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照見歷史的鏡子——寫在《認罪書》出版之后(何向陽 喬葉)

　　《認罪書》：喬葉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 　　制圖：宋 嵩

　　對冷漠的反省和摒棄

　　何向陽

　　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作家曾被稱為“70后”，這一稱謂雖只是一個時間劃段，但叫響的時候仍有對年輕作家的期待在里面。時間一晃，當年的70后作家大多已入不惑，無論生活還是思想，都較初入文壇有了更多收獲。這“代”作家曾經被生活經驗裹挾著走，到了今天，當他們也有個人經歷的積累時，便自然從現實的近處跳出來，開始思索生活背后更深遠的東西。一個文學證明是，70后作家近年均開始涉獵長篇，他們多少要在文字中找到一種有長度對應的“歷史”參照。喬葉的《認罪書》，無疑是這種文學浪潮中的一個突出代表。

　　《認罪書》寫了三“代”女性，金金、梅梅、梅好。小說從作者“我”意外收到患病將不久于人世的金金所寫的一部書稿開始，先展開金金的故事：來自鄉村，到城市打拼，單槍匹馬舉目無親情形下遇到梁知，兩人產生戀情，而這戀情中卻暗含危機，危機之一是戀愛在金金那里有委身成分，而在梁知那里卻藏著金金外貌酷似他初戀情人的秘密。這樣的感情一開始就注定著結局不善，兩人終于分手了。但金金并不罷手，為了印證梁知的“替身”之愛是否屬實，她竟與梁知的弟弟梁新結為夫婦，從而接近梁知，使感情再陷危機。往下看，你漸漸發現金金的故事不過是一個引子，它的后面是梅梅的故事慢慢變得清晰。梅梅曾與梁知戀愛，而因高考落榜，兩人拉開距離，一個上了大學終獲得可以自我實現的人生，另一個卻被送到別人家當保姆，最終與她向往的人生愈走愈遠，以致失戀失愛自盡于異鄉。在對梅梅故事的發掘中，我們嗅到某種神秘懸疑而驚悚的味道，梅梅是自盡還是他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梁家兄弟在對待梅梅一事上的吞吐古怪的態度，當“良知”“良心”都沉睡之時，金金存在的價值已不在于尋回只屬于她個體的愛情，而是站在女性角度，探究一個女性為何會與自己的愿望一再相失。

　　梅梅的故事，寫了一個男人最終對于愛的放棄而帶來的他人命運的逆轉。但是如果只是揭示這樣一個原因，作者仍會陷入一個愛恨悖論的怪圈中去。這樣的故事在喬葉本人的筆下已經很多。小說筆鋒一轉，梅梅的故事仍是一個引子，這個故事的存在，在于引出她的母親——梅好。同時也引出了另一個人梁文道。梁文道與梅好的交集是在“文革”中間，于是我們看到了經由許多文學作品表現過的傷害與受害的一幕，當年的傷害者或者說是參與傷害事件的旁觀者，在這部小說中只是隱隱的一個背影式的巨大存在，它簡直無所不在地滲透于梅好的生活與命運中，并還持續影響著梅梅的命運，并通過梅梅影響到金金的命運。三“代”女人各有不幸，但究其源頭，都或多或少地與歷史發生著關聯，雖然金金的時代已遠遠跳出當事人的年代，但傷痛仍然存在。

　　我想，真正的“罪”不在于年少時曾參與到某種集體瘋狂中去而成為傷害他人的人，而在于眼見“美好”被撕碎被玷污被毀滅卻袖手旁觀，不自覺地成為這傷害事件中的一員——他們的“罪”在于此。也許刑法的法庭無法判其有罪，但在道德與良知的法庭，卻是一個罪人。而更深的罪在于，這部書中的多個當事者都是冷漠的，他們并不珍惜贖罪的機會，對梅好的女兒梅梅并沒有承擔保護任務，而是使她受到更深的傷害。由此，《認罪書》呈現的不單純是一個男女之間的愛的故事，而是提出了特定年代里一個民族的愛的能力普遍缺失的問題。這個故事里，我們看到了一連串的失愛與自私，而自私、自我保全，正是愛他人的最大的敵人。這敵人仍在我們中間，在金金與梁知的糾纏之中，我們看到了梁新的受害；在梁知因為自身前途而規勸梅梅放棄時，我們看到了梅梅的受害；而這一切的“加害于人”，并不在于刀刃槍炮，卻只是用“冷漠之心”，便可以致人死地。喬葉之書，雖不加掩飾地寫野心、欲望、妒忌、復仇，敘事結構也不免通俗，但是，她發現了人性中最有殺傷力的一種罪——冷漠。

