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4日,由中央電視臺主辦、恒大音樂協辦的“我要上春晚特別節目——直通春晚”在中央三套播出第一場。賽前新聞發布會上,總導演哈文表示,參賽選手都是從全國12家衛視的選秀歌手中選出,通過連續九場次晉級比賽,最終確定3位(組)直接參加蛇年春晚。為了確保比賽的公平性,這次央視將邀請由衛視、平面媒體、網絡媒體以及唱片公司組成的專業評審團。此外,為了讓選拔更具專業性,比賽還將設3位有專業背景的嘉賓。如劉德華、宋祖英、成龍等超級明星。雖然選秀歌手上春晚已不是第一次,但選秀歌手通過再選秀上春晚在國內尚屬首次,這也是中央電視臺“開門”辦春晚的一次創新。央視綜藝頻道總監張曉海對此形容:“央視不單是開門辦春晚,而是拆門辦春晚!
央視作為主流媒體,承擔著引領積極、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的重任。此次辦晚會形式的轉變,意義絕不僅在增加收視率。這一現象的出現的更深遠意義是,在全面建設覆蓋全社會的較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大背景下,要動員廣大公眾由被動的文化服務對象轉變成為文化建設的主動參與者、創造者、共享者!伴_門”不僅僅指節目本身的努力創新,更重要的是在于“開門”之后,讓更多的公眾以積極向上的文化姿態參與到節目之中。
首先從參賽選手來源的社會階層看,大部分選手來自社會底層。因為春晚是一臺面向全國人民的晚會,而非專業性質的藝術比賽。所以,才有徐州家政工周艷、云南自由職業者“明白人”組合以及山西 90后農民“玉米妹”張倩云等普通人走上舞臺,表達自己的參與訴求。雖然他們的專業水準欠火候,稱不上“大家”,不足以憑此家喻戶曉,但從精神訴求而言,他們卻代表千萬人表達了“精神文化要自我參與,自我娛樂,自我構建,自我享受”的心聲。選拔不重要,水平不重要,歌唱才重要,舞臺才重要。
從評委及其規則方面而言,節目組放棄了以往由少數專業評委決定的方式,而改由“權力下放”的方式,讓廣大公眾參與評判。因為節目的對象是人民群眾,那么選擇的節目就應該是人們喜聞樂見的節目,選擇的標準就應當充分地參考人民群眾的標準。所以,此次節目的真正評委是來自全國34家衛視、8家平面媒體、8家網絡媒體以及10家唱片公司組成的60人的專業評審團,代表的是不同地域、不同層次、不同群體,他們的評判標準也更貼近人民的需求;與此同時,節目還開通了網絡投票和短信投票渠道,讓廣大群眾通過網絡和手機表達自己的喜好;而由節目組請來的大牌嘉賓只是對選手提供藝術性、專業性的建議,甚至直接表達自己的“觀后感”,而不再參與任何去留的決定。也就是說他們從以前的評委變成了現在的觀眾——有著專業知識背景的觀眾。
從開播至今,《直通春晚》已播出六期,收視率節節上升。這表明該節目得到了來自普通觀眾的承認。因為它不再是以往的“獨樂樂”,而是“眾樂樂”。不僅活動過程如此,評判最高標準也體現了公眾意見、專家評價和市場檢驗的結合和統一。作為主流媒體,央視及其《直通春晚》欄目組通過對新的參與形式的探索實現了政府主導文化與民眾參與的結合。
當我們透過這一現象洞察其內在本質時,不難發現關鍵所在——主流媒體對公民文化權利訴求的回應。公民對文化權利的訴求,就是公民對在推進公共文化服務中的角色與地位的訴求——公民既要以主人翁的身份參與到切關自身的精神文化建設之中去,也要平等地分享精神文化建設成果,并在這整個過程中實現自我精神文化需求的滿足。只有明確了人民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的主體,是自我精神文化的創造者、享受者、評價者,才可以更好地調動起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力,參與到整個民族的文化創造與傳承中去;只有明確了人民在文化建設中參與的必然性與主體地位,才可以更好地把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主流媒體更應該繼續堅持“二為雙百三貼近”的文化方針,發揮自身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骨干作用,以有效的工作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力的持續迸發,為公民參與文化建設提供資源平臺、法律政策、人才通道,實現政府的服務型職能。
不可否認,春晚、元宵晚會等相關節目一直承載著太多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容,凸顯著更為宏大的敘事功能,但時至今日,它們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文藝活動、聯歡活動。隨著人民文化權利訴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斷增加,類似春晚的大型文藝節目應該和其他優秀的傳統活動一樣,承載必要的民間話語。正如《直通春晚》節目中主持人所說:“直通春晚,在從夢想的起點出發,奮力爭取的遠遠不是一個自我完善的機會和一次夢想成真的可能。在這個過程,我們更愿意探尋,探尋電視機前的觀眾對春節晚會更高的要求,更多的期待,尋找到讓春晚更新、更好的方式!
文化是人民的文化,人民是文化的人民;億萬觀眾是春晚的觀眾,春晚是億萬觀眾的春晚。文化參與不再是政府福利派發的“千叟宴”,而應該是“你搟皮來我包餡”的團圓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