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的回顧——“人文精神討論”再反思(郜元寶)

《生命之樹》 里普希茨

　　●要說那場討論有什么致命的缺陷，我以為還是真實的個人和個性的缺席。說了一大堆學問，主張，主義，搬弄了許多名詞術語，只造成更加嚴實厚重的帷幕，把個人的真心牢牢遮蔽了。人文精神討論應該有一個堅定的目標，就是呼喚真實的個人的到場。

　　一晃二十年過去了，當初參加“人文精神討論”的情景還記憶猶新。那時許多問題并不清楚，但熱情高漲，好像并非因為成竹在胸而參加討論，倒恰恰因為胸無成竹，才要討論個不休。

　　這樣的討論不能取得什么令人滿意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但如今回過頭來，仍然有幾個問題，似乎并非毫無可談的價值。

　　一、很佩服發起者們，他們大概也和我一樣，僅僅因為對當時精神文化現象和相關社會問題有所不解、不滿或不適，盡管并未在學理上作出充分準備，還是愿意大聲疾呼，真誠地說出想說的話。事后發起者之一王曉明先生收集歷次討論記錄和相關論辯文章，編成《人文精神尋思錄》，其中就包含若干不同意見。這種關心現實的精神和包容異己的態度十分可貴，但好像也是那場討論過去之后越來越變得稀薄了的東西。

　　二十年過去，大家沒有忘記這場討論，不斷有人提起，海內外許多高校還有不少學者和研究生以此為題撰寫論文，可見凡真誠嚴肅的討論總會為人們所記取。在中國，像這樣的討論，不管水平怎樣，迄今為止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了。

　　但我絕不是說，隨便什么時候都可以再那么來一次。倘若沒有一定的積累和準備，倘若不是學術思想發展到水到渠成的地步，倘若不是心里確實有話要說，就隨便發起一個討論(像現在某些煞有介事的對話啊討論啊商榷啊之類)，除了制造人為的熱鬧，吸引一點眼球，是什么積極的結果也得不到的。

　　二、盡管當時無論發起者還是參與者都沒有想得很清楚，但大家總是努力把話說清楚，也總希望把對方的話聽清楚。用一大堆誰也看不懂聽不明白的名詞術語嚇唬人的風氣，那時還不很流行。這也是那場討論值得紀念的一點。如今，包括當時一些討論者在內，可能學問越來越大，說話寫文章也越來越令人看不懂聽不明白了。

　　文風問題包含內容太多，對照二十年前后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文風的變化，真是不勝今昔之慨。

　　除了學術語言，今日之人文社會科學本身的發展也大大超乎90年代中期的想象。雖然人文精神討論過程中也有一些學者炫耀了不少學問，但大多數的興趣并不在學問。那時候還有一些從八十年代而來的剩余的激情，是不能被如今高等院校里面冷冰冰的學問完全涵蓋的。即使那時候談學問的人，也萬萬沒有料到所謂學問，會演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三、討論匆忙結束，虎頭蛇尾，除了外在壓力，一些關鍵人物后來心氣浮躁，也是原因之一。反對和質疑的聲音剛起來，就覺得受到誤解和干擾了，或滿臉不屑，或興味索然，很快鳴金收兵。

　　中國學術批評界缺乏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更缺乏在不同意見甚至不懷好意的對話者叢林穿行、持久地走自己的路的毅力。在這意義上，人文精神討論的參加者們面對過去時代那些執著堅定的“精神界之戰士”，恐怕都要汗顏的吧。我們太愛惜羽毛，太注意自家形象，沒有陳獨秀那種以我輩之是非為絕對之是非的霸氣，固然很好，可一旦發現情況不妙就默爾息之，稍遇纏斗就生怕于光輝形象有損，則恐怕也要歸于“過于聰明”之類。似乎當初閃亮登場，只為博得喝彩，并不想引起爭鳴，更不準備讓討論和爭鳴持久化、日�；�。

　　四、回顧二十年前那場討論，人們很自然要問：發起者和參與者們而今安在哉？他們還堅持當初的提問方式嗎？關于知識分子的批判立場與出處進退，關于市場經濟，關于文化傳統，關于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關于學術規范，關于學術和文藝的獨立性，以及是否要“被養起來”———諸如此類，當初所反對的，今日還反對嗎？當初所贊同所堅守的，今日還贊同還堅守嗎？當初所憂患的，今日還憂患不已嗎？

　　我以為，不做這種追問，則一切總結、反省、回顧，都不會落到實處。

　　但這類問題又太尷尬。時間最愛作弄人，往往令人覺得今是而昨非，或今非而昨是，稍微照照鏡子，自己也認不得自己了。這也并非什么高深的學術問題，而是小學生都能做的題目�，F在文風越來越晦澀纏繞，是否就想回避這種小學生的令人尷尬的追問呢？魯迅說過，讀書人最好各自準備一個筆記本，記錄說過做過的，不時拿出來看看。關于人文精神討論，即使沒這樣的筆記本，各人心里都有一本賬，但敢拿出來曬曬的似乎并不多。

