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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閻連科作家,1958年生。著有《受活》等多部小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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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悅然 作家,80后。著有《誓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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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方舟 作家,1989年生,著有《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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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慶祥 批評家,80后。任教于人民大學。著有《分裂的想象》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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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一代拒絕前輩的作品?
青閱讀:我們討論的第一個話題是:今天的年輕一代,怎樣看待八九十年代成名的前輩作家的作品?
閻 連科:我確實覺得80后、90后的孩子基本不讀我們這一代人的書。去年我在北京圖書館為我的新長篇做活動,真的是座無虛席,但80%都是中老年人,大學生 只有一二十個。還有一次是在南京,那天蔣方舟是下午的活動,全是大學生、年輕人。晚上7點鐘是我的活動,基本上就換了一撥人了,至少有一半人年齡偏大。因 為這本書我還去過好幾個城市,發現自己的會場里基本上是中老年人,當然這些人可能是老讀者了。所以我感覺我這一代人的書和下一代基本是沒什么關系的。
青閱讀:年輕讀者對您來說特別重要嗎?這和作品的生命力有直接的關系嗎?
閻連科:并不是說對我來說特別重要,我認為文學確實在延續過程中的某個時候發生了變化,延續的不是你的、也不是上一代的比如魯迅的,文學的河流在某一個地方突然拐彎了。
楊 慶祥:我其實倒沒有閻老師這樣的危機感。在任何一個時代,真正嚴肅意義的文學閱讀其實都是少數人在進行,大部分人會去讀通俗意義上的文學。我觀察過高鐵 站、機場書店的讀者,比如有一對大概是90后,買了本《鬼吹燈》,其實書店里也有劉震云的書,也有閻老師的書。我就想這些讀者可能是被引導的。對一個作家 來說,書出來了有多少人讀,是一個非常直接的效果。但是如果從我做評論的角度,或者從更嚴格的文學史角度來講,這些讀者可能是無效讀者。我認為不需要對這 個問題擔心。
隔代人的文學,差異何在?
張悅然:讀者的不同,可能還因為我們這代作家和閻老師這代作家的差異——最主要的是鄉村文學和城市文學的差異。去年閻老師的新長篇出版以后,我一個媒體圈子的朋友說,這本書寫得很好,但是我真心對鄉村的事情不感興趣。
蔣方舟:我推薦閻老師的書的時候,會特別強調這是一個寫給當下的作品,但是我的很多同齡的朋友,會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一個“經典”的文學,會覺得閱讀這種東西是需要心理準備、需要情感和智力上的成本的,好像讀起來門檻有點高。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誤區。
還 有,題材可能也是一個原因。在閻老師這代小說家的筆下好像很少看到對于商業社會或者是工業社會的贊美,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天生離自然比較遠,所以希望看到對 于商業社會的描摹——不一定是贊美,但至少不是對立的關系。這可能也是我們這一代作者的失職和無能吧,雖然對商業的、工業的東西感到親切,但是卻沒有寫出 這樣的作品。
楊慶祥:我們會被許多的概念框住,比如認為閻老師是一個鄉土作家。這個扯淡,我覺得文學和鄉土沒有明顯的關系,閻老師的小說就不能說是鄉土的作品,而是非常的現代化。
張悅然:但是讀者讀了前兩頁以后,可能會誤解,覺得閻老師寫的是關于鄉村的小說。會覺得離我很遠。
楊慶祥:現在的讀者也圈子化了。我們現在講的讀者,可能是指城市里長大的青年人。那么我們知道還有很多農民工。
張悅然:有鄉土經驗的年輕人也不一定去讀。我們這代里面也有寫鄉土的作家,但是他們很快生活就移到了城市,很快會變成寫城市的人。
還 有一點,不讀上一代的書,是因為沒有辦法親近上一代的語言,可能會認為里面有粗糙的東西,讀了不舒服。這很容易檢驗,年輕作家會讀的,包括莫言、余華、阿 城等等的語言都是經過檢驗了的。語言的好壞很重要。翻譯文學也面臨這個問題。比如伍爾夫的作品,老一輩不大用女人這個詞,都譯成“婦女”,一個婦女需要有 一間自己的屋子,你讀起來覺得別扭嗎?這么一個詞,就會覺得有障礙。
誰是年輕一代認同的經典作家?
閻連科:不管怎么樣,80后、90后的孩子對于經典的認知是發生變化了,他們確實會覺得我們喜歡的那些經典太不可思議了。最典型的是村上春樹的作品,年輕人都很喜歡看,但我們這代人經常說他這里不好那里不好。
我們對村上的閱讀是一種缺乏尊敬的閱讀,完成了閱讀,沒有完成尊敬,但是對前輩的日本作家像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夏目漱石等我們既有閱讀也有尊敬。那為什么80后、90后的孩子對村上是充滿尊敬的閱讀?
青閱讀:那么,村上春樹是年輕一輩廣泛接受的、被認為具有經典性的作家嗎?
蔣方舟:至少我覺得社會上是把他歸類入經典的。
青閱讀:那么各位以及你們周圍的朋友里面,閱讀率比較高的作家有哪些呢?
