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評論家要過“人民性”這一關(顏榴)

　　近期話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與當代文藝評論

　　文藝評論家要過“人民性”這一關

　　顏榴(中國國家話劇院《國話研究》主編、全國中青年文藝評論家高研班學員)

　　對于文藝作品來說，市場的勝利并不一定意味著人民性的勝利。

　　北京人藝院長張和平曾多次提到，文藝作品要讓老百姓等滿意。正是基于此觀念，由他參與策劃的多部影視作品屢屢獲得成功。一向以挑戰經典姿態出現的作家王朔寫出了在艱難中受苦的劉慧芳，贏得了電視觀眾的歡迎。劉恒的貧嘴張大民也是忍受生活苦難的典范。馮小剛的《唐山大地震》 ，必須要去除掉原小說中養父的非人倫行為，才符合中國百姓的倫理尺度，也才遵循了主流意識形態。在電影、電視、晚會這些通俗文化產物中，我們不可能玩空中樓閣，要“接地氣” ，這一理念已為贏得廣大受眾的創作者所認同。

　　在中國，不少文學家、藝術家在相關機構的引領下，積極地就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有重大關聯的主題組織起來，開展藝術創作，在很多時候發揮了強大的精神撫慰作用，體現了對于人民的關切。譬如中國文聯組織并廣泛開展文藝志愿服務活動，文化部組織九大國家藝術院團藝術家赴汶川等地震災區慰問演出，深入各地開展“三下鄉”慰問演出，央視心連心藝術團的一系列慰問演出等，對于那些處于偏遠地區的中國百姓來說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文藝倡導人民性，在中國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1949年以來，國家的政策文件屢次提到了文藝必須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這是一條真理，不過在21世紀的今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當資本運動襲來時，我們如何看待人民性問題？這兩年風行的抗日劇中，出現了一個人撕幾十個日本鬼子的場面，這雖然讓曾經受辱的中國人有泄憤的快感，但雷人到極致的行為也終被叫停。

　　從2012年歲末至今，電影界殺出幾匹黑馬，最初皆被評論界稱為“爛片” 。 《泰囧》被認為是模仿美國好萊塢類型片，美國媒體批評郭敬明的電影《小時代》頌揚拜金與男權。但這些“爛片”逆勢宣傳，票房扶搖直上，迅速突破幾億。這是不是“人民性”的大勝呢？

　　非也。他們的“人民性”就是粉絲文化基礎上的營銷，絕非人民性。影片的推出方有著強大的營銷團隊。電影宣傳為保證點擊率，專門雇傭水軍來灌水。片子上演之前，即制造話題，玩弄正方與反方的低級噱頭。粉絲不明真相、不知好壞，只要把他們忽悠進影院，就成功了。九把刀為使《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博得獎項，在晚會上激吻柯震東，以男人親男人的異端方式炸響，馬上成為新聞頭條。類似于這樣的作秀，一般都是事先設計好的。另外，操控院線也是重要的手段。這種靠資本的營銷文化以及傳媒文化的二重奏，得來的票房佳績，其實是玩弄大眾于掌股之間，跟人民性靠不上。說到底這是一種經濟行為，不是藝術行為。

　　近年來電視節目娛樂至死的文化策略，常常打著“人民性”的幌子，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搞各種名堂。國外的一些電視團隊迎合人們看明星出丑，獵奇圍觀的心理，專門制造各種花樣欄目，然后像流動馬車一樣帶來整套運作方案。這些充滿欺騙的作秀讓人看不清真相。

　　遺憾的是，今天的大眾被電腦、電視文化所包圍，其文化水準并沒有多大提高。某些電視節目所滲透出的“奶媽文化” 、 “權謀文化”等曲解人生的誘導，很容易導致大眾的價值觀扭曲。城鎮化進程使生活節奏加快，眾人被資本運動推動著陷入浮躁，感受生活和體驗藝術幾乎不可能。更有人是披著藝術家的身份，一旦謀取這個身份之后就開始憑此掙錢。

　　進入互聯網時代，全民可以發言，這看似自由，效果卻是泥沙俱下。近十年又快速進入移動傳媒時代，人們只看資訊，不讀文章。真的批評沒人關注，因為人們已經大多不閱讀了。有人說文藝評論的功能已經改變，成為一個營銷工具。還有人說，現在的文藝評論有很多是炒作行為，靠造假新聞和吹噓過活。

　　自然這種玩弄資訊的營銷手段不是文藝批評，不代表人民性，人民其實很反感。當代文藝評論應當甄別文藝創作中的兩個誤區：一個是那些空泛的創作，假借人民性的名義，但只是套用了假大空的模式語匯，并未接地氣，因其虛假反而招致百姓的反感。二是某些偶像們利用粉絲團對主流價值進行攻擊，近期郭敬明電影引發的口水戰就是一個例子。

　　當下，金錢對當代人的腐蝕和異化普遍存在，而在扭曲價值觀的面前是無法談“人民性”問題的。面對此種困境，是否能堅持批評原則、保有人民性，這是我們這代文藝評論家們面臨的歷史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