　　“人文精神討論”只不過為90年代中期以后人文學術發展開了一個頭，后來的事情，功過與否，不能都記在這場討論的賬上。但既然參與者許多也是90年代中期以后思想文化界的主導者，因此這前前后后，還是可以看到一些聯系。

　　比如，繼“人文精神討論”之后，關注最多的是“新左”和“自由主義”，這是討論之后知識分子的分化和重新站隊，固然很重要，然而，是否比魯迅所謂個人心里那本賬更切己呢？未必。我至今仍然高度懷疑，新左啊，新右啊，熱鬧一時，果真有那么回事嗎？難道一切都裝進或左或右的籠子里，而左右之間和左右之外就空空如也、毫不重要了？過去別人給知識分子戴帽子，謝天謝地，這種帽子現在總算不常有了，但知識分子難道因此就發慌，趕緊要自己給自己制造帽子來戴嗎？

　　任何帽子，包括“人文精神”，新左，新右，不管別人制造的，還是自己制造的，都太過招牌化、口號化、標簽化、臉譜化、面具化、表演化，與個人的“文行出處”距離很遠，和個人的真實想法和真實處境甚至完全不搭界。但也許正因為不那么關乎個體，這才大談特談？很可能就是這樣。

　　所以要說那場討論有什么致命的缺陷，我以為還是真實的個人和個性的缺席。說了一大堆學問，主張，主義，搬弄了許多名詞術語，只造成更加嚴實厚重的帷幕，把個人的真心牢牢遮蔽了。人文精神討論應該有一個堅定的目標，就是呼喚真實的個人的到場，然而除了當時和現在都被視為“雜音”的二三個人的“捉對廝殺”之外，剩下的就只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好聽的說辭，個人的真心話，真可謂了無蹤影。

　　五、討論過后不久，我就寫過一篇小文章，將人文精神討論與現代文化史上其他幾場討論略加比較，認為人文精神討論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還不如過去那些討論。聽說此論一出，頗引起一些人的反感，甚至被北京的某編輯朋友目為人文精神的叛徒。

　　其實沒有比較，就見不出高下真偽。這里我還想提到一些現代作家，再作一點比較研究。

　　周作人說“五四”以后出了不少“吃五四飯”的，就是躺在“五四”功勞簿上做官當教授的人。他認為，知識分子在“五四”前后吶喊鼓吹并不困難，那時發言空間相對寬松。比“五四”更重要更值得記憶和討論的應該是“三·一八慘案”，不僅學生在“三·一八慘案”中有許多犧牲，“三·一八”之后軍閥政府直接拿知識分子開刀，知識分子也因此發生了實際分化，所以真正深刻影響現代中國文化的不是“五四”，而是“三·一八”�？梢恢币詠�，人們就喜歡年年爬起來講“五四”�！叭�·一八”嗎？對不起，誰還記得！“五四”給知識分子帶來了成功者的光榮，“三·一八”給知識分子帶來了失敗者的難堪，紀念前者，忘卻后者，乃是人情之常。

　　魯迅也有類似意見。表面上他很看重“五四”，但他每次談論“五四”，都是為了提醒當初的“五四”領袖們不要言不顧行，不要忘記自己說過什么。魯迅并未參加“五四”，更未曾把“五四”作為桂冠戴在頭上。眾所周知，他更看重“三·一八”。慘案發生時，他正在寫系列雜感“無花的薔薇”，剛寫到第三節，就筆鋒一轉，剩下的篇幅全交給“三·一八”了。之后連續寫了《“死地”》《可慘與可笑》《記念劉和珍君》《空談》等雜文，都收在《華蓋集續編》里�！叭�·一八”對魯迅本人的影響不止于這些憤激的雜文，正是“三·一八”之后不久，他就徹底告別北京知識界，開始了輾轉廣州、廈門、上海的所謂后期流亡與掙扎。

　　時代在前進，“吃人文精神飯”的畢竟沒有“吃五四飯”的多，盡管有人為了搞清楚究竟誰最先提出這個“創意”而爭得面紅耳赤，但真正關心發明權專利權之類問題的，畢竟少而又少。新的誘惑太多，爭論二十年前那場討論的發明權專利權，已經意思不大了吧。

　　但另一方面，愿意記住類似“三·一八”那樣重大歷史事件的似乎也并不多。這是今天回顧二十年前那場討論時不妨提出來，略微想想的一個附帶的問題。

　　2013-4-24寫

　　2013-5-23改2013-9-26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