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實年代的“虛偽作品”(李雪)

　　■主持人的話

　　余華和蘇童的作品之所以引起廣泛的議論，除 了其作品展示了書寫當下中國現實的困境之外，也因為他們曾經的“先鋒作家”身份，雖然這一文化身份進入新世紀后已經面目模糊。李雪恰好從這一模糊點出發， 認為這些作家當下的困境其實已經根植于歷史之中，由此她指出《第七天》和《黃雀記》在“現實”與“文學”上的雙重失語，在于沒有真正地找到虛構與現實、人 物與歷史之間的內在性關聯。如何尋找到這種內在性關聯，是一個問題。

　　——特約主持人  楊慶祥

　　寫實年代的“虛偽作品”

　　□李  雪

　　2013年，余華、蘇童、馬原等作家相繼推出了自己的長篇小說，卻并沒有在質量上將當代長篇小說寫作推上一個高峰。我們由這些作品看到了作家向 現實靠攏的努力，他們用以現實事件直接入文、以時代信息側面調和的方式來碰觸“現實”。這種寫作上的調整一方面是因為近些年來對文學處理當下經驗的召喚， 另一方面則是作家的自我突圍。然而，種種努力和調整卻并沒有收到“好評如潮”的效果。為什么在這樣一個強調“寫實”的年代，這些飽受認可的作家向現實靠攏 的小說不那么令人滿意？分析這背后的原因遠比批評他們重要得多。

　　首先要做的是對所謂的“新潮小說”、“先鋒小說”進行檢討。今天我們再談“先鋒小說”可能是一個老話題，但“先鋒文學”的敘述方式、結構方式和 觀念確實已影響至今，尤其在當年的“先鋒作家”身上，這樣的一套模式甚至成為他們擺脫不掉的寫作慣性，依然影響著他們今天的寫作，也影響著“70后”、 “80后”作家的寫作。這種影響在今天最表象的結果便是，作家可以不去真正了解現實、感受當下，只需知道一些共識性的時代信息、某個事件，便可以通過虛構 以文學的形式來自圓其說，以敘述的手段、形式上的調整來掩蓋與現實的隔膜和思想的貧乏。

　　上世紀80年代，很多作家在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下學習、效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復制著西方20世紀文學(無論在形式、語言和哲學觀念上)。90 年代，余華提出的“現代主義技巧的寫實”并沒有對“拿來主義”進行有效的檢討，更沒有實現真正的寫實，因為90年代的書寫其實是將歷史與現實景觀化和寓言 化的寫作，是賦予人物和人物的生活以極強象征性的寫作。以《許三觀賣血記》為例，雖然余華在小說中提供給許三觀具體的存在時間和地點，并且賦予了他身份、 職業，許三觀卻依然是一個普遍的人、抽象的人、“世界性”的人，他代表的不是中國當代工人，而是世界上活著的一切受苦難的人，命運、受難等話題才是余華所 要探討的，而“文革”等歷史信息的滲入不過是余華的虛晃一槍，他所進行的終究不是歷史性寫作，而是超歷史寫作，是一種“虛偽”的寫實。那么，為什么《活 著》和《許三觀賣血記》讓我們讀著舒服，而《第七天》卻讓很多人不舒服？“先鋒”時期的訓練使余華獲得了兩個重要的方法，一是強調觀念寫作，在寫小說之前 他知道要表達什么思想和主題；第二是善于運用敘述技巧彌補故事的單調和思想的貧乏，所以《活著》是以福貴為中心，按時間順序來推進故事，并利用情節的重復 來結構故事，《許三觀賣血記》則將形式推向“極簡”，將“重復”利用到極致，這正是以形式來彌補寫實不足的策略。而到《第七天》的時候，余華想做到真正的 “寫實”，他首先增大了故事的含量，便出現了形式和觀念都無法控制故事的情況，他無法將這些當下的“中國故事”提煉出一個高明的主題，若是一個大而化之的 普適性主題則失去了書寫當下的初衷，同時他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敘述手段來承載所有的事件。這是余華寫作內部的困境，若是我們僅僅把作家處理現實的難度歸結 為“生活遠比小說好看”，將生活的太豐富、信息的大爆炸視為作家處理當下經驗的攔路虎，其實是放棄了對寫作本身進行檢視。

