的大坡/和凝凍的云天/生命不停地自燃”；這是流盡最后一滴血，用筋骨還能飛奔千里的寶馬，誠然這是悲劇。寫到這里，我又想到他的《半棵樹》，被雷電從樹尖到樹根劈去半邊的樹，春日里仍直直地挺立著，長滿青青的枝葉，仍如一棵樹那樣偉岸�！叭藗冋f/雷電還要來劈它/因為他還是那么直那么高/雷電從遠遠的天邊就盯住了它”。這是詩人寫于1972年的作品，這就是牛漢的形象，亦寫出了一代高潔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和頑強的生命力，以及由于高直而無法改變的結局，這種重生命體驗與感悟人生的寫作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和我的詩之所以這么頑強地活著，絕不是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為了對歷史進行報復。我的詩只是讓歷史清醒地從災難中走出來�！惫逝�漢先生的詩亦總在追求遙遠的藝術境界，有如他夢游般望見一個個美妙的遠景，“空曠總在最遠方/那里沒有語言和歌/沒有邊界和輪廓/只有鳥的眼瞳和羽翼開拓的天空/只有風的腳趾感觸的岸和波濤”……就這樣，一個由于遭槍托擊打而顱內淤血壓迫神經、被夢游癥折磨70多年的詩人，他的詩境已與夢境結為一體，既真實而又虛幻，他已分不清是在夢游還是在寫詩。我知道牛漢先生的心里很苦，多年的厄運在他的內心與生活中留下的陰影，即使有詩為之發散，恐也難以明朗起來。他是多么渴望活得完美，沒有悲痛，沒有災難，自由而幸福啊。在新疆，因為瓜果含糖量高，他狂吃不已，因為他吃過太多的苦，需要甜蜜的補償；在夜里，他寫作、讀書，因有詩書相伴他不寂寞，卻倍感孤獨，于清冷中望著窗外的黑夜，思緒萬千，又該向誰訴說？或許，只有與他的小外孫女在一起的時候，每天接送她上學、放學，他才有了歡樂。他后來常常穿著外孫女用第一個月的工資買來送他的夾克衫，說起來也頗為自豪。他晚年再婚，我曾讓他請喝喜酒，他板著臉說：“別鬧�！毕肫饋�，他是太需要溫暖，太需要有個人說說心里話了……是啊，一個經歷了太多逆境與苦難的人，一個夜夜讀書，早晨去公園轉一圈，回來時而玩味書柜上的小石頭繼而寫作的人，一個80多歲還騎著自行車外出開會的人，人們看到的是他高大的身軀、正直強硬的性格和沉甸甸的詩篇，可有多少人能洞悉他柔軟饑渴的內心？

　　自然，牛漢先生不僅是革命者、早慧且卓有成就的詩人，他還是著名的編輯家。當代文學史上一些著名的作品，《朱自清詩文選》、《殷夫詩文選》、杜鵬程的《保衛延安》、田間的《給戰斗者》、《艾青詩選》、蕭軍的《過去的年代》、陳輝的《十月的歌》、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浩然的《喜鵲登枝》、郭沫若的《駱駝集》、馮至的《十年詩抄》、臧克家的《歡呼集》、郭小川的《月下集》等等，都由牛漢先生作為責任編輯出版成書，其中一部分，甚至就是他代為編選的作品集。1978年他參與籌備《新文學史料》工作，1983年起擔任該刊主編多年，經手發表了諸多頗有價值的史料文字。1985年，他又與丁玲共同創辦文學雜志《中國》，擔任執行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在兩年中，推出了殘雪、格非、劉恒、龐天舒、方方、西川、翟永明、唐亞平、廖亦武等青年作家和詩人。應當說，作為編輯家的牛漢先生，以其卓越的識見、文學的敏感，推出了諸多的名家名作和文學新人，是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出重要貢獻的前輩。

　　可他就這樣離去了。9月30日下午，當我和大衛、雷人一起去他家中的靈堂吊唁，送上詩歌學會的花籃，淚眼模糊的我已看不大清墻上照片中的形象，深深的三鞠躬之后，哀傷之情難以抑制，說話都變了聲�？粗�鮮花之上遺像之下堆壘的他平時喜愛的石頭，讓我想到即使有石頭一樣堅硬骨頭的人，終有一天也會倒下，自然規律是無法背逆的。

　　如今，牛漢先生自己也化作了空曠的遠方，他的軀體亦將化為煙塵，進入他夢游時所想往的境界之中。然而，他的骨頭仍在他的詩中站立著，不會倒下，而是成為中國詩歌優秀的遺產，供我們閱讀、研究。

　　我相信，牛漢先生是為數不多的被詩人們長久懷念的詩人，他的人仍活在詩中，在紙頁中和我們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