佯謬，或者宿命(王松)

　　王松，魯迅文學院首屆高研班學員，現任天津市作協副主席，曾在國內各文學期刊發表大量長、中、短篇小說，作品被廣泛轉載、選載，出版中篇小說集《陽光如煙》《雙驢記》《豬頭琴》等多種，《王松作品集》(四卷)，另著有長篇小說多種，曾獲多種文學獎項。

　　直到若干年前，我仍然堅持認為，當年讀大學時選擇了數學是一個錯誤。尤其在我從事文學寫作這一行之后，在文學道路上走得越遠，回過頭去看一看， 就越覺得當年學數學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我一向是一個很珍惜時間的人，從不荒廢光陰，一下拿出4年時間去學習與文學毫不相干的莫名其妙的數學，每每想起這件 事就覺得很心疼。畢竟，人在一生中做事的有效時間不會有太多的4年。但后來有一天，我突然不再這樣看了。我發現，原來我一直誤解了數學。我在大學的4年真 的是白白浪費了，用了如此長時間，竟還沒有搞懂數學的實質最起碼是什么東西。這也就解開了一個始終纏繞我的問題。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為什么許多自然科學 家，尤其是數學家，他們都是出色的哲學家。由此，我對伽利略、帕斯卡、笛卡爾、萊布尼茨和畢達哥拉斯等等這些科學巨匠又重新充滿了敬意。

　　我真正發現數學與文學竟然殊途同歸，是因為一件偶然的事，這件事我在后面還會提到。也正是從這件事開始，我不僅釋然，甚至還有些慶幸。我這時才 意識到，且不說我的大學4年把數學學成個什么樣子，至少我得到了一種獨特的思考問題的方式，掌握了一種不同的觀照生活的角度。僅從這個意義上說，花4年的 時間成本也是值得的。

　　是的，其實數學在不知不覺中早已植入我的文學寫作基因。我正是發現了自己的這種“轉基因寫作”，也才省悟，我當年畢業走出大學校門時說過的一句 話是完全錯誤的。我那時說，這4年大學生活就像是4年刑期，我現在終于刑滿釋放了，我以后再也不想擺弄這該死的數學了。人無論在什么時候，都不要說絕對的 話。當年我在農村插隊，考上大學臨走時曾說，我把這一輩子應該吃的玉米面都已經吃完了，以后永遠不會再吃了�？墒乾F在，我每天的晚飯必須要有兩個玉米面窩 頭，一碗玉米粥。數學也同樣如此。我發現，我這些年兜了一個很大的圈，現在竟然又回來了。當然，這時的數學之于我與玉米面已經完全是兩回事。

　　一切都是從我偶遇大學時的一個老師開始的。這個老師姓洪。在我的記憶中，對這個洪老師的印象并不好。他這一次見了我開玩笑問，你現在的“魯棒 性”如何了，是不是還像過去？“魯棒性”是數學的一門學科“運籌學與控制論”中的一個概念，指的是一個系統在被外界擾動下保持原有特性的能力。我當年在學 校時，這個姓洪的老師就經常揶揄我，說我“魯棒性”太差，太容易受到外界什么事的誘惑。但這一次，他的這一句“魯棒性如何”卻讓我突然想到另一個問題。一 篇小說本身就可以視為一個系統，那么在敘述的過程中，“魯棒性”也就同樣尤為重要，甚至可以說，一篇小說的“魯棒性”如何決定著它的成功與否。而我一直刻 意追求的，盡管沒有清晰地意識到，其實也正是讓自己的小說具有這種“魯棒性”。也就在這一刻，我才突然省悟，盡管我這些年在主觀上已經遠離數學，而實際上 我的思維方式以及對小說在敘述層面上的追求，卻已經是被數學格式化的。比如拓樸學，不知不覺中為我在小說敘事空間的開拓與結構方面提供了無限的可能。而模 糊數學則有更深遠的意味。如果用模糊數學的觀點，我們在描述一個事物時，它逼近真相的程度，也就是所謂的“隸屬度”越高，也就越接近真實。當隸屬度達到百 分之百，這個描述也就完全是事實了。當然，這樣的描述也就完全沒有了文學的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隸屬度所體現的這個“值”才是最有魅力的。所謂的模糊 性，也就是隸屬度的值，才正是文學如禮花般綻放的地方。