　　那是不是書寫當下就一定要回到19世紀的文學傳統上、回到現實主義的道路上？我覺得也不是，“帶有現代主義技巧的寫實”本身沒有問題，而是對待 現實的態度出現了問題。中國作家該如何讓寫現實的小說真正具有“現實感”？ 如何將當下經驗、“中國故事”文學化？如何賦予生活、事件以文學上的形式感，并且以文學來表達作家對此在的理解，這是目前文學界面臨的關鍵問題。

　　我們發現，大量打著“貼近現實”旗號的小說，其實并沒有給予我們“現實感”，只是一個佯裝召喚現實的手勢。蘇童的《黃雀記》的確是描寫香椿樹街 少年成長的小說，滲透了諸多時代信息，不必說明確切的時間，我們便可以通過背景描述了解到時代的變更，包括公關小姐、“大款”、特權階級、歌廳小姐這些具 有時代感的身份標識也都頻頻向讀者做出暗示，但出現時代標識、提及社會問題不代表小說具有“現實感”，不代表作者在努力理解和解釋時代。在《黃雀記》中， 蘇童迷戀的還是舊時的少年故事，敘述在一種懷舊的情緒中展開，人物的命運與性格成為推動故事發展的動力，而時代不過是被后置的風景。對現實的引入其實只是 蘇童動用的小技巧，一方面可以對“寫現實”的時代命題有所呼應，另一方面將具有年代感的信息寫進小說，恰恰能讓人在歲月無情中感嘆不已，從而將離我們比較 近的生活遠置，將其充分審美化。請注意蘇童這樣的觀察視角：“幾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在一座火柴盒式的工房陽臺上眺望橫亙于視線中的一條小街……”這是一種 視野狹窄、高高在上的審美式眺望，眺望不能發現，只能讓作家在虛構故鄉的時候欣賞自我的懷舊情緒。同樣，余華也對他所生活的城市持有這樣的態度：“我與這 座城市若即若離，我想看到它的時候，就打開窗戶，或者走上街頭；我不想看到它的時候，我就閉門不出�！睂Υ�城市的態度，可以折射出作家對待當下生活的態度 ——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便打開電腦、電視與報紙，不想看的時候就回歸往事與故鄉。這是一種對當下生活缺乏熱情的寫作，將現實審美化，或是通過媒介來了解現 實，這樣的態度和方式注定作家寫不了現實生活、觸及不到現實問題的核心，寫不出當下中國人最實在的隱痛。所以，這里的問題不是余華在80年代所強調的形式 的虛偽，而是態度的虛偽。

　　即使“正面強攻現實”，對“強攻”亦是有要求的，如余華一般以社會上的熱點事件來組織小說，如果處理失當便不是書寫當下的有效方式，除了“現實 感”的問題，還涉及到如何講述這些“中國故事”以使日常生活、社會事件成為文學意義上的小說，更涉及到如何通過故事來表達作者超越媒體、大眾話語的思考， 也就是說，小說不僅要讓讀者在讀的過程中感同身受，還要給讀者暗示超越日常經驗的另一種可能。在《第七天》中，我們首先看到事件的平鋪，缺乏巧妙的形式和 結構將這些紛亂的事件組合起來。在小說中，我們看不到余華個人對這些事件的理解，受難的情懷與拯救的溫情只有在審美意義和宗教意義上才能被理解，溫情調和 不了這些非�，F實的矛盾。這就表現出作家在思想上的無力和面對現實問題時的手足無措。無論寫歷史還是寫現實、寫社會還是寫個人，說到底都是作家個人的虛構 行為，關鍵看作為作家的個人是否可以超越個人經驗和個人情緒，而于歷史視閾中展開對此在的思考，是否可以寫出與時代和社會具有內在關聯性的人物，并且這種 內在的關聯性可以在小說中得到暗示。

　　目前很多小說要么缺乏對現實的虛構，要么缺乏文學性的對現實的建構，這不是真正的面對現實，而是在一個亟需以文學的方式來處理當下經驗的時代里 對現實的消費。與其強求一些不善寫實的作家完成任務，不如停下腳步回頭反思當代寫作，檢討文學中一直存在的問題。其實，當下經驗中占很大比重的是城市經 驗，許多“50后”、“60后”作家可能對城市存有隔膜感，無法真切地感受城市、理解城市，鄉村、小鎮、童年是他們最初也許也是最終的寫作資源和精神歸 處。相反，“70后”、“80后”作家對當下生活的反映更為敏銳、更有熱情，更能理解這個時代中人的惶恐、焦慮和煩躁，只是尚欠缺巧妙的形式來放置這些鮮 活的經驗，欠缺對隱藏在人物和故事背后的歷史秘密的洞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