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杜宣先生(江浩)

　　一

　　無論從新戲劇拓展的成就上，還是在隱蔽戰線上的勛績，或是國際文化交流建設上，我都沒有資歷寫下這篇文章，來懷念這位駕鶴西行的前輩。我和杜宣先生全部的交往歷史，主要是吃飯，調解我的胃。只要到上海，每次都要到他家吃上幾頓飯；那時，葉露茜阿姨仍然健在，兩人親情融融，夕陽戀在西山巔，令人羨慕不已。當然，還有那條與主人同病相憐的后來被安樂死的狼狗奎克，徘徊在屋里院外，讓我感覺自己仍舊行走在千里之外的草原上。

　　說實話，等我輩認識杜宣先生時，他已經老了，他的臉上寫滿上善若水、厚德載物的寬容與善良。他已經不是我從作品中感覺到的那個杜宣先生，更不是在檔案史料里所見到的諜界英雄；眼前這位長者，更容易讓我想起一棵年邁蒼勁的橡樹，根植在潮起潮落的上海灘上，習慣了人間的風起云涌，給人一種超然的感覺。

　　在那個改革開放初始年代，我喜歡到杜宣先生家，我喜歡這個庭院里特有的寬容和民主氛圍；杜宣先生和葉露茜阿姨，對人從來都是抱著欣賞、寬容的態度，用各種細致的關照來表明他們的首肯，少有都市人那種讓人敏感的眼神。當時，我在日記里曾經寫下如此感受：欣賞一個人的優點并不難，難的是寬容一個人的缺點。杜宣先生知道，一個人的才華和個性，是從缺點里生長出來的，而不是優點里繁殖出來的。我的缺點可能長不出才華來，但對我保鮮個性有好處。杜宣先生所書“馬棚”兩個大字，作為書齋名字，高懸在我家大門上方。杜宣先生知道我是屬馬的，大概憐惜我從童年到現在的長期奔波操勞，提醒我應當駐蹄修身養性了。在我家客廳里，還掛著他的兩幅尺牘：一幅是：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達夫句)；另一幅是：山林自有不朽業，今古無多獨行人(梁漱溟句)。這是杜宣先生在89歲的時候為我而書的。

　　二

　　杜宣先生是作家、國際文化交流工作者，一位有著豐富地下斗爭經歷的戰士�？箲鸱榛鹑紵�的時代，作為一名作家臨危受命，經黨的南方局批準，他竟然帶領兩名美國軍事情報人員，從昆明出發，途經福建，深入浙江腹地，沖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各種封鎖線，最后安然抵達浙西天目山，找到了新四軍總部，完成了給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史迪威將軍在中國東南沿海選擇登陸地點的重要情報收集工作。

　　但是，那些驚心動魄的內幕、險象環生的情節，一直沒有出現在他的作品里，以及他的回憶文章里，令期待的人多少有些失望與困惑。同樣，這些獨特的血染征程的經歷，也隨著杜宣先生的悄然而去，永遠成為千古之謎了。

　　有時我面對著杜宣先生，總有一種諜海風云眼前乍起的感覺。

　　數次萌生想拍一部杜宣先生不為人知的諜海沉浮經歷的電影，數次想寫一部揭秘間諜與文人的杜宣先生傳，在經過努力之后，最終不得不放棄。冰山解凍是需要時間的，解凍后的真實內幕可能引起某些崩潰情緒——這不是我能左右的。

　　眼下，我惟一能做的只有敬禮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坐著美軍飛機直降香港與廣州兩地，開始參預與日軍談判受降的有關事宜，成為中國作家直接目擊二戰結束談判全過程的惟一見證人。這一段奇特而莊嚴的經歷，同樣永遠地冰封在歷史的記憶里，不為外人所知。是他的謹慎，使這些經歷成為無解的秘密？還是他從來不喜歡張揚舊事所致？現在，我們無法核實與探究了，只有憑空想象這次奇特的事件了。而他在大后方躲過國民黨中統的秘捕，也是鮮為人知的經歷。1943年4月的一天，桂林大雨。當時作為中共地下黨員的杜宣，正蟄居在觀音巖旁的家。這時一個渾身濕透的男青年闖進來，直言告訴他：“快跑，特務馬上要來抓你�！庇兄�豐富地下工作經驗的杜宣，不動聲色地問：“我只是個寫劇本的，抓我干啥？”青年說，“你是進步文人，我看過你寫的好多主張抗日的作品。我有一個親戚在軍委會桂林辦公廳工作，在那里我看到了逮捕你的秘件，上面還有你的地址，我就是照那個地址找來的�！倍判�仍舊遲疑。青年生氣地說：“沒時間了，信不信由你了�！蹦莻�青年說完匆匆走掉了。至此時，杜宣才真正意識到情況危急，馬上離開居所，在去找當時國際著名學者陳翰笙博士的路上，幸遇了同在國民黨軍委會桂林辦公廳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胡希明，也是來通知他的。就這樣，杜宣得以逃過一劫。