張悅然:我的圈子會提到包括閻老師,余華、蘇童、莫言等;具是這些人。
蔣方舟:基本上都差不多,年輕作家比較少。
楊慶祥:我的圈子是比較專業的圈子,所以我們提到的都是這些經典作家。
青閱讀:我們面向人大、北大等高校學生的文學閱讀做過一次隨機采訪,結果發現,有不少學生提到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
楊慶祥:高校圖書館借出的書都有記錄,借出率最高的就是路遙,這些年都是這樣。我覺得,每個人對于文學的認知是不一樣的。對于很多非文學專業的學生,他并不是把路遙當做文學去閱讀的,可能就是當做一個勵志書,一個傳記。
蔣方舟:他可能覺得讀了《平凡的世界》就夠了。
楊慶祥:他基本上閱讀的經驗就停止在這里了,因為他覺得這已經是最好的作品了。這恰恰證明了我們這個時代閱讀的匱乏。他不去讀新的作品,不接納新的審美經驗,這是最要命的。不僅閱讀路遙的人是這樣,那些閱讀網絡文學的人也是這樣的。
閻連科:其實讀者也在改變對經典的認識。
楊慶祥:《平凡的世界》、《人生》我們以前都是不研究的,但是因為有了那么多讀者就開始研究了。我就寫了好幾篇關于路遙的文章,我會影響我的學生,我的學生會影響其他人,愈演愈烈。
蔣方舟:還有一個可能會導致作家的銷量、影響變化的因素,就是影視。
楊慶祥:我上課的感受就是這樣。說一部小說,可能讀過的人只有兩三個,一說改編成電影,就頓時“哦——”,哪怕是一個最爛的電影都有人看過。
閻連科:前段時間網上評魯迅文化獎,我的新長篇和賈平凹的《帶燈》都是十二三萬票,得票率是比較高的,網上投票的人應該是年輕人吧。這是很奇怪的。
楊 慶祥:剛才閻老師講到閱讀和尊敬之間的關系。青年讀者會去讀《盜墓筆記》、《鬼吹燈》之類的,但是他不一定會尊敬這種創作,他不會投票給這類書。所以我覺 得應該把閱讀文學和消費文學區別開來。我可以買一本,為了好玩或者送朋友,但我消費它不代表我認同它。最完美的狀態可能是村上春樹這樣的作家,既有消費性 也有閱讀性。
青閱讀:那么余華的《第七天》呢?算消費型還是閱讀型?
楊慶祥:這個有點復雜。余華有個先在的資本,他是余華,所以我要去看一下,但是沒有滿足大家的期待。
“青春期”過后怎樣寫作?
青閱讀:我們看到過一個評論家的發言,認為宏大敘事是前輩的主流作家留下的“迷人的陷阱”,而年輕一輩對此應該警惕,因為他們有可能為了證明自己有寫作能力,也要跨時空、表達時代變遷等等。是這樣嗎?宏大敘事是步入某種經典性寫作的必要途徑嗎?
張 悅然:之所以很多年輕作家會有這樣的嘗試,并不一定是說他們很功利地認為,這是成為經典的必經之路,而是隨著成長和閱歷,你會對這些產生興趣,真正地關心 它們,讓它進入你的作品。我們這代作家和閻老師這代作家的溝壑,其實也是被媒體妖魔化的,一直在強調,什么是這代作家,什么是那代作家,你們是怎么寫的, 他們又是怎么寫的……現在年輕作家已經不再年輕,他們開始嘗試與原來不一樣的東西,那么評論者就會覺得你不是你了,你應該是那樣的。我覺得這可能都是偏見 和預設。
蔣方舟:我自己也寫小說,會有很多自我反省。有些題材是永恒的、宏大的,有些是為當下服務的,任何作者都會面對這兩類題材 的選擇。我后來也認識清楚了,自己是屬于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從題材的緊迫性上考慮,還是要先處理當下題材。隨著讀者被細分,你要想自己是屬于文學史、 文藝青年、還是普羅大眾,你一旦把讀者限定了,他會對你的寫作風格產生影響。條條大路通羅馬,條條都是不歸路,你要為影視服務,就很難回到經典性寫作的軌 道上。
楊慶祥:悅然說得對,既然你從事寫作,必然不可能停留在個人的青春期里面,一個寫作者必然要遭遇社會歷史、自己的祖先、民族 的傳統……宏大敘事其實是個偽概念,沒有什么宏大敘事,就是你要嚴肅地寫作必然要過這個關,過不了這個關你就只是個流行作家、青春期作家、你就會在十年二 十年五十年以后消失。過了這個窄門,你就會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好作家和一個偽作家的區別。偽作家現在太多了,寫了一兩本書我們就叫這個 人作家,現在對作家的要求太低,對作家的命名太隨意了。
閻連科:是否宏大敘事,不是判斷小說好壞的標準——宏大敘事好,其他的就不 行,下一代作家寫得特別個人化,就不如上一代。我認為小說最重要的意義還是在于它說出人在時代中精神上的困境,當然落實到每一個人,經驗是不同的。比如我 們這代人對時代的經驗會更敏感一點,下一代人可能考慮得更多是我個人怎么樣。但是有一點,最終還是要歸為這個人該怎么辦。文并攝/賀夢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