　　冷漠，是“文革”的精神后遺癥�！拔母铩眰�害的不僅是人的肌體，更損害了人的精神。肌體之痛可以短時期內平復，但精神之疾卻不易痊愈。人心的養得不僅需要時間，更需要的是敢于懺悔的勇氣。冷漠癥，是人心敗壞的一種表現。冷漠，是對愛的不信，是對愛的背離；冷漠，是對惡的容忍，是對惡的縱容；冷漠，是不顧他人，自私自利；冷漠，是一種病，是一種恨。但冷漠卻常常被我們用來作為自保的武器，而這武器卻一再地傷害我們的親人、我們的愛人、我們的鄰人，以致最終傷害的是我們自身。

　　不能不說，這個發現，于小說故事中慢慢浮現。所以作者寫金金在與梁知茍合而致梁新狂奔離去時，金金沒有去追她的“愛人”，反而想，若是梁新死了，“我和梁知可自由得多”。梁新果然車禍而亡。當然，作者并不致力寫意念殺人種種奇觀，而是點出冷漠也是最殘忍的罪行之一種，并將此種沉痛放在歷史的長河之中，“那天，我沒有去追梁新。但是，我的目光一直跟隨著他。就像幾十年前的那天晚上，梁文道目睹著梅好走進了群英河一樣，就像張小英目睹著梁文道目睹梅好走進了群英河一樣，就像那個一直寄白信封的人目睹著張小英目睹著梁文道目睹著梅好走進了群英河一樣�！�

　　目睹，使這些人成為旁觀者，旁觀，使這些人見死不救。而在他人面臨生死危亡之時，這些目睹者沒有伸出援手。梅好(美好)，與其說是死于傷害與瘋癲，不如說是死于冷漠與無援。這種對于人性的反省，在近百年前魯迅先生的作品《藥》中我們看到過。如今，正是對這種冠之以“罪名”的冷漠的反省，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作家的轉型，或許正印證了魯迅曾在文章中提到的那句話——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而真愛的獲得，必然基于我們對于冷漠的摒棄。

　　笨拙的努力

　　喬 葉

　　歷史，是我們在寫作中繞不過的一種敘事背景，但如何面對、如何陳述、如何思考，不僅需要技巧，更需要智慧。中國人不太善于道歉、懺悔和反思，我在《認罪書》里力圖表達的，也是這三種。然而，我認為，最重要卻最容易被忽視的是第四種，即罪與贖罪。也正因了對第四種的執念，所以我寫了《認罪書》。因此《認罪書》和道歉有關，和懺悔有關，和反思有關，也因為道歉、懺悔和反思的人是如此之少，所以更和追究有關，和認罪有關。當有媒體問我：《認罪書》題記說要“認知，認證，認定，認領，認罰這些罪”，這“罪”在何處，如何救贖？我回答道——當然這樣的問題可以有更周詳的回答，但我還是愿意去做一個哪怕不周詳但卻有重點的一個回答——我最想讓小說里的人和小說外的人認的“罪”，也許就是他們面對自己身上的罪時所表現出來的否認、忘掉和推脫。如何救贖？只有一條路徑：誠實地面對自我，洗凈自我。

　　借用婚外戀的殼，《認罪書》的指向是從過去到當下的歷史進程中普通國民精神的深層肌理。不過，“文革”雖是重點，主人公金金卻并沒有處于“文革”現場，而是在當下敘述，這一方面是我作為寫作者的局限決定的。我并不曾親歷“文革”，所以進行現場敘述總是覺得膽怯。另一方面，從當下切入也是尋思很久的選擇。追根求源，也許是因為我對我們當下的很多問題與“文革”之間的淵源更感興趣�！拔母铩币呀涍h去，但對“文革”的反思不曾停止，如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韓敬群所言：“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對橫行與潛伏于歷史與我們內心中的罪與惡，更當如是。我曾經以為我們已經超越了從前，其實我們一步就可以回到從前�！闭�是因為對他們的話有很深的體認，所以我選擇了從當下角度切入。并由此上溯，為當下的這些問題回溯到“文革”這一支比較近的歷史源頭。

　　克羅齊有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睔v史和我們所處的當代一直有著非常密切的、活色生香的關系，作為寫作者，盡量深入準確地找到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并為之做出富有個性的表達和體現，這就是我在《認罪書》中所做的笨拙的努力。有評論家說我寫這本書用力過度，更有人戲言：“用摩托車的發動機去拉一個奔馳的車身�！奔毾胂�，這還真是我的脾氣。我喜歡寫大于自己的東西，總覺得這樣更有意思，因此注定了寧可用力過度，也不可能用力不夠——所以，笨就笨吧，寫作這條路上，我就守著我的笨過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