　　當遠在重慶的周恩來知道了杜宣遇險的危急情況，立即給桂林“八辦”發來電報，要求通知杜宣盡快撤離桂林，前往重慶“八辦”報到。但是國民黨軍警已經層層封鎖了桂林所有交通要道，捉拿杜宣。無奈，陳翰笙博士出面找到塔斯社駐中國總社副社長羅米里諾斯基，他正準備從桂林回重慶，讓他借機帶走杜宣。但是羅米里諾斯基非常為難，按照與國民黨的有關規定，蘇方駐華人員是不能卷入國共斗爭的。最終陳翰笙說這是周恩來的主意，羅米里諾斯基才決定將杜宣帶出險境。于是，杜宣便裝扮成羅米里諾斯基的翻譯一路同行。最終，順利闖過了沿途國民黨軍警的關卡，平安到達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設便宴宴請了羅米里諾斯基，以感謝他搭救杜宣之情。若干年后，杜宣才得知當年給他通風報信的青年是貴州人，名叫王啟霖。后來也參加了革命，遺憾的是解放前被國民黨殺害了。其實，杜宣先生一句俄語也不會，當年他和羅米里諾斯基如何與國民黨軍警周旋并脫險，后人也不得而知了。

　　同樣，或許永遠也不能完整揭密的是，上海解放初期，杜宣先生受中央社會部李克農部長的親自委派，接管國民黨偽國防保密局的“東方研究所”(即后來的國際政治研究所)，在進行了情報的勘察、核實、偵訊等大量工作后，向中央決策層提供了一張國民黨潛伏大陸的間諜網。5年之內，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定時炸彈全部被新中國有關部門排除。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氣焰由此而降，停留在口舌上。杜宣先生與他的戰友，為新中國的反間諜反特工反滲透的情報組織工作，作出了巨大貢獻，確保了新生的紅色政權順利進入新中國的初始建設——這些貢獻由于特殊性質原因，成為了永久性的諜戰秘史，而且永遠無法昭示社會。

　　1948年深秋，因戰局急變，國民黨大勢將去，保密局嚴令鄧葆光少將將他所掌管的財產盡快搶運到臺灣，包括他的經濟研究所所搜集到的7萬冊珍貴古籍(110箱)。接受任務后的鄧葆光，在杜宣先生策反后，易姓更名為“鄧景行”，將古籍運到香港招商局倉庫，伺機偷運回新中國。不料，1950年9月，臺灣方面買通香港黑社會，出重金排查，終于“淘”出了一年半前由上海遷港的“鄧景行”。1950年9月12日，鄧葆光在街頭身中9刀，倒在香港紅棉酒家門前的血泊中。在妻子的悉心照顧下，鄧幸從死神手中逃脫。杜宣先生臨危出擊，數次密赴香港，通過諜報與外交的雙重努力，與港英當局聯手用“靈車”將鄧葆光護送出境至羅湖橋的北頭，進入廣州。

　　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公安局局長楊帆探視鄧葆光時，鄭重告訴他：那批深藏在香港中環路私人倉庫的110箱7萬冊珍貴古籍國寶，在杜宣同志的策劃運作下，已全部安全運抵上海，送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這批古籍國寶，迄今仍保存于故宮博物院及北京圖書館，閱讀它們的國學大師與研究人員，從未意識到古籍國寶回歸路上的刀光劍影，更不會想到一個叫杜宣的人與此有什么關系。

　　杜宣先生一生可能有許多傲人事情，但從來閉口不談。惟談起古籍國寶歸國一事，自豪自得總是溢于言表。這也許與他骨子里是個文人有關。

　　1949年10月，就在新中國剛誕生的這個月里，作為反間諜上海巿行動的總指揮，杜宣先生領導偵破了上海第一個美帝間諜案——魏克特案件，在反間諜戰線上向年輕的新中國獻上一份厚禮，同時威震了境外對新中國敵視的間諜機構，讓他們不得不重新考量對華的諜報戰術，使初生的新中國贏得了安全成長的時間。

　　今天當我們走進上海國家安全局，面對杜宣先生題寫的“劍”字時，不能不肅然起敬。

　　三

　　當然，在我緬懷杜宣先生時，也不得不提到他在中國文壇上另一樁持續半個世紀、仍舊成為焦點談資的愛戀故事：杜宣與葉露茜的結合。

　　關于他們的愛情故事有著各種傳說，有著相互矛盾的多種版本。作為晚輩，我不可能不對這一樁當年轟動上海灘的戀情發生興趣，但是我一直沒有勇氣在杜宣先生在世時求證此事的真實過程。

　　歷史似乎有意回避著這段“艷史”，談資又不斷演繹出新的情節。不知道是人生如戲還是愛情如劇，杜宣與葉露茜還有趙丹，三個在抗戰中相逢相知的熱血青年，一個諜報特工人員、一個新時代自由女性、一個電影界才華超群的明星，上演了真實版的愛戀大片，令后人或羨慕或傷感或追尋。

