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應提高譯本文學性(彭訓文)

　　3月16日，曾翻譯過托瑪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等世界經典名著的翻譯家傅惟慈在北京逝世了。近年來，余一中、藍仁哲、王永年、錢春綺……一大批翻譯大家正逐漸消失在文學的譯林之中。這些翻譯大師的經典作品，經歷了兩種文化奇妙碰撞與發酵，讓更多的人沐浴異域文化的永恒芬芳，這是最接地氣的時代精神。而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隨著老一輩文學翻譯大師們的離去，我國的文學翻譯事業也漸漸跌入了青黃不接的困境。文學翻譯何以為繼？這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中國翻譯史可謂源遠流長，已有兩千多年歷史�！拔逅摹睍r期，魯迅、郭沫若、茅盾、胡適、巴金、瞿秋白等一大批作家、革命家，幾乎都是一面熟讀西書，一面操筆翻譯。借異域之文學，再鑄國人精神之魂，是當時的文學翻譯主將們苦苦追求的目標。

　　然而，隨著翻譯需求與供應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變形，文學翻譯也逐漸走下神壇，成為全球化進程中的“多余人”。無論是譯者隊伍、譯者心境，還是出版社、讀者，各方都在時代變革中與近代以來100多年的文學翻譯傳統默默地劃清界限。無論是19世紀末林紓、嚴復的風光無限，還是20世紀末季羨林和傅惟慈的寂寞堅守，在當今譯界龍蛇混雜、泥沙俱下的混亂狀態下，兩者都顯得頗為另類。

　　這其中，譯者的選材、態度問題頗大。新文化運動中語言革新、思想革新的翻譯標準，如今讓位于“市場標準”，一些譯者甚至沒有標準，只要報酬和交稿期限合適，什么作品都敢譯。出版市場也顯得急功近利。一些出版社在網絡電子文本和網絡書店的擠壓下拼命壓成本、縮周期，一旦瞄準選題或買下版權，便快速譯出進入市場，搶譯、趕譯現象叢生。

　　讀者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下也變得更為“務實”。消費市場里職場謀略、托福雅思等圖書大行其道，部分愿意閱讀文學翻譯作品的讀者則對譯本質量要求不高。此外，翻譯的地位較低。即使是像屠岸、草嬰、張谷若這樣的大翻譯家，許多讀者都知之甚少。即便像王永年這樣的老一輩翻譯家，花了近兩年時間翻譯的《博爾赫斯全集》，稿費也不到2萬元。

　　劉小楓教授在紀念翻譯家羅念生時曾言，翻譯可以讓我們接觸文明中最為高古的偉大心靈。我們如果不是向高貴的心靈看齊，必然是向低俗的品性看齊。要解決上述問題，關鍵在于提升全社會對翻譯文學的信心以及對精神精致的追求。

　　首要問題是提高譯本的文學性。一篇在語法、詞匯、句式等形式層面無懈可擊的譯文，為何讓人難以感受到原著的表現力、感動或審美愉悅？這是因為其忽略了作為文學譯作生命的文學性。楊絳在翻譯《小癩子》時，對譯名反復斟酌，終于將原本冗長的《托爾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化成形象好記的“小癩子”，不僅兼顧了其滿頭生瘡的外形，更有中世紀神學人物的歷史典故，堪稱文學翻譯中的范例之一。

　　再者譯者要有坐“冷板凳”的定力。當前譯界，仍有把翻譯當作個人文學長征的美談。草嬰在翻譯《戰爭與和平》時，廣泛涉獵俄國社會風俗典籍，并給書中559個人物都做了張小卡片，將每個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點寫在上面。這部4卷本作品他整整譯了6年。我們的譯者應像草嬰先生這樣，定下心來積淀一些學養，讀者也許就能離那個作家的世界更近一些。

　　只有我們的譯者、出版社等具備了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在“引進來”過程中減少對異域文化的誤讀，在“走出去”道路上靈動鮮活地再現當代中國和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