　　數學原來是如此的博大。這些年，我竟仍然身在其中。

　　我這一次遇到的這個姓洪的老師，當年在學校讀書時，我曾視他為仇敵。因為他一貫看我不順眼。他覺得我的眼鏡片還不夠厚，我走路的樣子還不夠駝 背，去食堂打飯的路上還不能皺著眉頭思考數學方面的問題。而更為惡劣的是，在一次期末考試時，我考了59分，就是這個洪老師，他明明可以網開一面，卻串通 他的助教故意讓我補考，害得我一個暑假都心神不定。但讓我沒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又是這個洪老師，當他把當年的“魯棒性”重新給我，卻讓我一下頓悟了。 這個洪老師雖然不是上帝，可他當年為我關上一扇門，這一次卻為我打開了一扇窗，而且讓我一下從這扇窗子飛出去。也正是這個洪老師，曾在課堂上對我們講過這 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數學絕不是“算數”的學問，只有當你為生活中一件具體的事建起數學模型，才會真正理解數學的真諦。

　　時至今日，我才理解了他的這句話。

　　我經常這樣想，我并不是一個善于邏輯思維的人，那么當年，當我發現自己為了盡快離開農村而盲目選擇了數學是一個錯誤，從此在大學里不務正業，由 此漸漸對數學深惡痛絕，而且越來越發現，自己的形象思維能力要遠遠大于邏輯思維能力，那么一旦從事了文學寫作這一行，而且干起了所謂的專業，就應該永遠與 數學無緣。事實上也似乎的確如此。此前的若干年，在我書房的書架上已經找不到任何一本數學方面的書籍。但這幾年，數學卻又重新充斥了我的大腦，幾乎在我的 寫作中無所不在。更有甚者，我對一些極為抽象的數學命題又重新發生了興趣，而這些莫名其妙的命題當年我就是想破腦袋也想不出個所以然。

　　這似乎是一個佯謬。如同我當年的插隊。

　　應該說，我插隊的經歷是一段傷心的記憶。已經過去這些年，一些當時的人和屈辱的事至今想起來心里仍覺隱隱作痛。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幾年都扔在了那 個荒蕪得連草都不長的大洼地里，況且在那里的時間比讀大學要短。但我覺得，這短短幾年雖是一種“真空”，而這真空里卻包含了無窮無盡的東西。它所給我的思 想與精神，遠遠要大于4年的大學生活。這是我插隊時沒有想到的，也是一個看似淺顯簡單，卻一直讓我沒有想透的問題。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用模糊數學的 觀點，溫情、冷漠、緬懷、聲討，對于這段歷史的“隸屬度”都是小于“1”的。而這個隸屬度，也恰恰是我對這段經歷書寫的空間。

　　人的一生中充滿佯謬。

　　但是，佯謬的佯謬，或許就是一種宿命。比如我絕沒有想到，在若干年前的那一天竟會偶遇這個大學時的洪老師。他當初對我是那樣看不慣，而我又如此 視他為仇敵，我們在他當時所教的“運籌學與控制論”這門課程上簡直可以說是不共戴天�？墒�，誰又會料到，我們多年以后在街上相遇，他又是以他“運籌學與控 制論”中的一個“魯棒性”點醒了我，從此讓我生出翅膀，成為一個在數學與文學之間飛來飛去的人。2013年的教師節這天，我特意給這位洪老師打了一個電 話。我在電話里由衷地說，老師，節日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