　　據說，當時葉露茜與趙丹結為伉儷，并育有一女一子。女兒趙青，后成為新中國一流舞蹈家。1939年秋，當趙丹一行前往中國西北時，不幸被國民黨當地軍閥盛世才拘捕入獄。當時西北的交通、信息相當落后閉塞。帶著幼兒的葉露茜以女性的堅毅，在新疆苦苦支撐4年，等待著丈夫的歸來，一直未果。直至傳出趙丹早已遇難的消息后，才由演劇隊朋友相助從蘭州長途跋涉，幾經輾轉，終于抵達重慶。也許是天意，也許是緣分，內心傷痕累累的葉露茜在那里遇見了杜宣，從此一道參加話劇運動。杜宣與葉露茜日久生情，自然而然地生出一段情緣來。杜宣作為趙丹的朋友，責無旁貸地擔負起照顧葉露茜的責任，成全了當年劇壇的一段佳話。事情就像電影一樣，在某一年某一天，趙丹竟然活著從新疆逃了回來。無疑，平靜的生活再次被打破。但是，葉露茜最終還是選擇了杜宣。這讓趙丹長歌當哭數年之久，后與黃宗英結為夫妻。

　　如此傳奇的愛情故事，竟然在杜宣先生身上演繹得如此凄美。

　　但是，作為舊上海時期相戀的杜宣與葉露茜，當時所經歷的內心歷程，似乎從來沒有向人們訴說過。人們無從得知，他們當時如何跨越道德世俗與情感羈絆，最終結合，生兒育女，執手相伴，最終只能供后人猜想了�，F在，時而也會在娛樂報刊上見到有關他們的情戀事件。只是，大都演繹成多角戀愛，多少顯得庸俗與無聊。

　　終于，有一次我向杜宣先生求證真偽時，他做了如下解釋：我們的愛是真摯的、忠實的、自由的，我們的婚姻是周恩來總理指示并證婚的。因為當時，我們要去香港做地下工作。

　　這印證了社會上的傳聞：周恩來是杜宣與葉露茜的證婚人。

　　四

　　杜宣先生書房里，擠滿了世界各地的煙斗。如果同時點火抽煙，真讓人懷疑火山馬上要從他家爆發了。我對煙斗一竅不通，杜宣先生閑時便會一只只介紹給我，全然不管我是否聽得懂。這只是英國的“頓赫爾”，那是意大利的“羅紗姆”，這個是丹麥的“斯但維爾”，那個是日本的。高高的書架上，栽滿了煙斗，有非洲的野玫瑰根，日本的櫻桃木，中國的景泰藍、水晶玻璃、白底青花燒瓷、獸皮包木頭，等等。眼花繚亂的我，有時便把躬腰介紹的杜宣先生，也看成一只大大的煙斗了。杜宣先生最為珍惜的是兩只用“疙瘩木”刻制的煙斗。其中一只是戲劇家歐陽山尊送給他的�！拔母铩敝�，歐陽山尊在北京燕山農村，看到一種燒柴“疙瘩木”，便動手挖了一個煙斗，送給杜宣收藏。另一只是散文家黎先耀贈送的，雕琢成米開朗琪羅的頭像。

　　如果有通往天堂的驛站，我愿意將所有的煙斗打包，用特快專遞給他寄去。

　　杜宣先生也和一些前輩文人一樣，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在晚年雖說筆耕不輟，但終沒有超越他的起始，未能再次掀起文學藝術生命的高潮。這是一個時代的遺憾，也是一個歷史的必然，或許是他獨立思索的局限。他著有數百萬字的話劇、電影、散文和詩歌等作品，與他的才情并不匹配，個中因素不言自明。也許，國際文化交流才是他寫的最后一本書，盡管這本書上沒有印著他的名字，但我們后人仍舊能夠清晰地在國際文化交流的歷史長河里，聽到他奮力前行的槳聲。

　　五

　　現在，杜宣先生與愛妻葉露茜合葬于上海市宋園路21號——宋慶齡陵園。生前低調的杜宣先生，逝世后竟然高調亮相，讓不熟知他的人匪夷所思——這是黨和國家給予他的公開榮譽，這是第一次公開授勛，也是最后一次。

　　前年途經上海，去墓園看望杜宣先生，見有中國人權運動先驅楊杏佛、復旦大學創始人馬相伯、抗日英雄謝晉元、三毛之父張樂平、京劇大師周信芳、書畫大家謝稚柳、世界斷肢再植之父陳中偉、愛國人士杜重遠、侯御之夫婦、淞滬抗日愛國志士王屏南等20余人，與杜宣夫婦結伴相行。這是新中國驕傲的圣地，也是民族英雄的殿堂，這里埋葬著一部又一部人文歷史，也深植著一代人的光榮與夢想。

　　杜宣先生仍舊慈眉善目，臉頰仍舊有些許麻點，仍舊端著標志性煙斗，仍舊在思索著什么——這是他留給人世間的最后名片。

　　我慢慢跪在他的墓地雕像前，磕了三個頭，戲謔地大聲提醒他說：前輩，您忘記點燃手中的煙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