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愛瓷器,卻對瓷的歷史并不深知;當人們說瓷器是中國的象征時,我總以為這大約只是一個意義上的轉喻。只有到最近,在閱讀胡平所著的一部關于瓷都景德鎮的厚重大書——《瓷上中國》(21世紀出版社出版)時才弄懂,原來china一詞,當C是大寫時,那是中國的意思;當C是小寫時,又成了瓷器的意思;更出人意料的是,作者在對景德鎮歷史深入考察時被告知,china其實最早來源于景德鎮的古名“昌南”。在這個獨一無二的詞上,瓷器、景德鎮(昌南)、中國,三者居然出現了戲劇性的疊加。也就是說,景德鎮是中國瓷器的代表,而瓷器又是中國的代表,于是中國、瓷器、景德鎮在特定的語境下,作為英語是可以互相置換的。這是多么微妙有趣的詞與義的巧合。
當然,這部書并沒有陷入對這些詞義的闡釋、推衍和玩味,而是跳出了詞義,大力描述了這三者在歷史時空中的深刻關聯。在我看來,《瓷上中國》雖然寫的只是一個景德鎮,卻將這一鎮置放在浩浩歷史長河和全球化的大視野下,以小見大,多角度、多層面、多維度地展現了景德鎮瓷——實乃中國瓷文化的輝煌與深湛,同時提出了不少新問題,思考著瓷文化在今日世界文化格局中繼續發展的巨大潛能,猶如呼喚著鳳凰涅槃般的新生命的誕生。
此書有幾大特色。首先,作者令人信服地解析了景瓷何以彪炳于世,何以興盛于景德鎮(昌南),又何以成為聞名于世的“瓷都”之秘密,解讀了為什么當年北方諸窯在戰火烈焰中相繼衰落,而景德鎮卻能橫空出世的緣由。誠然,昌南“水土宜陶”,水是昌江水,土是具有良好可塑性的“高嶺土”,這是極重要的天然資源和先決條件。然而,往后發展,比這更重要的是,這里有一條深長的文脈,因而氣場充盈,生命力飽滿。說到底,景瓷業的壯大是因為它在文化上有一種海納百川的胸襟,它集“各家之長,成一家之法”,它能集南北汝、官、鈞、定、哥五大名窯之大成而最終秀出于林。李約瑟說,景德鎮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工業城市”。這評價不低。當年景德鎮真是盛況空前,全城無人不與瓷發生關系,而“四方工匠,挾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趨之若騖”。 我們知道,景德鎮的得名,是宋真宗將他的年號“景德”直接賜予其地,可見鐘愛之忱,心儀之深。景德鎮之成為中國無可爭議的“瓷都”,景瓷之“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對中國自古以來的經貿與文化交流作出了偉大貢獻,絕不僅只是其規模之大,而自有其文化上的博大胸懷與開放精神?、雍、乾三代曾是中國瓷藝史的黃金年代,如果說宋代使景德鎮由一個亦耕亦陶、踩著泥巴和牛糞的小鎮,變成了一座匠心獨運、匠氣飛揚的工藝城市,那么有清一代則讓景德鎮實現了第二次轉型,成就了一座俊采星馳、人神共驚的世所罕見的工藝之都。
此書的最大亮點還在于,作者通過對陶瓷藝術精神的妙悟和挖掘,力圖寫出景瓷如何從實用走向審美,從世俗走向精英,從“器”走向“道”,從形而下走向形而上,從而很好地解讀了蘊藏在陶瓷中的深刻的文化內涵。中國陶瓷之享譽世界,其源蓋在于其文化之美。誠然,陶瓷原本只是生活用品,是一種容器,一個實用之物,但在漫漫歷史中,在中國瓷器身上,無論制作工藝還是圖畫構思,無論保留了實用還是脫離了實用,它們都積淀了中華民族的審美意識、民族精神以及觀念化的想象,將之一代代地凝結于瓷器之上。它有火的剛烈、水的優雅、土的敦厚,傳遞著我們民族的天地觀、人生觀、宗教觀和陰陽五行觀。與其說瓷是中國的象征,不如說瓷是中國文化的象征更確切些。瓷不再只是有限的實用物,而是把人化的內容,把權力、祭祀、戰爭、自然百態、生活信仰、日常世俗、宗教精神一古腦兒地燒制于器皿之上;這是人間關系的折射,也是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當我們欣賞著元“釉里紅”、明宣德蟋蟀罐、明成化雞缸杯、清乾隆百鹿尊等著名器物的時候,當我們觀賞著秀麗的“青花”、繽紛的“彩繪”、斑斕的“色釉”、剔透的“薄胎”的時候,當我們默誦著“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罄”的口訣的時候,怎不被其千姿百態、儀態萬方的偉大藝術所征服,怎不感到萬分的驚嘆。
這本書的另一特點也非常突出,那就是它在展現景瓷藝術美不勝收的過程中,一刻也沒有忘記主體——人,在古今藝術創造中的核心地位。作者能夠打通人與人、古與今、人與物、人與瓷之間的內在精神聯系。作者是主動地而非被動地,是內在地而非外在地描寫他筆下的眾多陶瓷藝術家們。這一件件精美絕倫的瓷器,是經過自古至今無數大師們的捏塑雕鏤,經過無數遍的烈火熔煉,才成為了有生命、有靈魂的器物的;在這些器物背后,映現著的正是那些自古及今的無數民間工藝大師們的腦髓血汗、高妙才情和獻身工藝的高貴精神。這本書寫了多達幾十個與瓷有關的巨匠、政治家、企業家、商賈、國際人士、發明家等等。瓷的歷史其實就是活生生的人的歷史。燒瓷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作者一再說“瓷在中國的命運,大抵就是中華民族的命運”,不知是作者自己的感慨,還是出于什么人的哲言。證之于歷史,這話大體上是對的。瓷器業盛時,國運大抵也興盛;瓷衰落了,國家也衰落,甚至衰敗到了國破家亡、割地賠款的窮途末路。但是,瓷有它自己的發展軌跡和規律,并不完全與經濟政治的發展始終同步。正如書的序言作者朱虹所言,作為農耕文明時代登峰造極的景德鎮制瓷業,面對現代化轉型和全球化浪潮,遭遇到了挑戰,甚至陷入了低谷;如何不再停留于“逝去的輝煌”,如何重振瓷都之雄風,是一個大課題。許多可喜的征兆已經呈現,景德鎮仍然受到全球藝術家的尊重和青睞;毫無疑問,煥發新機的景德鎮必將在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提升文化自覺、增強文化自信上作出卓越的貢獻。








